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過云樓樓主的字畫人生

20世紀50年代顧家宅院及過云樓所在的鐵瓶巷

鐵瓶巷是一條極富傳奇色彩的小巷子，大抵今日的蘇州人都已經不記得鐵瓶巷了吧，相傳是唐朝初年一位仙人在此枕鐵瓶而臥，仙人走了，但未帶走鐵瓶，因此得名鐵瓶巷。窄窄長長的石子路，然而，就是這樣平靜如常的小巷，而今巳經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人們現在看到鐵瓶巷巳經消失在茫茫的干將路上，讓人空留下不少對往事的回憶。就是這樣的一條小巷子卻在此后的幾百年間撐起了中國的收藏大家：顧氏家族。

顧文彬與過云樓

說起這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輝煌歷程的顧氏家族，還得從過云樓的建造者，也就是顧氏家族的第一代藏書畫人顧文彬。清道光21年進士，官至寧紹臺道的顧文彬晚年購得古春申君廟址、明尚書吳寬復園故址等明清建筑，并把這些明清建筑改建為住宅和花園，當時是其子顧承支持營造。花園落成后，取名為怡園，也就是現在蘇州歷史上建造年代最晚的古典園林。在與怡園一墻之隔的地方修建了大宅，取名為“過云樓”，意取蘇東坡言“書畫于人，不過是煙云過眼而已”。 但是回顧這段歷史而言，顧氏家族的藏書畫絕不是過眼煙云，這里集結了顧氏家族四代的心血。

其實顧氏家族的收藏其實早在顧文彬的父輩就已經開始，太平天國戰事以后，不少私家藏品流散在社會上，就像許多私家園林毀于戰火后，大量湖石待價出售一樣，顧氏廣為收購，一方面因購得湖石而建成了怡園，另一方面書畫藏品很快豐富起來，便決定修建過云樓來儲藏。

關于為何要修建怡園和過云樓，有顧文彬的文書為證： “庚申之亂(指太平天國運動)，鐵瓶巷房屋無恙，尚書里止隔一街，房屋盡毀，余在任時(按：顧文彬時任浙江寧紹臺道)，開拓住宅東首兩落，其一改造‘過云樓’，上下兩層。前一進平屋三間，即‘艮庵’也。”其實，顧文彬關于造園的最早構思還不是“一丘一壑”，只是“竹籬茅舍”而已，后來在親友們的慫恿下，逐步擴大，才建成了這樣一座園林。所以，在怡園進門處，曾特意布置了一排竹籬、一間茅屋、一叢翠竹，還飼養了一對孔雀，便是紀念造園初衷的，這成為蘇州各園林中獨特一景。

現在看來，顧文彬在職期間應該是早有打算隱退，園子落成的第六天，他就返家燕居，沉潛于書畫藝文之中，怡怡自樂。因受父輩和家庭氛圍的影響，顧文彬鐘情古書畫的收藏。他精鑒賞，富收藏，工倚聲，善操琴，書法宗唐歐陽詢，一生殫精竭力，多方搜求，積累書畫墨跡達到數百件之多，自晉唐至明清，連綿千年，其中有不少為傳世的赫赫名跡。

顧文彬與孫顧麟士 華生少校拍攝

顧文彬定下的家訓

在“過云樓”門楣之上，刻有他寫的收藏書畫十四忌：霾天、穢地、燈下、酒邊、映摹、強借、拙工印、凡手題、徇名遺實、重畫輕書、改裝因失舊觀、耽異誤珍贗品、習慣鉆營之市儈、妄摘瑕病之惡賓。顧文彬深知自家所藏書畫的珍貴，怕自己身后這些歷盡心血的書畫遭遇不測，便在有生之年給子孫定下了上述的書畫收藏的十四忌。除此之外，顧文彬還定下家規，本家族所藏書畫的繼承人必須是學識和休養并存的優秀子孫。

另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家訓，也是現在為什么打擊如此關注過云樓藏書的原因，顧氏家族示有家訓：過云樓藏畫可任人評閱，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輕易示人。

