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和副隊長成了忘年交，沒想到他是省里下放的高干

我是揚州知青，1968年11月上旬來到了距離市區二十多里路遠的石橋公社，我們四名同學被分派在劉家莊大隊第七生產小隊，孫隊長臨時安排我們四個人暫住在隊里的牛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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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隊牛棚的東廂房里住著一位中年大叔，孫隊長稱呼他老王，社員們稱呼他王副隊長，我們四名揚州知青稱呼他王伯伯。

經過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王伯伯雖然住在牛棚，但他不負責喂牛，只負責夜間打更。喂牛的飼養員有兩個人，一個是孫隊長的大哥，五十多歲的年紀，是個光棍，王伯伯稱呼他老哥，我們稱呼他孫老伯。另一位飼養員也是五十多歲的老伯，姓唐，是個跛腳，聽說唐大伯是大煉鋼鐵那年從高爐上摔下致殘的，從那以后就成了隊里的飼養員，隊里一天給他記十分工。都干一樣的活，唐大伯一天比孫大伯多掙三分工，算是隊里對他當年負傷的照顧。

每天晚飯后，在牛棚打更的王伯伯都到我們四名男知青居住的房間來坐一會，問我們揚州的一些情況，還問我們在學校時的學習情況。王伯伯看我們的意志很消沉，就鼓勵我們：“下鄉的生活是很苦，可鄉下真能鍛煉人。像你們這些在城里長大的孩子，連五谷都不分，只會吃糧不會種糧，這樣可不行，你們必須扛起鋤頭能種地，舉起錘頭能做工，拿起筆來能寫文章，這樣才能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一個在牛棚打更的農民伯伯能講出這樣的話來，我們很驚詫，真不明白，這些大道理他是從哪聽來的。

鄉下的冬季雖然是農閑時節，可那個冬季我們都沒閑著。等我們安頓好了，孫隊長就安排我們跟著鄉親們一起出工勞動了，水田的田埂要加固，牛圈的牛糞要挖出來挑到場院，還要挑土墊圈，幫著飼養員鍘草料。旱田的越冬小麥要追肥，田間的道路也要拓寬墊平，反正是天天都有干不完的農活。勞動一天回到住處，累的我們連飯都不想吃。

王伯伯勞動時一個頂倆，回來自己燒飯，還要幫教我們知青學習燒飯，看他像鐵人一樣一點都不知疲倦，我們挺佩服他的。王伯伯會腌咸菜，腌的咸菜很好吃，經常送給我們一些。有時煮了咸豆子（黃豆），也端給我們半碗，我們都很感激王伯伯。

第二年春天，王伯伯在隊里場院周邊開墾了荒地，栽了辣椒、茄子和黃瓜，種了菠菜韭菜。看王大伯開荒種了這么多菜，孫隊長有點擔心，就對他說：“老王，要是公社工作組來割尾巴，會不會有麻煩？”“麻煩個球，這地方能長草憑什么不能種菜？有啥麻煩我擔著，我倒要看看他們怎樣割我的尾巴。”王大伯眼睛瞪得老大，弄的孫隊長怪尷尬的。他看孫隊長不吱聲了，怕他生氣，又笑著說：“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可我開點荒地種點菜，也不算違法吧。”王伯伯說完，咧著大嘴笑了笑。

真是怕什么就來什么，王伯伯種的茄子辣椒開花的時候，公社干部下鄉檢查生產隊的生產情況，正好路過王伯伯的那片菜地，一位穿白襯衫戴眼鏡的干部就問孫隊長：“你們搞得啥名堂？誰讓你們開荒種菜的？全都鏟掉！”

孫隊長回頭看了看身后的王伯伯，王伯伯正要說話，孫隊長趕忙說：“這是揚州那幾個知青弄的，我們也不好說什么。”“知青也不允許，難道他們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啊？趕緊鏟掉！”那位公社干部厲聲說道。

幾名年輕干部趕緊撐住自行車，來到菜地就要拔菜。王伯伯看他們真動手，這下急眼了，大聲吼道：“別拿大帽子嚇唬人，揚州知青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來鍛煉革命意志的，幾個孩子就是想吃點菜，跟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什么關系。”“老王，我知道你跟地委胡書記是至交，可胡書記靠邊站了，你也是下放到這勞動鍛煉的，說話能不能注意一點，別那么大的火氣好不好。”那位戴眼鏡的干部冷嘲熱諷地說道。

看王伯伯還要說話，孫隊長拽了他一下，王伯伯就沒吱聲。公社干部沒拔王伯伯種的菜，也沒在我們生產隊吃午飯，騎上自行車揚長而去。

那時我們才知道，王伯伯是省城下放的干部，是來劉家莊勞動鍛煉體驗生活的。

過了不久，隊里在場院北邊給我們知青蓋了三間磚瓦房，建房費用是縣里撥下來的。那三間房子成了我們四名知青臨時的家，中間房子燒飯，兩邊房子住人，兩人一間房，居住條件還是蠻不錯的。

我們搬到新住處后，王伯伯給我們送來了十只小雞，是他自掏腰包給我們買的，還給我們買了一頭小豬和一只小羊，王伯伯說養豬喂雞能鍛煉我們生活自理能力，到時有雞蛋吃有豬肉吃，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王伯伯種的菜，也基本都給我們知青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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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家莊插隊落戶的日子里，王伯伯給予了我們很多關愛和照顧，手把手教會了我們插秧割稻，教會了我們耕耙播種，教會了我們種菜養豬，給我們講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告訴我們做人要正直善良，要有骨氣有主見，不能隨波逐流。王伯伯就像我們的人生導師，給我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我們真正受到了教育。

