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書|手握法典，電腦在旁，模擬世界——《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視角下的反思》

THE GLOBALIZ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視角下的反思

作者：[美]布萊恩特?加斯，

[美]格雷戈里?沙弗 編著

譯者：嚴文君 譯

ISBN：978-7-5764-2102-6

定價：120.00 元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5年4月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原書編者：布萊恩特·加斯（Bryant Garth）、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本書結合了兩個理論視角來探討跨國法律秩序形成的過程。通過結合這兩種理論視角，本書評估了驅動跨國法律“共識”形成的因素，即何為“良好的”與“現代的”法律教育，同時考察了法律職業內持久的國家競爭如何破壞這種“共識”的。這種發生在跨國和本土結構中的兩種進程相互交織，影響了全球和地方的法律教育改革。

作譯者簡介

布萊恩特·加斯（Bryant Garth）

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法學院杰出的法學榮譽退休教授，在法律職業、全球化和爭端解決領域造詣深厚。他履歷豐富，曾先后擔任美國西南法學院、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法學院院長以及美國律師基金會主任。Garth教授的學術成果斐然，專注于法律職業、法律社會學和全球化研究。他與Yves Dezalay合著的兩部書籍榮獲法律與社會協會頒發的Herbert Jacobs獎。此外，他還擔任《法律教育雜志》（the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的聯合編輯，參與 “After the J.D.” 項目，并主持法學院學生參與度調查咨詢委員會。在眾多學術期刊上，都能看到他發表的研究成果，他也經常在學術會議中擔任重要角色，是法律教育領域極具影響力的學者。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Scott K. Ginsburg國際法教授，在國際法領域成就卓越。他曾擔任美國國際法學會主席，是全球知名的法律與全球化專家，尤其擅長國際貿易法。沙弗教授學術成果豐碩，出版12部著作，發表超百篇文章和書籍章節，其研究常被引用。他的作品跨學科，涵蓋跨國法律秩序、法律現實主義等多領域話題。《新興大國與世界貿易體系：國際經濟法的過去與未來》榮獲國際研究協會獎項，還曾獲約翰?杰克遜紀念獎。他獲得多項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獎，在多所知名院校擔任訪問學者，在約30個國家開展講座。此外，他還活躍于多個學術期刊編輯和顧問委員會。

嚴文君

外交學院國際法系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曾為2024年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2017年英國牛津大學沃夫森學院和2012年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的訪問學者。現任中國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中國宇航學會航天政策與法律專委會委員、酒泉國際仲裁院仲裁員、《中國國際法學刊》編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國際公法基本理論、國際爭端解決、國際組織法、國際人道法和外空法。在SSCI和CSSCI等期刊中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主權債務違約的國家豁免問題研究》1部，參編2部。前后撰寫11篇資政報告為有關部門采納或批示，其中3篇得到省部級以上領導批示。

前 言

中文版序言一

我的職業生涯處于全球化時代，一直在從事教學工作。我在美國授課，美國已成為全球法律教育的核心樞紐。在美國，我教導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其中有許多來自中國的優秀學生。我也曾前往中國，在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學。而此刻，我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歐洲大學研究院撰寫這篇序言，最近我在這里結識了來訪的中國教授，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是領軍人物，包括楊國華教授、葉斌博士和胡建國博士。由此可見，我的經歷正是法律教育全球化的一個縮影。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嚴文君將本書翻譯成了中文，我對此深表感激。

本書是我與布萊恩特·加斯（Bryant Garth）教授合作的成果，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他是一位重要的導師。本書融合了我們二人研究全球化與法律的不同方法：我關注跨國法律秩序的構建過程，而他則側重法律職業的社會學研究。這次合作成果豐碩，希望本書的中文版也能讓中國讀者有所收獲。我們十分感謝本書的重要撰稿人，他們從多個國家的視角探討了法律教育的全球化。

