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女明星，紅遍大江南北，槍斃前大喊：這不公平

1992年4月3日，湖北黃石郊外刑場一聲槍響，37歲的程春蓮倒在血泊中。

她曾是舞臺上光彩照人的“劉三姐”，是無數觀眾心中的文藝標桿，卻成了中國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女明星。

臨刑前那句“我做了那么多貢獻，犯點錯就要死，這不公平”的嘶吼，至今還能在相關記載里找到痕跡。

一個把山歌唱到人人皆知的才女，最后落得這般下場，實在讓人五味雜陳。

礦區飛出的“劉三姐”

程春蓮的老家在湖北黃石鐵山礦區，家里住的是不足二十平米的紅磚平房。

父親修礦車，母親縫補工裝，五個孩子擠在一塊兒，飯桌上常年只有紅薯干和咸菜。

這樣的家境能出個文藝界的名人，誰也沒料到。

她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礦區廣播里放《洪湖水浪打浪》，聽一遍就能哼，再聽一遍就能完整唱出來，高音清亮得像山里的百靈鳥。

十二歲那年，縣楚劇團到礦上招學員，老師一眼就看中了這個“眼睛會發光”的丫頭。

母親舍不得女兒，但更不想耽誤她的前程，賣掉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雞，湊了三塊六毛錢路費，把她送進了劇團。

劇團的日子不好過，凌晨五點就得起來吊嗓，夜里十二點還在壓腿。

冬天腳生凍瘡，夏天身上起痱子，可她從沒喊過苦，硬是把《竇娥冤》唱得讓全場觀眾掉眼淚。

十五歲時，她成了黃石歌舞團最年輕的正式演員，工資大半都寄回了家，給父親買了膠鞋，給母親扯了的確良襯衫。

后來大型民族歌劇《劉三姐》復排，一百多個競爭者里，她憑著那股山里姑娘的野性和圓潤的花腔女高音，拿下了主角位置。

戲臺搭在工人文化宮，連演四十場場場爆滿，一張票被炒到相當于半斤豬肉錢，還有人專門坐綠皮火車趕來觀看。

省領導接待外賓指定要她唱《龍船調》，商場開業請她剪彩，掛歷、搪瓷缸上全是她的“七仙女”扮相。

那會兒她走到武漢街頭，小販都會主動招呼“春蓮，來碗熱干面免單”。

本來以為她會一直深耕舞臺，成為一代藝術家，沒承想，名利帶來的滿足感并沒有持續太久。

棄藝從商踩紅線

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下?！背闪水敃r的時髦詞，海南建省、深圳特區發展得熱火朝天，不少人都想著趁機撈一筆。

程春蓮也動了心，她辭掉了歌舞團的工作，南下深圳做起了港式時裝生意。

一件連衣裙能賺四十塊，一天能賣二十件，按理說收入不算低，但她覺得賺錢太慢。

偶然間，她發現了石油貿易里的商機。

當時石油實行雙軌制，計劃內價格和計劃外市場價差巨大，中間的利潤空間大得驚人。

這種制度縫隙確實給了一些人可乘之機，但能不能把握好分寸，就是對人性的考驗了。

程春蓮通過歌舞團的舊識，結識了浠水縣石油公司的銷售科長。

飯桌上唱一段《采茶歌》，就能讓對方紅光滿面，當場答應每月批給她兩百噸計劃內石油指標。

從那以后，她脫下戲服，換上墊肩西裝，燙了大波浪，拎著裝滿現金的黑色公文包，往返于黃石、武漢、天津之間，把低價拿到的計劃內石油高價賣給江浙的鄉鎮企業。

短短兩年時間，她的賬戶里就多了一大筆錢。

這筆錢在當時是什么概念？普通職工一年工資才一千出頭，而她的財富足夠在北京買十套四合院。

她給父母在黃石蓋了三層小樓，裝上了礦區第一臺窗式空調，自己買了進口皇冠轎車，車牌號還是“鄂B8888”，在武漢揚子江酒店長期包房間，專門接待石油系統的關系戶。

老家人都夸她有本事，唱戲唱成了財神爺。

可他們不知道，程春蓮腳下的路，早已偏離了正軌，一步步走向了法律的紅線。

如此看來，人一旦被欲望沖昏頭腦，真的會做出不理智的選擇。

刑場一聲“不公平”