以上所述，是為蘇州怡園以及過云樓的建立，說起顧氏家族的收藏，其實還得從四代過云樓主說起(也說是五代過云樓主人)。

顧大瀾及顧文彬父子

顧大瀾：顧文彬的父親，暮年才喜歡書畫鑒定和收藏，在顧家收藏體系中，是一代楷模。顧文彬：過云樓的建造者，以及傳統意義上顧氏家族的第一代，在其家族體系中，是第一位核心人物。

有史為證，顧家收藏的奠基者是顧文彬的父親顧大瀾。現在我們一般認為是顧文彬開啟了顧家收藏的歷史，顧文彬在其18歲時初涉收藏：“道光戊子，有戚魏某攜此及院畫《上林圖》售余，是為收藏之始……”此事成為顧氏過云樓書畫收藏的肇始。而顧大瀾的作用往往易被忽視，作為早期過云樓的奠基人，顧大瀾至其晚年才醉心于書畫，所以當時顧文彬收藏的這兩件唐宋名跡竟被其父慷慨轉贈予人。就收藏而言，顧大瀾是因為無意間得到“名賢一紙”，那種滿紙書香的感覺使他十分雀躍，也使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對書畫的鑒定方面，顧文彬曾經說，其父親尤其對于畫作的卷軸品類、真偽優劣、年代款識等方面研究。

顧文彬

再說顧文彬，上文中提到，他在十八歲的時候初涉收藏，當時是顧家的親戚在售賣一張《上林圖》，顧文彬見到之后就非常喜歡，自己就買來這幅畫作，這也是當今意義顧家收藏的開始，此后的幾十年間，他常年宦游在外，但是對于當時的書香門第家族的藏品卻了如指掌，他在家中安排了其子顧承來主持收藏事宜，并時常書信告訴顧承，哪里哪里有珍貴的書畫，可以去拜訪之類的書信。

相傳，顧文彬每次外出，不管是外出赴任官位，亦或是私事，他都會沿途拜訪當地有藏書畫的大家。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顧文彬喜愛字畫，常會介紹有收藏的親友與顧文彬認識，這些人中有的是和顧文彬交情好，交換字畫的，也有的是想要抵押自己所藏，獲取錢捐官的等等之類的目的。顧文彬在收藏字畫中，也有看走眼的時候，但是他自己從中也學習到了相關的知識，比如，宋代書法家蔡襄草書卷用筆略近黃庭堅，似是懸腕書，當是真跡，惜無跋。清代書畫家劉墉冊兩本，精妙絕倫，梁敬叔(鑒藏家)又欲求押，顧文彬一笑置之--曾經上過他的當，吸取教訓，“豈肯上第二次當哉? ”。后來梁敬叔和顧文彬來往甚多，顧文彬也曾經上當受騙過，他教導兒子，梁敬叔之子狡猾之極，與他往來書畫，需要格外小心，另外，在收購字畫的價格上也是要多多的揣摩。

顧文彬其實并不擅長藝術創作，但是他對于書畫的鑒賞的功力卻是相當的，他自己也希望通過自己的教導希望顧家子孫能夠從事藝術創作，可以說在整個顧家的收藏體系中，他本人是重在培養子孫的精神文化素養，從而達到可以興旺家族。顧文彬生前就立下了關于家族藏書畫的忌諱，以及家中藏畫可以供人賞閱，但是藏書不可輕易示人的家規。顧文彬育有三子，分別顧廷熏、顧廷熙以及顧承，顧文彬在對于兒子的教育上，相當嚴謹，從小就送入到私塾中讀書，只可惜這三個兒子都是英年早逝，尤其是三子顧承，是顧文彬最為得意的兒子。

