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被世人遺忘的角落：千言難盡的老三屆

千言難盡的老三屆！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早年，老三屆相關話題在網絡上頗為火熱，如今熱度漸消。緣由是老三屆的人們年歲漸長，正從七十邁向八十。身為老三屆群體的一份子，我們這一群體所歷經的遭遇刻骨銘心，縱使有諸多話語也難以抒發心中的感慨。

圖片來自網絡（圖文無關）

老三屆指的是哪些人呢？是一批往昔的中學生，確切來講，是1966年“文革”開始時正在學校念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涵蓋初中三屆、高中三屆。再精確些說，是1965年入學的初一、高一學生（即1968屆畢業生）；1964年入學的初二、高二學生（即1967屆畢業生）；1963年入學的初三、高三學生（即1966屆畢業生）。

為什么叫他們“老三屆”？根據我的記憶，這個稱呼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初。那時，文革的停課鬧革命已經結束，學校開始正常上課也已經好幾年了，也有了新的初高中畢業生。不過學制有了改變，中小學由12年縮短至9年（5、2、2學制）。于是人們把1966年至1968年畢業的那批中學生稱作“老三屆”，以示區別。

被稱作中學畢業生的老三屆，實際上只是在校時長達到或超出了中學學制的有關規定。除1966屆外，另外兩屆僅僅空有初中或高中“畢業生”之名。為何會如此呢？原因在于“文革”爆發、高考取消，還停課進行了兩年多的革命。

簡要概括而言，老三屆具備如下相同點：

1、他們大多是和共和國一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老三屆出生于建國前后（1947 - 1952 年），對黨和國家懷著質樸而深厚的情感。

2、老三屆群體都曾遭遇建國初期，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期間的經濟困境，深切體會到生活的艱難，歷經了苦難的錘煉。艱難困苦也能砥礪人的精神與意志，面對波折和艱辛，他們富有韌性且有應對之策，堅韌不拔，與當下部分較為脆弱的年輕人有所不同。

3、在中學階段，他們都經歷了“文革”。故而，除了1966屆高中畢業生，其他人都未接受過全面且系統的高中教育。即便部分人后來通過高考踏入了大學校園，其知識體系也存在欠缺。

4、在人生觀與價值觀塑造的關鍵階段，他們完整地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文革”給他們留下的印記極為深刻，終其一生都難以徹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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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們中的多數人，城市戶籍的去上山下鄉，農村戶籍的回鄉成為了知識青年，時間短的兩三年，長的達十幾年。在農村的這段經歷，不僅讓他們的身心在困苦中得到磨礪，還使他們對中國和農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勞動能力有所提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愈發深厚。他們深知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因此養成了艱苦樸素、勤儉持家的生活習慣。

6、在未來的人生軌跡里，盡管各不相同，但多數人依舊是處于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以及個體勞動者。他們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因學歷專業方面的先天短板以及年歲漸長，他們當中不少人淪為了弱勢群體。雖說“老三屆”里也有眾多英雄模范人物和杰出代表涌現，可令人惋惜的是，鮮有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

舉例來說，在科技領域，我所了解到的成為頂尖人才、當選兩院院士的“老三屆”人士，僅有醫學專家陳文娟以及湖南大學建筑工程專業的一位，他們都曾是老高三學生。我專門對清華大學現有的51位中科院院士的年齡和學歷狀況展開了分析，發現其中只有兩位是來自大陸的“老三屆”，分別是饒子和（出生于1950年）與程津培（出生于1948年）。

這兩位中科院院士，除身為老三屆之外，還有一個相同點，即他們都屬于工農兵大學生。清華大學的這51位院士，出生于上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時間跨度達40年。中學老三屆的出生年代跨度是6年，要是這些院士按中學時段均勻分布，那么每6年大約會有7人，然而屬于老三屆的僅有2人，這能說明什么呢？

在老三屆群體中，我對老高三最為熟知，畢竟我本人就是老高三一員；而初中老三屆里初一年級的學弟學妹們，我則是最不了解。一方面我們那所學校是純粹的高中，另一方面我也沒有初一年級的親朋好友，不過初二年級的倒是認識兩個。那我就只聊聊老高三，就以我們班來說，既存在特殊性，也具備普遍。

我曾經就讀的高中是河北省唐山一中，這里也是李大釗同志的中學母校。我們入學時，這所學校已經有61年的歷史了（它貨真價實地起源于1902年的永平府中學堂），校內匯聚了眾多優秀教師，在冀東地區聲名遠揚。1963年起，學校開始在原唐山地區（包括如今唐山、秦皇島兩個城市區域以及12個縣和一個國營農場，也就是現在的唐海縣）總共15個市縣招生，僅招收320人，分成8個班級（其中3個是女生班，5個是男生班），平均每個班40人。我被分到了8班（男生班），班里來自城市和農村的同學數量大致各占一半，此外還有兩名留級生（來自唐山市內）。