紙終究包不住火，一封來自石油系統內部的舉報信，徹底揭開了程春蓮的斂財內幕。

舉報信字跡工整，把她倒賣石油的數量、受賄金額，甚至她坐在皇冠車里點鈔的照片都附了上去。

很快，黃石市檢察院反貪局的人找到了她，當時她還想把剛收的“好處費”沖進馬桶，卻被當場按住。

專案組用了四個月時間，跑遍七個省市，調取了銀行傳票、出庫單、運輸記錄，整理出兩尺厚的案卷。

審訊室里，程春蓮還端著明星架子，說自己解決了兩地油荒，是有功之臣，拒絕退贓，堅稱那些“中介費”合理合法。

直到辦案人員從她家天花板隔層搜出二十七萬現金，她才低下頭，卻還想著討價還價，問能不能不判死刑。

法庭上，公訴人指控她投機倒把、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

辯護律師試圖為她做罪輕辯護，說她主觀惡性不深、社會危害有限，可程春蓮自己卻在最后陳述時“加戲”，質問“我又不是第一個倒油的，憑什么只抓我？我給縣里拉來石油，工廠不停產，工人不失業，我有什么罪？”

審判長敲響法槌，判處她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她愣了幾秒，突然仰天大笑，那笑聲像極了她以前唱《竇娥冤》時的悲憤腔調。

上訴、復核、終審，所有法律程序走完，她依舊拒絕認罪。

在看守所里，她每天凌晨四點準時起床壓腿、吊嗓，唱完《劉三姐》唱《天仙配》，獄警呵斥她，她還回嘴說“戲比天大，嗓子不能廢”。

刑場那天春雨淅瀝，她穿著藍色囚服，頭發整齊地盤在腦后，像登臺前化妝那樣一絲不茍。

法官問她最后有什么遺言，她扯著嗓子喊出了那句流傳至今的“不公平”。

槍響之后，她的皇冠轎車、三層小樓、巨額存款全被沒收，留給父母的只有一張蓋著紅章的《沒收決定書》。

后來有人做過對比，和程春蓮同時期的“傻子瓜子”年廣九，同樣是借著時代東風創業，卻始終在法律框架內行事，最終成為知名企業家。

如此看來，同樣的時代機遇，不同的選擇，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

程春蓮的案子后來被寫進了經濟犯罪教材，成為雙軌制時期投機倒把的典型案例。

法學界討論她的罪行，普通人感慨她的命運，有人說如果她晚生十年，或許能合法做石油貿易，成為女企業家，也有人反駁貪婪沒有年代，踩紅線就得買單。

她那句“不公平”確實值得深思。

她覺得自己有貢獻，犯錯不該死，但法律的標尺從來都很明確，功過不能相抵，違法就得擔責。

后來石油價格并軌，計劃內外的差價消失，“投機倒把”罪名也成為歷史，制度的完善或許正是對她那句吶喊的回應。

如今在短視頻平臺上，還能看到她當年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黑白影像，彈幕里有人夸她聲音絕，有人可惜她走錯路。

她的故事不是簡單的明星墮落，也不是臉譜化的貪官伏法，而是一個人與時代紅利、制度縫隙、內心貪欲短兵相接的殘酷樣本。

舞臺再大，大不過法律；嗓音再亮，亮不過規則。

這大概是程春蓮用37年人生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訓。

希望每個站在聚光燈下，或是懷揣暴富夢想的人，都能記住這聲槍響，守住底線，別讓欲望毀掉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