顧文彬楷書

顧文彬與顧承父子

顧文彬：在外宦游，時刻告知其子顧承信息，并趁職務之便拜訪各地大藏家。

顧承：秉承家學，和父親密切聯系，隨時去“淘寶”，并支持營造了過云樓。

顧承是顧家第三代子孫中最得父親顧文彬喜愛，他本人不僅精通字畫，對于金石學也是造詣頗深，以及對于庭院設計等，都是他的愛好，怡園的亭臺樓閣都是出自他之手。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從小就能知曉書畫的價值，在顧承幼時，曾經在街上看到一幅小品，竟愛不釋手，就拿出自己的私房錢買下，并多日研究。

顧文彬和顧承的關系是一個主外，一個主內。顧承還主持修建了過云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顧承是集大成者。此時，雖然顧家家大業大，但是顧承為了購置書畫，花費巨多。顧文彬并沒有為此擔心過，也從來沒有干涉過，他曾經就此事書信顧承說，“汝可放膽購之可也”。顧承在收購褚遂良臨摹的《蘭亭集序》及《唐人寫經》時，以六百兩的黃金購得，但是顧承當時考慮到，只是商定了這樣的價格，并沒有成交，所以他就擔心會不會因此失去這兩卷古書，就寫信告訴顧文彬，希望父親能夠多出些錢，能夠盡快的交易完成，因為當時生怕李鴻裔(此人精書法，工詩古書)知曉，造成兩家的哄搶。顧文彬對于兒子顧承的此舉動甚是贊賞，并說，千金算什么，只要能購得寶物，花多少錢都是不貴的。由此可以開出，顧家父子對于金錢的態度。

在顧承的幫助下，過云樓收藏的字畫越來越豐富，顧承有一點和父親顧文彬不同，他精通藝術創作，早年在私塾學校學習過，又得以家中所藏的過云樓書畫的熏陶，其繪畫兼取各家，尤喜臨大、小米和董其昌墨筆山水，法書則學柳公權、顏真卿及湯貞愍。后來，顧承還協助父親整理過云樓書畫，所以說，顧文彬《過云樓書畫集》一書，也是顧承的一半功勛章。

過云樓收藏從最初顧大瀾與顧文彬構成的鑒藏關系，轉移到顧文彬與顧承，可看到顧氏家族內部鑒藏與家學的合理運用，而過云樓的收藏依靠其家族人物自身眼力就足以應對書畫藏品之整理，因此，以家族內部系統為主導成為顧氏過云樓早期鑒藏活動的主要特征。

顧鶴逸在怡園

顧鶴逸

顧鶴逸：顧承之子，在孫輩中最受祖父喜愛，也是從他這代開始，過云樓藏書被世人知曉，更是顧家藏品的捍衛者。

說到顧鶴逸，其祖父對他的教誨很多。顧文彬對“藏不隔代”的歷律認識清醒，而應對的舉施是運用家學的方式來傳授書畫鑒藏的經驗，為此他制定了詳細的課表，身體力行的給孫輩上課，每月六期，每期十件，先論其人，次論其書法、畫理，再論其價值，諸孫各立一冊，將所講十件祥記于冊，自書，各執。這樣下來，僅用一年的時間，便能成為內行。資料顯示，顧鶴逸一輩，最少有六人，因為顧鶴逸排名老六，所以又名顧六。但是在所有的孫輩中，唯有顧鶴逸最得祖父顧文彬的喜愛。

顧承在光緒八年(1882)病故給與顧文彬晚年帶來巨大創痛外，繼任者的斷層亦使過云樓鑒藏活動遂告停頓。七年后，光緒15年(1889)顧文彬過世后，遺留書畫及家產被拆分傳予三位兒子，顧承一份再傳其子顧麟士。顧麟士此時已逾25歲，他通過古董商掮客調協，把傳于另幾家的過云樓書畫陸續購歸、繼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在對于自家所藏書畫的整理上，通過一個叫胡三橋的人來收向本門家族的其他人收購，胡三橋是顧文彬時期，顧家的怡園畫家，在他的幫助下，顧鶴逸才得以使祖父顧文彬所藏統一，后來，這位胡三橋就成了顧鶴逸在蘇州購買書畫的經紀人了。