高中三年的學習生活輕松愜意，學校依據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標準，合理安排文化課程、體育鍛煉、勞動參與以及各類豐富多樣的活動，哪像如今的學習這般如置身煉獄！那時每日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課，早晚各有一次自習，周日（當時還沒有雙休日）能上街閑逛、清洗衣物，一切都自在隨心。

尤其是勞動課，唐山一中落實得最為出色，每學期都會安排兩周的勞動課程，一周在校內進行，一周在校外開展。校外勞動通常安排在農忙時節，學生們會住在農戶家中。雖然干活十分勞累，但吃飯時能盡情享用美食，特別是在唐山周邊的生產隊，每日都有白面做成的食物，這著實讓我們心生向往。即便到了高三下學期，高考日益臨近，勞動課也并未減少。

除了校內活動，今日，我們三年級的 8 個班級全體前往如今隸屬于開平區的大柳樹村，助力村民修繕小水壩。在勞動過程中，打夯、抬大筐這些活兒，女同學也絲毫不遜色。對于這段獨一無二的學習經歷，我撰寫了 40 多篇文章用以回憶，文章取名為《當年我們如何上高中》，并在《今日頭條》上發表。

唐山一中女生宿舍 （上圖）

畢竟高考的日子越來越近了，雖然自1966年春季起就已開始批判“三家村”，“5.16”通知也登上了報紙，6月1號《人民日報》還刊登了全國首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學校在6月2號也貼出了第一張針對學校黨支部的大字報，但眾人依舊天真地覺得高考會照常舉行，功課還是得復習。

1966年6月17日夜里，教室里亮如白晝，都九點多了，也沒人回宿舍休息。這時，住在學校廣播室負責機務的久竟同學沖進教室，沖著全班同學大聲叫嚷：“別看書啦，不考高考了！”眾人驚愕不已，沒一個人信他的話，都覺得他在逗樂。他又說道：“十點我把大喇叭打開，你們聽聽就知道了！”這話一出，大家都信了。

晚上10點、學校的高音喇叭響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晚間新聞》開始了。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了消息，雖然教室里都有小音箱，還是怕聽不清楚，紛紛聚集在大操場的司令臺前。新聞先是播送中央的決定，然后又播送北京一些高三學生給黨中央信，控訴高考罪狀，要求取消這個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孽種。

喇叭聲戛然而止，剎那間，操場上歡呼聲、萬歲聲如潮水般涌起。隨后，有人從學校工廠拿來棉紗，點燃后高舉著火把，繞著大操場開始游行。

第二天，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這一決定與消息，因此在歷史記載里，（文件中表述為延期半年）廢除高考的正式日期為1966年6月18日。

此后便是長達兩年多的停課開展“革命”。1966年下半年，眾人都期望在這場運動里有出色表現，以便日后升學更為順利。誰承想這件事自此沒了下文，局勢也愈發混亂，于是熱情漸消，情緒起伏不定。那些家庭出身不佳的學生，早就預料到自己的前途，大學的門檻恐怕是跨不進去了。實際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僅在1966屆存在，而之后的1967屆和1968屆在中考時就被限制了。

誰都不曾料到，最終大家的結局竟是都無法踏入大學校門。1968年秋季，在我們高中多讀了兩年之后，對于一些城市同學而言，最好的出路是不用下鄉，去大清河鹽場、柏各莊農場或者開灤煤礦這類從事最繁重體力勞動的單位當工人，而其余同學則要么上山下鄉，要么回鄉，全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農民。

既沒有畢業合影作為紀念，也沒有彼此告別時的不舍留戀，就連畢業證都沒有，只能垂頭喪氣地返回家中。所有常規的畢業流程在我們這兒都未上演，高中時光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上面展示的是我同班同學的《學歷證明書》，而我的那份，在我情緒最為低落的時候被我一把火燒掉了。在我看來，它對我而言毫無價值。作為一名社員，并不需要依靠文憑。實際上，我銷毀它并非毫無緣由。其一，在中國，高中文憑用處不大，同等文化水平的中專、中師文憑反倒有用，還能包分配工作，大學畢業文憑的作用自然更大。

高中畢業之后，在農村要是沒什么人脈關系，別說是當會計了，就算是當民辦教師，人家寧愿用連小學都沒念完的人，也不會輪到你。再者，學校發的這張紙，并非畢業文憑，上面寫著“學歷證明”，相關人員懶到連是哪一屆畢業的都沒填寫。

我判斷他并非懶惰，而是覺得沒什么要緊，反正每一屆情況都差不多。這張證明出自學校教導處的劉紹波老師之手，他是位低調的書法家，以如巨筆般的功力寫出的榜書，雄渾剛勁，學校的校名牌匾便是他的杰作，自那之后，我再沒遇見過有這般深厚書法功底的人。如今把這張紙當作文物來研究，我竟難以分辨它是何種印刷品，是蠟紙印刷的嗎？不像。是印刷廠印制的嗎？那為何不用印刷字體，而采用劉老師的手寫字體呢？

我只能做出判斷：外面是用蠟版套色印刷的，里面的內容則是劉老師逐張手寫而成。畢竟全校學生總數還不到一千，慢慢書寫也無妨。如今我已然有些懊悔，要是我手中有原件，一眼便能辨別清楚了。