在撰寫和編輯本書的過程中，加斯教授和我都參與了與中國相關的研究項目。加斯教授與他的長期合作伙伴伊夫·德扎萊（Yves Dezalay）在《法律：再生產與革命：一部相互關聯的歷史》一書中涉及了中國相關內容，其中有關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章節。我則與高亨利教授（Henry Gao）合作開展了一系列研究，探討中國如何融入國際貿易和經濟法律秩序，這也促使我撰寫了《新興大國與世界貿易體系：國際經濟法的過去與未來》一書。

中國在法律和法律教育領域投入巨大。這些投入改變了中國的教育，在中國國內產生了重要影響。反過來，它們也讓中國以及中國律師在全球跨國法律秩序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國學生持續出國留學，同時大量外國學生來到中國。這些國內和跨國的法律教育進程非常值得研究。本書為如何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范例。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

于喬治城大學法學院

中文版序言二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和我感謝嚴文君將我們的《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視角下的反思》一書翻譯成中文，并促成其在中國出版。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引起中國法律界和社會科學界的興趣。這篇中文版序言將較為簡短。沙弗教授和我在本書第一章撰寫了一篇篇幅較長的引言，該引言旨在將書中各章節置于更宏觀的歷史、法律和社會科學框架之中。它概述了我們撰寫本書想要達成的目標，我在此就不再重復其中內容。不過，我很高興能寫這篇簡短的序言，專門向中國讀者介紹本書。

本書名為“法律教育全球化”，然而或許令人驚訝的是，書中大部分章節探討的是一種特定的法律全球化進程：即美國法學院法律教育模式的輸出與輸入，這些模式包括案例教學法、跨學科法律學術研究、診所式法律教育，以及法學院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緊密聯系。與此相關的是，許多追求“全球化”的法學院都在教授 “跨國” 法律，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法、國際商法和國際商事仲裁法、全球環境法，以及包括國際刑法和國際人權法在內的國際法。法學院全球化運動中還涉及眾多的跨國法庭，它們大多是冷戰結束后設立的。隨著冷戰后美國實力和理念的興起，這些跨國法庭和法律變得愈發重要。因此，本書的多個章節（尤其是第十二、十三、十四章）都對跨國法庭和法律展開了討論。

本書副標題為 “批判視角下的反思”，因為我們旨在批判性地解釋和理解，為何及如何在1990年后的時期，冷戰后美國的霸權轉化為一場全球法律教育改革運動。美國憑借其影響力推行符合本國利益的貿易、投資和經濟政策并使之合法化。這一全球變革進程促進了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同時也使得大型律師事務所在全球范圍內擴張。自19世紀末以來，這些大型律師事務所與美國法學院，尤其是以哈佛大學法學院為代表的頂尖法學院密切合作，在美國的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過去三四十年間，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新一代法律專業學生都渴望進入大型跨國律師事務所或其在當地的分支機構工作。因此，法律教育全球化與知名大型律師事務所和法學院的擴張緊密相連，實際上，這些法學院主要是為了培養學生進入這些律師事務所（當然也為其他跨國機構輸送人才）。

然而，必須認識到，這種法律教育與實踐的全球化既有全球層面的根源，也有本土層面的根源。例如，以亞洲學生為主的世界各地學生前往美國（以及澳大利亞、英國等其他國家）學習法律（以及商業、經濟等相關學科），他們往往帶著專業知識和法學學位回到本國，并將其投入當地律師事務所、法律學術研究以及法律教育的改革之中。與此同時，冷戰后的美國終于能夠利用福特基金會等長期以來的慈善投資，將美國的法律教育模式推廣到國外。因此，法律教育全球化的結果并非源于美國法律教育與實踐模式的優越性，而是特定時期美國全球霸權的體現。

這并不是說每個國家都在模仿美國，而且即便是所謂的模仿，也更多地帶有本土特色而非全球共性。但世界上相當一部分國家在進行法律教育改革時，主要參照的還是美國法學院。對于見多識廣的律師和學者而言，美國的做法似乎更“現代”，理應被傳授、模仿并推廣到全球，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盡管美國的霸權地位近來有所衰落，但這些模式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數個世紀以來，與全球權力相關的類似現象一直在上演，無論是殖民統治、帝國霸權，還是沒有正式殖民或帝國架構的霸權。羅馬帝國就是歐洲的一個典型例子，它推動了法律職業的發展，這種發展從中世紀的博洛尼亞開始。羅馬法律傳統在歐洲大陸和英國演變后，通過歐洲的殖民主義和帝國勢力傳播到世界各地，即便在這些帝國衰落之后，其影響至今仍在各大洲延續。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全球權力的轉移將影響法律或其他治理形式在全球和各國所發揮的作用，但以往全球強國的影響依然會存在。