除此之外，縱觀顧鶴逸一生，其“六十年生活于鐵瓶巷舊宅”，只短暫逗留過上海(1924年)、杭州等地，顯然，顧麟士的生活場域是局限于蘇州地域，他對于書畫的積聚便不能似其祖顧文彬有外鄉出仕的廣泛收藏渠道，因此顧麟士的書畫來源多依賴吳門當地的藏品資源及流通網絡。

顧麟士的個人地位從其祖顧文彬的官宦轉換為地方畫家的布衣身份，因此他沒有官宦薪俸的資金支持收藏，除家族遺產、族田及醬園業生意的繼承之外，顧麟士收藏書畫的經濟來源更多依靠售賣他本人畫作潤利所得。關于顧鶴逸賣畫，除了補貼家用以外，還有一個情非得已的故事：起初，他并不想賣畫，但是耐不住友人的求畫，他就于中年后訂立潤格，并且定了一個怡園畫集諸家畫酬的十倍至四十倍的天價，意在使求畫者止步，不料求畫者數量大增，竟致預約3年后才能交件，顧鶴逸苦不堪言，所以年屆六旬便“封筆”了。通過顧鶴逸的不懈努力，過云樓藏品又有增加，并有過云樓集大成的《過云樓書畫續記》成稿。

顧鶴逸時期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顧鶴逸首次向外人開啟了過云樓的大門，當時顧文彬定下的規矩是，顧家所有藏書不準輕易示人，據顧家后人回憶，當時藏書的條件不是太好，有的紙張一翻動就會破損，所以連顧家的后人都很少能看到藏書的真跡。民國時期，應好友傅增湘的再三要求，顧鶴逸同意其在樓內觀書，但不能帶紙硯抄寫。于是傅氏每天閱書后憑記憶默寫書名，后發表《顧鶴逸藏書目》，過云樓藏書方大白于天下。

顧麟士不但以繪事名重一時，是蘇州書畫界領袖人物，還精鑒賞，有“當代鑒賞第一人”之美譽。他與日本文化人士也有不少交往，日人對他推崇備至，常渡海來訪，但他一向深居簡出，從未回訪過日本，應邀在日本舉行畫展，也未親自出席。1930年5月，顧麟士去世后，日方還為他舉行追悼會，特意到蘇州取了他的生活用品，陳列在追悼會上，可見鄭重。

說到日本人對于顧鶴逸的敬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日本專門研究中國古籍版本的島田翰在經濟財閥支持下，眈眈于過云樓藏書，但未能得逞。

顧鶴逸恪守家訓，一生都在為家族的收藏事業而忙碌，他先是收購了本家族失散的書畫，后來又通過其他途徑收藏字畫，終于使得顧家收藏更為成規模和系統，除此之外，他還積極的組織各種的雅集活動，提攜不是本門的愛畫之人。

過云樓第四代傳人之顧公雄、顧公碩兄弟

顧公雄夫婦：第四代過云樓樓主，曾經為了保護家藏，舍棄了兩個兒子，晚年時，身心俱疲，臨終前，叮囑后人將家藏捐贈給國家。

其實到這一代，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顧鶴逸先生生前一直在盡最大的努力使家族藏書統一，但是顧麟士在去世前五年(1925)已立定分家書﹐將過云樓藏品分為四冊名單，以墨筆、小印規出時價﹐分其貴重，分傳于公柔、公可、公雄、公碩四子。

顧鶴逸去世不久，抗日戰爭就拉開了帷幕，顧家家藏令人擔憂。其實，到了顧家的第四代，四兄弟做的最多的是如何保護先人留下來的書畫。同理，這一時期，經歷了戰亂和特殊的歷史時期，過云樓藏書畫被分散至各地，遭受到了較多的損壞。

