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后,日本上野動物園的兩只大熊貓“曉曉”和“蕾蕾”將返回中國。這本來只是正常的租借周期結束,但在當下緊繃的中日關系背景下,它卻意外成為撬動日本社會情緒的一根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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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日關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臺錯誤言論跌至近年低點。她在11月7日聲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的“存亡危機事態(tài)”。這一表態(tài)點燃了外交層面的火藥桶。僅一周之內,中日圍繞此事完成了多輪正面交鋒。中國駐日大使緊急約見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面對到訪的日本外務省官員時更是罕見直言“不滿意”,明確要求日方收回錯誤言論。19日,外交部發(fā)言人毛寧再度嚴厲警告:如果日方執(zhí)迷不悟,中方將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中方公開指出日本“無資格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外交場合,這種表述已經不能再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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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情緒很快擴散至民間。
中國有關部門提醒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隨之而來的是國內航司超過50萬張赴日機票被退票,多家旅行社緊急凍結日本游產品,赴日旅游幾乎一夜蒸發(fā)。連文化交流也被迫按下暫停鍵,多部預定在中國上映的日本影片集體延期,“北京—東京論壇”宣布推遲。在這一波“冷風”里,日本相關產業(yè)率先感受寒意:東京股市多板塊下跌,尤其是旅游、零售和美妝行業(yè),資生堂和伊勢丹三越等龍頭企業(yè)跌幅超過10%。經濟學家預測,如果中國游客減少,日本GDP將被拖累0.36%,損失高達2.2萬億日元。而就在11月19日,中方又透露因日方未履行承諾,已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日本出口商幾乎確定在可預見未來無法恢復對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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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大熊貓要回國的消息,才顯得尤為引人注目。
日本人有多愛大熊貓?在日本,大熊貓不是普通動物,而是橫跨外交、文化、經濟三條線的“超級符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康康”和“蘭蘭”抵達東京上野動物園,排隊長度超過4公里,等待時間超過5小時,創(chuàng)造日本動物園有史以來的最長人流記錄。
從那一年開始,“熊貓熱”就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
幾乎每隔幾年,日本就會出現一次“熊貓經濟周期”,從電視連續(xù)報道到街頭狂歡,每一次都是全國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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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日本國內只剩下“曉曉”和“蕾蕾”兩只旅日大熊貓,而它們將在明年二月回國。屆時,日本第一次面臨全國沒有大熊貓的局面。如果當前中日緊張局勢持續(xù),中方極可能不再向日本租借新的大熊貓。
沒有大熊貓,對日本意味著什么?首先是文化與情感層面的巨大落差。對日本普通民眾來說,每天早上擠地鐵前刷一眼熊貓直播,是很多日本人的習慣;周末排隊五小時看熊貓,是家庭儀式感;日本是一座壓力社會,而熊貓是僅存的無壓力存在。熊貓經濟更是一筆很容易算的明白賬,以東京上野為例,熊貓經濟一年能帶來數十億日元的收益,周邊店鋪的商品七成與熊貓相關,從毛絨玩具到咖啡杯,從文創(chuàng)明信片到車站主題票卡,一整條產業(yè)鏈都靠熊貓的存在維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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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全國進入“無熊貓時代”,最先倒下的是商業(yè)生態(tài),隨后才是城市吸引力的下降。
大熊貓租借,本來就是一種國際友好和高度互信的象征;當這種象征性渠道被關閉,它傳遞的不是動物數量變化,而是關系溫度下降。換句話說,大熊貓的回國本身不是反制,而是關系變化的結果。
有人問:日本人真的這么離不開大熊貓嗎?
是的。這不是情緒化的夸張,而是50年沉淀下來的文化事實。甚至日本街頭都曾出現這樣的采訪:“生活中最不愿失去的是什么?”答案里除了家人、寵物,就是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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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兩只熊貓即將回國時,日本社會產生的震動并不意外。因為這對很多日本普通人人來說,無異于“天塌了”。
但真正值得日本反思的,是為什么一個溫和的象征,開始被時代風向卷入風暴中心。是大熊貓變了,還是關系變了?是動物離開了,還是信任離開了?要讓大熊貓重新回到日本,日本要做的不是祈禱,而是回到理性、尊重與穩(wěn)定的雙邊關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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