全球權力關系的多變性意味著，我們這本書聚焦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法律以及教育和實踐中的法律模式尤為顯著。此外，現代技術使得變革能夠迅速發生。在當今這個動蕩的時代，變革可能會再次迅速降臨。

中國并非本書的主要關注點，但鑒于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書中必然在多處有所提及。許多章節探討了中國的法律和法律教育發展情況，包括那些對中國及其他國家都產生影響的進程。其中有一章（第十章）聚焦于中國深圳一所新建的研究生法學院——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的創立。該學院旨在融合美國法律、中國法律和跨國法律，其畢業生主要在企業法務部門和律師事務所任職，以融入全球經濟。這一章由該學院的前院長菲利普·麥克康納赫（Philip J.McConnaughay）和副院長科琳·圖米（Colleen B.Toomey）共同撰寫。另一章（第十一章）關注紐約大學吸引本校法學院學生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海和巴黎的紐約大學校區留學的舉措，但赴美留學的學生數量遠超美國外出留學的學生數量。

第二章詳細闡述了福特基金會是如何按照美國模式成為全球法律教育改革推動者的，該基金會在推動將診所式教育納入中國法律教育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章由羅恩·列維（Ron Levi）、羅妮特·迪諾維策（Ronit Dinovitzer）和王溫迪（Wendy H.Wong）撰寫。維羅妮卡·泰勒（Veronica L.Taylor）在第六章中也探討了在全球化影響下，律師在特定時期如何更多地參與政策制定，其中也涉及中國的情況。澳大利亞的安西婭·羅伯茨（Anthea Roberts）撰寫了第十四章，該章對比了多個國家國際法的教學方式和授課人員，指出在國際法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美國與中國的情況可能比與法國或俄羅斯更為相近，后兩者在國際法領域相對封閉。這一章還將留學生流向與國際法的發展聯系起來。最后一章由卡羅爾·西爾弗（Carole Silver）和斯維莎·巴拉克里什南（Swethaa S.Ballakrishnen）撰寫，描繪了那些在本國接受法律教育后赴美攻讀法學學位的學生的經歷，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學生以及亞洲學生。該章探究了學生赴美留學的原因以及他們從這段經歷中獲得了什么，不同國家的學生情況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中國參與了法律教育全球化進程，當然，參與程度在不斷變化，并且與中國國內的重大事件和主流觀念密切相關。中國以及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在不同時期也曾借鑒其他國家的教育和學術實踐，如德國（日本也借鑒了德國的經驗）和蘇聯。本書還探討了非洲（第三章，尤其是第四章的南非）、拉丁美洲（第七章，尤其是第八章的巴西 ）以及包括印度（第五章）和不丹（第九章）等其他地區在法律教育全球化方面不同但又相關的經歷。

直到1990年冷戰結束后很久，才出現關于法律教育全球化的討論。此前，大多數有關這一現象的文獻都片面地推崇以美國為模板的現代化模式。我們從批判性和社會學角度進行的這項研究，旨在將那一時期和該模式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并結合不斷變化的全球態勢進行分析，尤其是1990年后美國霸權時期的情況。

布萊恩特·加斯（Bryant G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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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我翻譯這本書的機緣是2024年我在喬治城大學法學院訪學時，選修了沙弗（Shaffer）教授的《跨國法》（Transnational law）這門課。沙弗教授對待國際法的態度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他經常會在課堂中引用和比較其他國家的國際法觀點來討論問題，旁征博引，豐富而多元。而作為一名教師，他又深諳教育之道。因此，在讀到他這本《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視角下的反思》時，我便十分有興趣。我博士畢業后，從事法律教育已逾十載，在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之余也時常會去思考法律教育的實質是什么，我們需要培養什么樣的法律人才，以及我國法律教育在世界上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這本書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一批杰出的美國法律教育者（其中不乏國際法學者）對美國自身以及全球法律教育的思考，而這些，對我們轉換性地站在中國視角去思考同樣的問題，是很有益的。