1937年抗戰前夜，眼看戰爭要打響，顧家人緊急商討對策，書畫怎么辦、人怎么辦、家怎么辦，逃難到哪里去?經反復研究，最后決定逃到上海租界。他們先把家藏書畫中最精華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銀行保險庫，其余部分只能仍舊藏匿在家中。他們在朱家園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個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積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運往上海的書畫密封在白鐵皮箱中，藏入地窖。8月16日，日寇投向蘇州的第一顆炸彈，炸毀了朱家園顧家大廳，顧公雄、顧公碩及家人連夜逃離蘇城，分別暫時避居農村，然后通過親友幫助，輾轉到了上海租界。

蘇州淪陷后，顧公雄、顧公碩(顧鶴逸幼子)在朱家園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顧公柔所居的西津別墅則被搜查了整整15天，正所謂掘地三尺。等局勢稍稍平靜后，顧家人回蘇州探視，發現自己的家被日寇踐踏得滿目瘡痍，放在樓上書柜中不及帶走的字畫遭日寇翻箱倒柜搶掠，被搜出的字畫卷軸堆積一地，而字畫蕊子全被挖走;那些來不及帶走沉在井里的銅器也全部不知去向。

待抗戰勝利，顧家人重返家園，發現地窖雖未被日寇發現，但卻已進水，變成了水窖，白鐵皮箱浸潤在潮氣中，箱體生銹，白鐵皮箱中的書畫霉變，損失慘重。這是顧家歷史上第一次遭遇如此重大的劫難。1951年，顧公雄在彌留之際，希望后人能夠把家藏捐給國家，他病逝后，顧公雄的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顧篤瑄、顧榴、顧佛、顧篤璋、顧篤球，首次將所藏部分書畫捐贈國家。1959年，沈同樾及其子女將余下的書畫再次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二次捐贈，共計393件書畫、明刻善本和罕見稿本10多部。

從后事看來，顧公雄家屬把所藏捐贈是家藏得以保護的重要舉措。話說顧鶴逸另有三子，顧公柔、顧公碩、顧公可，除顧公可一支最后不知去向之外(有人傳顧公可一支的后人去了美國)，其他兩支家族所藏在文革時期均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先說顧公柔一支，顧公柔先生早年已染肺病，經常疼痛咳血，有人想霸占他的財產，就慫恿他抽鴉片，說鴉片能止血止痛。他說，鴉片乃害人之物，豈可粘碰，至死未染鴉片。顧公柔在書畫上的造詣也是相當高的，顧麟士的很多書畫都是由他代筆的。由于見多識廣，年紀輕輕，在書畫鑒定的造詣假在當時已經是了不得了。只可惜公柔先生因肺病33歲便英年早逝，其一份書畫由子女顧篤琨，顧麗苓，顧瑩繼承，在文革來臨之前便被抄家抄走(顧公柔子女居西津別墅)，現在在蘇州博物館里，至今未曾歸還。

顧公碩捐贈書逕啟者敝姓所有人民路怡園一所,經共有人會商議決,自愿將所有權無條件捐獻政府,以供人民游覽。

在說顧公碩一支，他是蘇州知識界第一個堅信“希望在延安”的人。可是1966年，“文革”剛開始，他又預感到了“不祥”，主動請求蘇州博物館來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舊”毀滅之災。他親自清點，讓人從家中運走了七卡車的書籍、書畫。不料，蘇州博物館造反派及江蘇省蘇昆劇團的造反派同時到達，竟先將顧公碩及其夫人張嫻拉到大門外當街批斗，然后才把他家的珍藏全部運走。顧公碩不堪凌辱，當夜離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號橋，留下遺書說：“士可殺，不可辱，我先走了。”他是蘇州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第一人。后來文革結束后，抄家物資發還，但仍有不少缺失。顧公碩一支的藏品就由其兒子顧篤璜先生繼承下來。

歷經滄桑的顧家，在這一時期，其家族家藏遭到了兩次毀滅性的打擊，使得過云樓藏書畫流散至世界各地，顧家以不再復當年的輝煌，只留下了一座園林以及過云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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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