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郎紹君：四十五載耕耘，鑄就美術史論新豐碑

《中國美術報》2025年11月10日 06—07版

【編者按】9月13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觀察》雜志社、美術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近現(xiàn)代藝術史理論與實踐暨郎紹君先生治學45周年研討會”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開幕式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杭春曉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喻靜、研究員王鏞先后致辭。本次學術研討會為期一天半，邀請來自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及中國美術學院等單位的34位專家學者，圍繞“問題意識與方法”“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齊白石研究”這三個郎紹君治學生涯一直關注的方向展開討論。本期《中國美術報》特編發(fā)部分與會嘉賓發(fā)言，分享他們與郎紹君先生的交往經(jīng)歷，呈現(xiàn)郎紹君在歷史語境下的學術成就。

導讀

·賈方舟：郎紹君的藝術人生與學術建樹

·皮道堅：重塑20世紀中國美術理解范式

·尚 輝：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的拓路者

·裔 萼：平實雅正?文心映史——郎紹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杭春曉：以史為鑒，拓展近現(xiàn)代美術史認知新域

人物簡介

郎紹君，1939年出生，河北定州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碩士，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近現(xiàn)代美術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長期專注于美術史論研究及美術評論工作，著有《論現(xiàn)代中國美術》《現(xiàn)代中國畫論集》《齊白石的世界》《郎紹君美術時評》《守護與拓進：20世紀中國畫談叢》《重建中國精英藝術》《齊白石研究》《探問集：20世紀中國畫學研究》等。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領域，先生提出的諸多命題，諸如歷史的遮蔽與去遮蔽、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西藝術的融合與沖突、藝術家個體與時代語境等，不僅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更確立了相關研究的基本范式與發(fā)展方向。先生在學術上的開拓之舉，重塑了人們對20世紀中國美術的理解方式，且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領域的一面旗幟。

郎紹君的藝術人生與學術建樹

□ 賈方舟

在郎紹君先生治學45周年研討會上，我想以一位老朋友的身份，分享我們交往中的一些珍貴記憶。

郎紹君、水天中、劉驍純是我在北京最親近的三位朋友，與我“亦師亦友”。這份情誼伴隨我走過多年的藝術批評之路，我常把寫好的文章送請他們指正，特別是郎紹君先生，總會給我最真誠的建議。來開會前，我特意翻找出郎先生寫給我的信。這些跨越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50多封信，記錄著我們深厚的學術情誼，也見證郎紹君在學術與生活間的艱難跋涉——他既要照顧老幼，又要應對自身病痛。此前十多年，夫婦分居帶娃，生活艱辛；相聚后負擔仍重，除自身寫作研究，還承擔著《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美術史》等多部重要課題的寫作任務。記得在一封信中，他談到評論李可染的文章獲得研究院首屆學術評獎一等獎。他說：“這并非我最好的文章，得獎讓我既高興又惶恐。”但緊接著他又寫到獲得的800元獎金：“夠裝一部電話了?！边@句話道出了那個時代學者的真實處境。他的性格在信中也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有一次他在信中對李希凡的態(tài)度直言不諱，痛快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還有一次，彭德誤將信封寫成“郎少軍女士收”，成了同事們的趣談。這些書信里的郎紹君，真誠而鮮活。作為同齡人，我目睹著水天中、劉驍純等老友相繼離去，今年春節(jié)期間我想探望郎先生，卻得知他已不便見客。這讓我更加珍惜我們近期的一次見面——前年10月，我和從廣州來的老朋友皮道堅一起拜訪他和水天中、陶詠白，沒想到那一天成了我們和水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聚。

回顧郎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我特別要提到他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幾個重要理論：“立交橋理論”形象地闡釋了學術多元化的理念；“對傳統(tǒng)的再認識”強調(diào)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重新理解傳統(tǒng)；“重建精英藝術”雖在當時引發(fā)爭議，卻體現(xiàn)了他對藝術本質(zhì)的深刻思考?！皡牵úT）、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這近現(xiàn)代的四位大師級人物也為他首次提出。在我看來，郎先生的治學有三個鮮明特點：首先是史論結(jié)合，既重史料又重理論；其次是融匯古今，讓歷史研究服務于當代思考；第三是兼具直覺的敏感與理性的深度思考。這樣嚴謹?shù)闹螌W精神完全得益于他橫跨文學、藝術理論和美術史的學術背景，同時還有繪畫實踐的支撐。

郎紹君十多年來寫給我的這些書信，記載了一個個體的時代記憶，也記錄著一位學者的學術歷程，同時還見證了這一代學人的精神追求。郎紹君先生用他的一生，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學術堅守和批評立場?！?/p>

（作者系批評家、策展人）

郎紹君 《行路所思》 紙本設色 36cm×35cm

重塑20世紀中國美術理解范式

□ 皮道堅

我和郎紹君先生是同齡人，我比他小兩歲。記得當年北京批評界有個說法——“大三角”和“小三角”。“大三角”指的就是水天中、郎紹君、劉驍純，這足以見證他們在學界的分量。