中美法律教育雖然有巨大的差異，但其背后的核心邏輯以及重要影響因素可能有相通之處。比如我們同樣有著獨特的法律教育環境、同樣需要把法治建設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同樣需要大量訓練有素的法律人才、同樣有著不可估量的海外法律服務需求等。就目前來看，中國每年有大批學生前往美國留學，接受美國法律教育，有相當比例會回國為祖國服務。中美法律教育的這種緊密聯系不容忽視。因此，對我國法律教育體系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和批判，并將其置于更宏大的世界敘事背景下進行思考自身定位和未來發展，無論對從事教學科研具體工作的法律教育者，還是制定法律教育戰略或政策的政府公務員，抑或是接受法律教育的法學生，乃至于任何可能對法律教育施加影響的更為廣大的社會群體來說，都是有益的。

對于這本書，我是先讀后譯的。作為讀者，這本書給我帶來了一些不一樣的感悟。推薦書，就如上菜。這里我先分享自己的感悟，就如同上菜前的介紹，做一些推薦者的功夫。具體食味就留待食客自行品嘗了。

其一，對待法律教育的全球化眼光和胸襟。全球化不僅帶來了生產、消費、服務等諸多方面的全球流動，也讓法律教育具備了全球化特征。各國的法律教育固然是植根于各自特殊的地方化土壤，各具特點，但我們不應忽略地方法律教育與全球法律教育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現在越來越多的法律人才具有跨國法律教育背景，他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和實務工作方式都不可避免地體現出多元法律文化的烙印。在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尋求接受多元化的法律教育，而無論其最終是服務于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在現實當中，各國的法律教育也在相互影響，甚至會帶來法律文化的相互交融。我們對法律教育展開研究時，如果忽略這種現實情況和需求，可能很難對自身法律教育的定位和未來發展做出準確的判斷，找到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甚至可能錯過法律教育改革的歷史機遇。

其二，注意到法律教育與諸多影響因素之間的聯系。法律教育從來不是養育在玻璃瓶中的花朵，它植根于大地，伸向天空，是特定社會生態中的重要環節。因此，法律教育決不會是封閉的，它需要與社會、與世界融通；也不應是模式化發展，它不可能超脫于其所植根的那片土壤，變成空中樓閣而毫無益處。在這本書里，學者們通過對各國法律教育的對比研究，汲取其本地化的教育經驗，為我們展現了不同法律教育體系的特點。我們不難發現，地方化的法律教育會受到諸如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宗教、發展愿景，甚至是外來力量介入的影響。從法律教育的主體來看，這些影響也是多維的。比如教授們的教育背景和思維方式，會逐步塑造現實中的法律教育模式；而學生不斷變化的成長需求，也會推動法律教育方向的轉變。注意到這些影響，并對其與法律教育之間的聯系展開科學研究，可以避免我們只把眼光放在法律教育本身去閉門造車，從而打開法律教育革新的思維和眼界。

其三，批判與自省。一個法律教育體系是否能夠存在并持續具有活力，除了天時地利人和外，對自身體系進行深刻地批判和自省也是十分重要的。批判和自省作為一種方法，有助于我們更了解自身法律教育體系存在什么問題以及如何得以改進。如何進行批判和自省，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三種視角：一是不同法律教育體系之間的橫向比較；二是同一法律教育體系在歷史上的縱向對比；三是時刻保持對自身法律教育體系的危機感。盡管批判和自省的方法、依據或結論不見得能夠得到所有人的贊同，但這種態度和做法本身，就體現了一個法律教育體系內在自洽性的動態需求。我相信，如果所有參與到這個法律教育體系中的主體都保持著批判和自省的態度，他們會更理性地認識到自身的定位、參與度或使命感。

