石阡會議中拍桌子的是賀龍還是任弼時

“在石阡會議上，到底是誰拍的桌子？是賀龍？還是任弼時？”這成了后來軍內津津樂道的一個小插曲。要想弄明白，就得從便水戰役說起。

1935年底，紅二、紅六軍團在貴州山區一帶與國軍展開激烈拼殺。便水河畔，紅六軍團奉命牽制敵人，結果卻沒有通知紅二軍團就悄悄撤退。紅二軍團的賀龍總指揮當時聽不到旁邊的槍聲，只看前頭的敵人越來越多，心里咯噔一下：完了，這次真要被圍死了。

他派了個偵察班去探路。好一會兒，偵察班風塵仆仆趕回來說：紅六軍團下午就走了，現在咱們面前的敵人至少五倍！后來根據檔案統計，其實敵人是十倍！關向應一聽，急得直跺腳：“老總，咱們得趕緊逃，不然要全軍覆沒！” 賀龍皺著眉頭說：“不行，敵人太多，咱們拋下陣地就像自投羅網，還是穩住，分批、有序地撤退。” 夜色降臨，天再黑也要走，紅二軍團在賀龍、關向應的指揮下，一隊緊接一隊，槍聲稀疏地掩護撤退。到拂曉，大家安全進入山林。賀龍帶著滿腹怒火撤到后方，可他不好當眾發牢騷，免得影響士氣。

紅六軍團回營后，倒也給紅二軍團補了不少課。任弼時同志從后方趕到，先給夏曦肅反擴大化摘了帽子，又帶來了中央最新指示，把幾個能吆喝部隊的政治主官一把手配給紅二軍團，政治工作立馬就上了新臺階。前面寫便水時沒提他，是因為他沒到前線指揮，可事后他了解情況后，氣得不得了：紅六軍團怎么能私自撤？不通氣就是不負責！

1936年1月19日，紅二、紅六軍團主要領導在石阡一個破舊的天主教堂里開會，史稱“石阡會議”。會議議題很簡單：先總結便水戰役，再定下一步路子。任弼時同志那會兒已經被稱作“黨內老媽媽”“黨內駱駝”，老成持重、有耐心，可原則性也強。聽到紅六軍團自作主張撤退，任弼時當場臉都僵了。

會場寂靜了幾秒，任弼時一拍桌子，聲音“咣”地響起：“不管敵人多強，行動指令必須統一，誰都不能私自變更！” 有人小聲嘀咕：“這聲音，像雷劈。”

王震同志站起身，垂下頭：“我當時提議紅六私退，敵人確實太猛，打下去會有更大損失；至于沒告訴二軍團，那是我們工作失誤。” 蕭克將軍也說了幾句：“指令下達不完善，一時難免馬虎。” 賀龍看氣氛凝重，也站起來拍了兩下桌子：“同志們，組織紀律不可破，紅軍要打就打好，打不了就有條不紊撤，但任何情況都得報告總部，明白？”他話又緩了口氣，“不過同志們別灰心，這次撤得漂亮，死傷最少，也算幸運。”

會議很快轉入下一步部署。紅二、紅六要向黔西北方向發展，那里中央紅軍曾打土豪、分田地、建蘇維埃，留下不少群眾基礎。于是，兩路大軍一齊出發。

一路小心翼翼穿山越嶺，卻出奇地順利。前人撒下的革命“種子”已經發芽，村里大戶紛紛投來支持，地方干部帶路、百姓給糧。就這樣，紅軍沒怎么減員，反而一路擴充了編制。

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到達畢節。駐扎下后，開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蘇維埃政府。一次，幾個連的紅軍去一座大戶人家，“砰”地推開院門卻見，門里沒個慌張人，老人還在廳里安靜等候。更奇怪的是，他書房里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王震和夏曦前去探訪，對方自我介紹是周素園。老人年近古稀，滿清秀才出身，卻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迷惘中接觸馬列主義，一輩子都在摸索光明。一見面，他就說：“你們要不要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我愿負責組織動員。”黨組織一研究，就加入了。他不僅出任司令，還組織當地子弟報名參軍。

3月29日清晨，紅二、紅六軍團接到朱德、張國燾聯合署名電報：向西北前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要走了，賀龍專門和周素園老人話別。誰知老人斷然要求：“我快60了，死也要死在紅軍隊伍里，不要送我走！”賀龍看他那股勁，笑著說：“好，我就拿十八個人抬，也要把你抬著走長征。”

紅軍就這么讓他跟隊，老人一路上和戰士們一起煮飯、挑擔、唱山歌，干活不比小伙子少。經九個月、萬里行軍，到1936年11月9日，終于在甘肅會寧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周素園老人后在《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紀念—我所認識的一個環節》里，寫下了長征的親身經歷。

這次“石阡會議”究竟有什么意義？有人說，任弼時一拍桌子，就是要告訴大家，組織紀律高于一切；有人說，正是因為有了這次批評和自我檢討，才讓紅軍各路人馬在長征路上更團結、更聽指揮。再看周素園老人，他證明了革命不是城里人的專利，深扎群眾、延安根才更牢。

便水戰役的教訓、石阡會議的紀律、畢節的群眾基礎，加上會寧的勝利會師，成就了紅軍長征西路的完整圖景。他們用實際行動告訴后來者：沒有鐵的紀律，沒有群眾基礎，也就沒有那九個月的萬里征程。這段歷史，還在后人心里留下兩條線索——紀律的威力與群眾的力量。

信息來源：《紅軍長征記實》；《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紀念—我所認識的一個環節》；中央檔案館《紅二、六軍團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