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霓虹閃爍的名利場中,一群手持精致咖啡杯的“精英”們正嫻熟地計算著每一分投入所能帶來的回報。他們是精致利己主義的大師,生活被優化成一道道利益最大化的方程式。倘若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遞到他們手中,他們或許會困惑地皺眉——這個名叫保爾·柯察金的病人,為何要如此“不理智”地燃燒自己?
精致利己主義者與保爾之間,橫亙著一條無法跨越的精神鴻溝。這條鴻溝的一側是精心計算的得失,另一側卻是超越個體存在的生命追問。
精致利己主義的詞典里,“價值”永遠與“價格”緊密相連。他們追求的是可量化的成功——職位、收入、社會認可度。保爾臥病在床時仍堅持寫作,在他們看來無異于無效投資。他們會困惑:一個雙目失明、身體癱瘓的人,為何不安靜地接受命運的“止損點”?這種困惑暴露了他們生命觀的貧瘠——無法理解世界上存在著比個人舒適更珍貴的財富。
保爾那段著名獨白——“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在精致利己主義者聽來,恐怕只是一串華麗的修辭。他們的一生都在避免“悔恨”,但他們所謂的悔恨是錯過了升遷機會、投資失誤、社交失言。而保爾的悔恨,是關于是否將生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時間觀:一個盯著電子表格上季度增長的曲線,一個眺望著人類解放的地平線。
精致利己主義者擅長風險規避,他們的每一步都經過精心策劃,確保自我利益的最大保障。而保爾選擇的是不斷將自己置于“不安全”的境地——參軍、筑路、與病魔抗爭。這不是魯莽,而是對生命意義的另一種理解:生命的價值不在于長度,而在于厚度;不在于保存,而在于燃燒。
更本質的分歧在于對“自我”的認知。精致利己主義者的世界是一個以自我為圓心、以利益為半徑的圓。保爾的世界卻是無數個同心圓,那個“小我”融入了階級、民族、人類的“大我”之中。當保爾說“我屬于黨和人民”時,精致利己主義者聽到的是集體對個體的吞噬,而無法理解這是一種個體通過融入更大存在而獲得的生命擴展。
這種認知隔閡不僅是個人選擇的不同,更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癥候。當功利計算成為普遍思維,當“這有什么用”成為口頭禪,保爾式的奉獻與犧牲自然變成了難以破譯的天書。我們創造了一個太過“聰明”的社會,聰明到無法理解那種“愚蠢”的崇高。
然而,歷史的天平從來不會永遠傾向精明的一方。當危機來臨,當文明面臨考驗,正是那些被精致利己主義者視為“不理智”的保爾們,用他們的“非理性”堅守,撐起了人類精神的穹頂。他們或許不懂得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更“精致”,但他們懂得如何讓生命更“偉大”。
精致利己主義者讀不懂保爾·柯察金,這不足為奇。可悲的不是他們無法理解保爾,而是一個社會如果只剩下這種單一的理解模式,將失去面對重大挑戰時最需要的精神資源。當我們只能計算腳下的六便士,而無法仰望保爾所見的月亮時,我們的靈魂已然患上了嚴重的營養不良。
保爾在病榻上用生命寫就的書,本質上是對每一個讀者的提問:你究竟要怎樣度過這唯一的一生?精致利己主義者已經給出了他們的答案。而這個世界,永遠需要另一些人,給出不一樣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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