其四，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古語有云，“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法律教育同樣如此。從基礎上看，法學是一門關于思辨的社會科學，它需要容納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經驗和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法律教育發達的國家，多樣性往往是衡量法律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國家法律教育應該是包容而多元的，多元化的師資力量、學生來源、教育方法或法律文化，都會成為培養法律教育創造性和活力的土壤。國家法律教育還應該是包容而開放的，既需要更多具有不同背景的教師、學生、律師以及社會工作者參與進來，也應該鼓勵這些人走出去，去到更廣大的世界去印證法律教育的效果，形成更豐富的教育成果和經驗。法律教育如能像大海般吸收新事物、新內容和新元素，必定會有助于擴大其容量、增加其厚度、強化其韌性。

作為譯者，在翻譯時的一些考慮和處理也想與本書讀者分享，以幫助澄清疑義、便于閱讀。首先，在翻譯這本書時，我是致力忠實于原著的。翻譯本書的初心是希望讀者能夠了解到原著的內容和信息，而非演繹。所以，盡量還原原著是本次翻譯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在翻譯過程中，我也會對極少數可能存在表達上不恰當、不完全符合現實以及容易導致誤解的內容進行了處理，包括刪減和轉化。比如第一章第一節中，作者認為中國式的授課往往是單向的且學生人數超過數百人，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現在很多學校已經可以做到小班教學，尤其是選修課。比如我所在的單位外交學院，自建校以來，除了極少數基礎性的必修課，幾乎都是小班教學。但總體來說，本書絕大多數的內容都得到了保留并以原有的面貌呈現，對此讀者不必過于擔憂。其次，代入一種轉換性視角。這本書的原作者們立足于美國式法律教育在全球教育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去審視和反思法律教育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站在了美國的視角。這涵蓋了如何建立全球法學院、福特基金會對于法律教育全球化的推動作用，以及美國律師或教師在世界各地從事法律教育的經歷等。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去看美國怎么做，而是美國怎么做對于我們來說存在何種有益的借鑒。在翻譯過程中，我代入了這種轉換性視角，去思考中國該如何去創建全球法學院，中國的基金會能否像福特基金會一樣去推動法律教育甚至是法治建設，以及中國的律師或教師能否深入到世界各地展開法律教育或法律實踐。讀者只有代入這種視角，或許才有可能了解譯者的真意所在。最后，對區域法律教育體系的關注。如果說法律教育全球化是一張大型網絡，各個國家是這個大網上的點，那么區域法律教育體系就是一張張小型網絡。我們以前對這些小型網絡沒有給與足夠重視，以至于我們的眼光往往直接瞄準了地球的另一面。而實際上，區域法律教育體系既可以是全球體系與國家體系的“連結點”，也可以成為自身法律教育體系走出國門的第一個“試煉場”。像本書中提到的SELA這種一種會議形式抑或理解為一種法律教育傳播方式，它不僅具有相當的活力，而且對于促進美洲法律教育的交流頗具益處。