記得是1974年秋天，公社干部又到我們劉莊指導秋收生產，看到我們知青屋周邊的那幾塊菜地，菜地邊都插著知青試驗田的木牌，那位戴眼鏡的公社干部就很不高興，說我們知青出風頭出洋相。他看我們院子里有兩只羊還有一頭一百多斤的肥豬和滿院子雞鴨，他說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非要割我們的資本主義尾巴。

王伯伯聞訊趕來，把鋤頭往院子里一扔，大聲說：“城里知青是來鍛煉的，他們自食其力有什么不好？搞一下實驗有什么錯？學習一下種菜養豬的方法有什么不好？幾個孩子能走什么資本主義道路？”“老王，我知道你以前是省里的干部，可現如今是下放到這勞動鍛煉的，你已經靠邊站了。”那位公社干部陰陽怪氣地說道。王伯伯沒生氣，他很嚴肅地說：“是啊，今天我靠邊站了，說不定你明天也靠邊站。不管靠不靠邊站，你只要為難城里的孩子，我就不高興。”

過了不幾天，地委的吉普車開到了劉莊，王伯伯提著提包坐上了吉普車，他沒跟我們打招呼就坐車走了。王伯伯這一去就是一個多月，一點消息都沒有，就連孫隊長和大隊書記都不知王伯伯去了哪里。

大約一個半月后，王伯伯提著那個黃帆布提包又回到了劉家莊，還是住在牛棚的那間廂房里。第二天上午，公社干部又來到劉家莊，他們是來看望王伯伯的。公社里的干部我們基本都認識，那個戴眼鏡的干部卻不見了。

后來王伯伯告訴我們，那個戴眼鏡的干部是地委下放到公社鍛煉的干部，他調回地委了，在接受審查和自我反省。

一晃就到了1976年夏天，在劉家莊七隊插隊落戶的其他三名知青都招工回市里了，我因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遲遲沒能招工回城。知青屋就剩下我一個人了，王伯伯也搬到了知青屋來和我一起居住，他住西屋，我住東屋，我倆一個鍋里攪飯勺，基本都是王伯伯做飯，我只打下手，負責挑水燒火，刷鍋洗碗。

每天晚飯后，我倆先下三盤象棋，然后各自看書學習，我復習初中課程，自學高中課程，王伯伯經常看《毛選》，看《資治通鑒》，看《馬列》，也看一些歷史書籍，王伯伯一個提包里全是書，有的書籍當時市面上很難見到。有時我倆也會一起吹牛，王伯伯說要論吹牛，我的水平差遠了。當年因為吹牛出了名，許司令員送給了他一瓶茅臺酒。

就這樣，我和王伯伯成了忘年交，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1977年初秋的一天中午，我們剛收工回到知青屋，只見院子里站著兩個人，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大媽，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子。那個女子看到王伯伯，一下子撲到他懷里，嗚嗚哭了起來。戴眼鏡的大媽哽咽著說：“老王，你受苦了。以前我做得不好，請原諒！組織上已經恢復了你的工作，我也恢復了工作……”

那天下午王伯伯沒出工勞動，等我收工回來，豐盛的飯菜擺了滿滿一桌子，我本不想和他們一起吃晚飯，王伯伯卻生氣地說：“不懂事了吧，這頓晚飯是咱爺倆的散伙飯，明天我就回南京了，我家屬和我小女兒是專程來接我的。一起吃頓飯，也好認識一下我的家屬和我小女兒，只可惜我小女兒已經結婚了，不然的話，我非招你做女婿不可。”

第二天剛吃過早飯，一輛吉普車就停在了知青屋的院門口，王伯伯的除了那一提包書，并沒有多少行李，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都送給了我，鋪蓋和那個小收音機送給了飼養員孫老伯，他只帶了幾件衣服和那個帶蓋的大茶缸。分別時，王伯伯給我留了他的通信地址和電話號碼，還送給我兩本書。緊握住我的手說：“立軍，記住我跟你說的話，做人要誠，要正直善良有底線。做事要穩，要認真務實講原則……”

揮手和王伯伯道別，目送他們一家乘坐的吉普車消失在土路的盡頭，我的淚水不知不覺地模糊了雙眼。

恢復高考后，我考上了江蘇農學院，總算離開了插隊落戶生活了十年的劉家莊，踏進了高校的大門。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農委工作，后來調到教育部門任職。我一直謹記著王伯伯對我說的話，誠信做人，善良為本。做事認真務實，從不敷衍。王伯伯的教誨，我受益良多。

1984年初冬，我在環衛所門口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個人就是當年那個戴眼鏡的公社干部，他當時在環衛所工作，是負責垃圾清運的調度。

1993年春天，我去南京開會，突然想起我的老朋友王伯伯，只可惜當時王伯伯留給我的通信地址和電話號碼都弄丟了，我到相關部門打聽王伯伯的消息，知青人士說王伯伯早就退休了，讓我去省委干休所打聽一下。因為著急回揚州，我也就沒再打聽王伯伯的消息。分別后，我再也沒見過王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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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揚州知青下鄉插隊五十七周年紀念日，我突然又想起了我的忘年交王伯伯。我知道王伯伯二十一年前就去世了，今天寫這篇文章，就算是對王伯伯的懷念和追憶吧。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懷念曾經逝去的歲月，特別是下鄉插隊的那段知青生活經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的，還有我的忘年交王伯伯。敬愛的我伯伯，我們永遠懷念您！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徐立軍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