自1968年9月分別后，一晃便是20多年。直到1991年班級首次組織聚會，約半數同學得以重逢，彼此傾訴心聲。1992年，母校迎來90周年校慶，又有部分同學相聚，彼時大家都還年輕，且處于事業巔峰。2002年學校百年校慶時，參與活動的同學就變少了。2013年退休后，舉辦了1966屆入學50周年紀念活動，隨后連續兩年又分別組織了1967屆、1968屆入學50周年紀念活動。此前在學校里和同學聯系甚少的我，這才開始和其他班級、其他屆的一些同學有了交往，也因此對全校老三屆多年來的情況有了大概的認識。

全校的情況能夠通過我們班的實例來體現：

1、當年上山下鄉的同學大多都回到城市，僅有一人在柏各莊農場結婚定居，在此扎根。柏各莊農場在那時屬于全民所有制企業，所以也沒什么影響。

2、僅有一位來自農村的同學獲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之后留校任教。改革開放后，該同學獲公派前往美國留學，最終取得博士學位，如今已是美國公民。就我了解，全校1966屆僅有兩名工農兵大學生，其余的均是工農兵中專和中師生。

3、1977年高考恢復，有一人考上本科院校（北京農大），四人考上專科院校（師范類）；1978年，四人考入本科院校（吉林工業大學1人、河北工業大學2人、河北師范大學1人），兩人考入大專院校。這兩屆總計有十一人升學。

4、從農村返鄉的同學大多成了教師，有幾位成為了公務員，在縣里擔任局長等職位，在企業工作的人不多；城市戶籍的同學分布在企事業單位，從事個體經營的寥寥無幾。不過有一位同學，夫妻二人一同辭去工作投身商海（停薪留職，有保障），如今事業有成，實現了財務自由。

5、以世俗的視角來看那些被視作成功人士的人，在全班之中，有一位博士、一位教授、一位研究員和一位正高級工程師；在行政方面，有一位正處級公務員，企事業單位里還有三位處級公務員。

“文化大革命”給“老高三”群體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1、高中多讀了兩年有余，這是難以挽回的損失。正常而言，我本應19歲高中畢業，之后要么去上大學，要么落榜回家務農。誰能料到，都21歲了，還是高不成低不就，沒有個明確的出路，還花著本就生活艱難的父母的錢。心里那叫一個著急啊！

1982年秋天，我所在的教研組來了一位1978級的師范大學畢業生。她是9年學制體系下的學生，1978年上高一，由于學習出色，按照政策規定，學校準許她參加當年的高考。中小學8年加上大學4年，她總共12年就拿到了大學本科學歷，大學畢業時才19歲。我跟她打趣道：“我也是一天沒缺地上學（還有言外之意：我也挺厲害），14年多了才高中畢業，你12年就大學本科畢業了。我就權當高中本科一塊兒畢業了吧！”說是玩笑話，可其中飽含著我多少心酸吶！

2、不少人錯失了上大學的機遇。倘若1966年高考能正常舉行，以當時的政策環境來看，我們班起碼會有超過30人被大學本科院校錄取，其中大概會有十幾人考入名牌大學或者重點大學。要是按照如今的錄取方式，超過95%的同學都能考上大學。可為何只有30人能考進呢？原因是班上至少有6人家庭出身不佳，他們根本沒機會考上大學。1964年“四清”運動之后，階級斗爭的態勢愈發嚴峻，1965年的高考基本就是這樣的狀況。

然而，當高考最終來臨之際，雖說推遲了十一年半的時間，很多同學卻并未參與其中，特別是部分城市戶籍的同學。由于他們已有穩定工作，還受家庭因素所困，故而選擇了放棄。相反，像我們這些農村戶籍的學生，身份依舊是農民，面前僅有這一條光明之路，便毫不猶豫地參加了高考，從而獲得了轉變身份的機會。

3、曾經的高三學生盡管在學習方面具備一定優勢，然而在年齡上卻不占上風。當學習成績并非決定性因素時，無論是在推薦上學還是招工等方面，他們都處于不利地位，甚至已超出政策所涵蓋的范圍。即便后來通過高考邁入大學校門，此時他們已年過三十，在學術領域很難與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相抗衡，更難以取得高端的科研成果。倘若1977年高考完全依據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恐怕曾經的高三學生要占據大半名額，所以國家對錄取比例加以限制，是合情合理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老三屆的命運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政策的積極影響以及自身持續拼搏下，眾多老三屆人士基本都踏上了較為理想的人生之路。

圖片來自網絡

當下，老三屆的人們都已年邁，然而我們對祖國的牽掛未曾改變。祈愿我們的祖國能夠愈發繁榮昌盛，祈愿祖國的人民能夠越來越生活美滿，祝愿我們的祖國盡早實現和平統一，完成中華民主偉大復興。同時也祝愿每一位老三屆人士都能平安喜樂，生活幸福。

本文來源：命運安排（感謝劉老師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