這些想法，有的是源自于閱讀這本書直接獲得，有的是消化后間接觸發。無論哪些，均是立足于對我國法律教育體系的思考。我本身作為中國法律教育的一份子，一直期待著對我國法律教育體系建設和改革盡一些綿薄之力。我認為，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法律教育體系應至少具備以下三個因素：第一，“自洽”。即法律教育體系的建設目標、邏輯與路徑、發展階段、構成條件和影響要素等能夠形成內部的合理性和統一性，經得起科學推敲和考驗，并有利于形成法律教育的共同語言，讓法律教育的參與者能夠凝聚起共識，為共同的法治目標奮斗。這種內部自洽性同樣需要與外部社會的現實發展建立聯系，呼應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需要，找準國家法治和國際法治發展的歷史定位，形成同頻共振、動態自洽。第二，“務實”。“經世致用”是法律教育的鮮明特征。法律教育的目的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法律人才，無論這些人才是服務于政府部門、司法機構，還是學校、律所或企業，都需要扎根社會，解決現實問題。這就要求法律教育體系的建設和改革應堅持以現實為指針、以問題為導向，淡化學科固有的界限，拆除校園與社會之間的藩籬，加強教學單位與實務部門的交流與聯系，鼓勵教師、學生、律師和其他法律工作者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讓法律教育的效果在現實中得到檢驗，并從實踐中源源不斷地汲取養分。第三，“更新”。一個初設完美的體系，如果一直故步自封、一成不變，慢慢也會落后于時代，與社會脫節；而一個起初不甚完美的體系，如果能因地制宜、依時而動地不斷自我革新，不斷進步，也會逐步演化得成熟和完善。我們應該把自身的法律教育體系建設成為一個謙遜、包容、開放的體系，使其善于學習，勇于進取，不斷實現自我進化和升級，從而保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萬丈高樓平地起固然難，更難的是站在高樓之上仍有吐故納新、自我改革的勇氣。對于一個優秀的法律教育體系而言，“自洽”可為體系之根基，“務實”即是體系的建設標準和發展方向，“更新”則屬體系自帶的特質了。

最后，我需要感謝原作者和牛津出版社同意我翻譯此書，也感謝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愿意出版這本譯作。翻譯這本書，讓我有機會作為讀者分享一些閱讀感悟，以及作為譯者，有幸為更廣大的中國讀者去閱讀此書提供了語言上的便利。但無論作為讀者還是譯者，我所作的功夫仍是粗淺的，只可視為原書知識的“搬運工”。原作者們為此書付出的心血和貢獻的智慧，有待讀者在未來閱讀時自行體會。我在此絮叨幾句，權做鋪墊而已。最后的最后，要特別感謝原作者加斯教授和沙弗教授，他們對我翻譯此書給出了極大的支持和鼓勵，在知道本書將為中國讀者呈現后，不辭辛勞地為本書做序（已各附英文原序于譯序之后），把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想法放在序言里與中國讀者分享。尤其是沙弗教授，我知道他的序言是在多個會議間隙中作出的，殊為不易。

嚴文君

2025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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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 第一編 介紹 ◇

第一章 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視角下的反思003

一、歷史視角009

二、理論方法014

（一）跨國法律秩序014

（二）法律職業的比較社會學016

三、一般性主題：國際與地方法律教育改革的交匯019

四、本書各章節的導讀與主題概述023

（一）法律教育改革的國際進程024

（二）全球法學院037

（三）學生、教師和法官的跨國流動在法律構建中發揮的作用050

五、最后總結056

參考文獻059

◇ 第二編 法律教育改革的跨國進程 ◇

第二章 戰略性慈善與國際戰略

——福特基金會與對法學院及法律教育的投資065

一、引言065

二、福特基金會、法律與國際正義066

三、福特基金會與法律教育068

（一）促進國際民主與公民教育的法律教育068

（二）法律教育：推動社會變革的專業力量076

（三）人權與民權083

（四）海外法律教育與法律機構發展088

（五）轉向國際組織093

四、結論095

參考文獻097

第三章 法律教育在邊緣地區的跨國化

——“全球化”進程中的非洲：殖民邏輯的延續與變革104

一、引言104

二、法律與法律教育在殖民非洲的角色107

三、冷戰時期的去殖民化：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非洲“發展型大學”中的法律與法律教育的承諾與失敗109

