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人首相——日本經濟政治平衡器高市早苗？

工具人首相——日本經濟政治平衡器高市早苗？

——寫在“早苗經濟學”即將滿月之際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接過日本第104屆內閣總理大臣的璽印，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玻璃天花板被擊穿”的歡呼一度席卷輿論。但短短26天之后，歡呼漸次被爭議取代。

這里，我們只看經濟方面。

國內財政上，“凍結基礎財政盈余目標”的決策，讓日本1300萬億日元級別的國債風險進一步凸顯。這位自詡“安倍衣缽繼承人”的首相，正以一連串激進操作，顯露出自民黨鷹派與財政擴張勢力推上前臺的“工具人”本質。
“從凍結財政目標到為派系讓路，高市每一次‘靈活轉身’，都更像被幕后力量牽引的繩索，而非掌舵者。”她試圖平衡日美同盟、黨內派閥與民生訴求，卻更像一根游走在多重風險邊緣的脆弱平衡木。
一、“早苗經濟學”：激進擴張背后的債務隱憂
高市將經濟綱領包裝為“日本強韌化計劃”，核心邏輯延續安倍經濟學的擴張思路，卻更趨激進：
1. 凍結財政盈余目標——擱置2026年基礎財政盈余承諾，為擴大發債、增加支出打開空間；
2. 綁定央行政策——公開表態“當前加息不可取”，引發市場對央行獨立性的質疑；
3. 擴大民生補貼與戰略投資——以電費、燃氣費、醫療費補貼為民生抓手，同時加大半導體、綠色能源等領域的戰略投入。
這些政策直接指向日本已高達GDP 235%的政府債務。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博士土山幸夫測算，若2%通脹目標達成，日本國債利息支出將由目前9.8萬億日元飆升至25萬億日元，占年度財政支出的23%，可能擠壓養老金與醫療預算空間。高市宣稱“讓18歲青年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激進的財政擴張，實則將債務壓力轉嫁給下一代，構成隱性的“代際責任轉移”。
二、人事“懷舊”：改革承諾與派系妥協的矛盾
“政治與金錢”丑聞曾讓岸田內閣支持率跌破20%，高市上臺前高調承諾“刷新人事”。但10月22日公布的副大臣、政務官名單中，7人來自深陷“黑金”丑聞的安倍派，占比達13%。這一操作引發在野黨集體質疑，自民黨內部也出現不滿聲音。靠“刷新”招牌爭取選民信任的首相，轉身為派系利益妥協，既掏空了自身政治信用，也讓“自民黨改革”的敘事不攻自破——作為工具人，她必須用閣僚職位回報選舉中的派系支持，即便這與選民對“清廉政治”的期待背道而馳。
三、民生“失言”：加班文化背書引發輿論反彈
10月4日，高市在自民黨本部對新當選議員喊話：“請大家像馬一樣工作，我會拋棄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概念，不停工作”。這一表述與安倍政府2019年寫入《勞動方式改革法》的“上限45小時加班”原則相悖，而日本每年官方認定的“過勞死”仍超200起。代表過勞死遺族的律師團連夜發表聲明要求撤回相關言論，但高市未予回應。用“過勞雞湯”替代切實的民生政策，不僅暴露政策空洞，更顯其對普通勞動者權益的漠視，所謂“日本再興”，難掩底層勞動者的生存壓力。

于是，一種兩極分化的態勢形成：支持者，自民黨保守派滿意其“延續安倍路線”；而反對者，工薪階層抱怨物價上漲，年輕群體擔憂未來加稅。
四、執政“軟肋”：少數執政與民意分化的雙重困境
高市領導的自民黨—維新會執政政策聯盟，在眾參兩院均處于“少數執政”狀態。根據日本主流民調機構11月數據，其內閣支持率已經呈現民意分化態勢。國會答辯中，“將與在野黨繼續探討”成為高頻表述，被在野黨黨首野田佳彥嘲諷為“探討型首相”。政策落地受阻的同時，財政擴張引發市場波動：10月31日至11月14日，10年期日債收益率飆升28個基點，日元對美元貶值6.3%，進口小麥價格單月上漲11%，東京超市大米價格持續走高。“口頭鷹派+錢包鴿派”的路線，既未能完全滿足右翼選民的期待，也讓普通國民感受到物價上漲的壓力，執政平衡木愈發搖晃。
本質上，工具人高市早苗執政的風險，讓日本的未來備受考驗。
高市早苗執政滿月的表現，折射出日本政治的深層困境：在右翼訴求與民生期待的夾縫中，“工具人首相”的激進操作，正將日本推向外交緊張、債務高企、社會爭議加劇的多重風險。她或許能短期鞏固黨內基本盤，卻讓國家長期發展背負沉重負擔；或許能靠強硬表態贏得美方認可，卻損害了中日民間與經濟領域的互信。歷史不會因性別突破而降低評判標準，當激進政策的紅利耗盡，債務危機的隱患爆發，地區局勢的緊張升級，這份由工具人主導的“短期政治平衡”，終將讓日本面臨更嚴峻的未來考驗。

工具人可能退場，但留下的風險與挑戰，需要日本社會用更長時間去化解。“當繩索斷裂，平衡木上的不只是高市個人，還有日本財政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