四、從私有化到商業化：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非洲高等教育的貧困化與再殖民化

五、21世紀的非洲法律教育：區域化與國際化 VS全球化與新殖民主義119

六、結論124

參考文獻124

第四章 南非的法律教育

——種族視角下的全球化、危機與爭論135

一、引言135

二、南非法律教育的起源：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背景136

三、后種族隔離時期法律教育的調整：直面及轉型144

四、轉型及其不滿：全球化時代的危機148

五、結論153

參考文獻154

第五章 印度法律教育改革的斗爭

——從根深蒂固的地方法律寡頭到寡頭壟斷的全球化趨勢160

一、印度：殖民路徑依賴的再探——處于困境的高級律師群體、知識的邊緣化與國際化的挑戰者163

二、 律師界172

三、 對法官和大律師的挑戰175

四、 結論181

參考文獻181

第六章 亞洲法律教育與政策的互動186

一、 引言186

二、 序言：在仰光談論法治188

三、 法律教育的知識使命190

四、 亞洲法學院正在形成的政策互動192

（一）中國：正在消失的法律診所193

（二）菲律賓：拒絕參與194

（三）印度尼西亞：學術真空196

（四）日本：模仿與失敗199

五、 結論201

參考文獻202

第七章 跨國法律網絡與拉丁美洲法律教育的重塑：以SELA為例208

一、 引言208

二、 “拉丁美洲憲法與政治理論研討會”（SELA）209

三、SELA年會212

四、 SELA的精神與宗旨213

五、 結論217

參考文獻218

◇ 第三編 全球法學院 ◇

第八章 不可阻擋的力量與未曾改變的目標：構建巴西全球化法律教育的挑戰223

一、 全球化、重返民主統治與巴西對創新型法律專業人才的需求223

二、 巴西的傳統法律教育與政治視角225

三、 全球化的法律教育在巴西面臨的三大主要挑戰230

四、 三大陷阱：法律殖民主義、學術唯我論與精英主義233

（一）法律殖民主義234

（二）學術唯我論236

（三）精英主義237

五、 結論239

參考文獻240

第九章 隔離和全球化

——不丹法律教育的曙光243

一、 引言243

二、 三大印象：隔離、傳統、焦慮245

三、 第一法學院的歷史247

四、課程250

五、教職團隊256

（一）教師培訓257

（二）教師招聘258

六、招生259

七、國際影響261

（一）印度262

（二）美國263

（三）奧地利264

（四）其他國家265

八、 結論266

參考文獻268

第十章 中國和法律教育全球化

——從未來看270

一、 STL的起源273

二、 STL的轉向：中國方向276

三、 深圳及其他非西方地區的影響279

四、 作為中國大學的一部分的優勢與挑戰283

五、 結論286

參考文獻287

第十一章 誰需要全球法學院291

一、 引言291

二、 衍生需求293

（一）全球化與對跨國法律服務的需求293

（二）對多法域律師的需求294

（三）對多法域法律教育的衍生需求295

（四）多法域法律教育衍生需求的證據296

三、 構建需求理論297

（一）衍生需求理論的局限297

（二）衍生需求理論的替代方案300

四、 “NYU Law Abroad”教育計劃301

（一）背景302

（二）衍生需求的證據307

（三）構建需求的證據309

五、 結論313

參考文獻314

第十二章 手握法典，電腦在旁，模擬世界

——法學教授的國際化320

一、 引言：云游四方的法學教授與她的數據來源320

二、 一些來自CTLS及其他領域的例證325

三、 與其他形式的全球法律教育相比330

四、 影響評估336

（一）課程與教學法337

（二）研究與學術340

（三）文化能力或“能力”341

（四）制度敏感性、能力與創新342

參考文獻344

◇ 第四編 在法律構建中的學生、教師與法官的跨國流動 ◇

第十三章 誰在統治世界？

——國際法官的教育資本355

一、 國際司法機構研究357

二、 國際法官的國際化程度：在國內還是國外接受教育？360

三、 精英大學與國際法官366

四、結論372

參考文獻373

第十四章 跨境學生流動與國際法的跨國構建377

一、 跨國學生流動379

（一）跨國學生流動概述379

（二）法律教育的全球化384

（三）對“可分學院”的影響388

二、 教授們的教育背景392

（一）追蹤教育多樣性393

（二）解釋教育的多樣性394

（三）“可分學院”的啟示402

三、 結論409

參考文獻410

第十五章 國際法律學生流動的背景分析

——理解“黏性地板”“跳板”“階梯”與“慢速電梯”的差異418

一、 國際法律教育的發展趨勢423

二、 流動路徑：“黏性地板”“跳板”“階梯”和“慢速電梯”432

三、 全球本地化趨勢：地方背景與全球影響439

四、 討論442

五、 結論449

參考文獻450

索引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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