回想郎紹君先生的學術貢獻，我們要從20世紀80年代說起。那時我們這代人正值38歲上下，是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受益者。我1979年入學，他是1978年入學，雖然入學時間稍有差異，但都在1981年前后畢業(yè)，共同經(jīng)歷了那個思想激蕩的年代。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我們打開了新的文化視野。大家思想活躍，充滿著文化理想和人文關懷。那是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交織、斷裂與延續(xù)并存的時代，學術環(huán)境時常“翻燒餅”般左右搖擺。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大三角”始終保持著鮮明的學術立場，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他們思想敏銳，問題意識強，成為當時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力量。

古人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與“大三角”的交往正是如此。我們既是學術知己，又是良師益友。最早我是隨劉綱紀老師來北京，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聽藝術概論課時認識了他們，并與他們結(jié)下深厚友誼。在三位之中，我與郎紹君的交往最為密切。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我們經(jīng)常相聚。直到1992年我的孩子皮力到北京上學，還常去郎老師家蹭飯。我們和徐改后來還一起編寫了高中師范美術教材。特別難忘的是1985年12月，我和賈方舟、鄧平祥到北京參加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的理論工作會。會后，郎紹君先生熱情地幫我們聯(lián)系住進恭王府的藝術研究院招待所。第二天，他邀請我們到水天中家吃飯，“大三角”齊聚。那晚我們暢所欲言，從高爾泰談到知識分子的品格、操守與命運。那樣的深夜長談，讓我終生難忘，也加深了我們之間的情誼。

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40多年匆匆而過，郎紹君先生已經(jīng)成為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史論家和批評家。他的學術研究深度參與并推動了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建構(gòu)進程。我認為，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召開這次研討會，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聽了今天上午的發(fā)言，我欣喜地看到大家在郎先生研究基礎上的推進。我完全贊同會議組織者的評價：郎紹君先生在學術上的開拓之舉，重塑了人們對20世紀中國美術的理解方式，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領域的一面旗幟。郎紹君先生不僅為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重建提供了框架和諸多有價值的學術命題，還通過深入的藝術家個案研究，建立了個案研究的學術范式，今天上午的發(fā)言都在這個范式中繼續(xù)推進。我認為這個范式的學術特色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持續(xù)的問題意識驅(qū)動；二是史論結(jié)合與方法論自覺；三是傳統(tǒng)畫學與現(xiàn)代學術的融通。這些特點使得郎先生的研究具有持久的學術生命力。■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郎紹君 《夜景試紙》 紙本設色 35cm×41cm

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的拓路者

□ 尚輝

作為曾受教于郎紹君先生和王鏞先生的學生，我想從三個層面談談郎先生的學術貢獻。

第一個層面，今天我們這個研討會將中國近現(xiàn)代藝術史理論與實踐，與郎先生治學45周年相結(jié)合，其深意在于彰顯郎紹君先生這一代學者對近現(xiàn)代美術史學科建設的重要貢獻?；厥淄?，我們當年報考研究生時，幾乎找不到系統(tǒng)的近現(xiàn)代美術史資料。正因為距離歷史太近，很多史學家尚未將1900年以來的美術發(fā)展視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我認為，郎先生他們最重要的貢獻，首先就在于確立了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的學科地位。

第二個層面，郎先生這代學者有著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他們善于將學術研究、社會觀察與藝術批評融為一體。之前提及郎先生主張“通過美術史研究建立批評”，但我更傾向于認為，他們更多的是從當代美術現(xiàn)象出發(fā)，帶著現(xiàn)實問題回溯歷史研究。這種在歷史與現(xiàn)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斷跨越，形成了郎先生獨特的治學特點。在李小山提出“中國畫窮途末路”，且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大量涌入的背景下，傳統(tǒng)藝術何去何從？當時，人們普遍持對立沖突的觀點。而郎先生的“立交橋理論”——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多元化理論的最早表述——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到了20世紀末，吳冠中提出“筆墨等于零”，張仃呼吁“守住底線”，這場論爭中，郎先生發(fā)表的《筆墨論稿》是我所見最為深刻、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

第三個層面，郎先生常對我說：“說話要有根據(jù)?！?005年，我在北京畫院美術館任館長期間，策劃了“草間偷活”“人物造稿”等齊白石特展。當我為展覽撰寫前言時，郎先生誠懇地指出：“你的文字略顯空泛，應該更具體些。”這句話讓我終身受益。在籌備“人物造稿”展覽時，我們手頭只有齊白石的創(chuàng)作草稿。在布展過程中，我意外發(fā)現(xiàn)，在1937年11月30日這一天，齊白石竟然繪制了四幅草稿，且都是通過榮寶齋的窗口觀察一位老漢后創(chuàng)作的鐵拐李形象。郎先生肯定了這個發(fā)現(xiàn)，他說：“研究齊白石不能僅靠文獻，還要通過圖像比對等方式，這樣才能‘說話有根據(jù)’?！边@件事讓我認識到，郎先生不僅是杰出的史論家，他的研究方法對策展實踐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郎先生的文風樸實無華，從不堆砌華麗的形容詞，而是善用“白描手法”將問題說透。這種文風與他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一脈相承。他開拓的學術道路，值得我們終身追隨與學習?！?/p>

（作者系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理論與策展委員會主任）

郎紹君 《幻覺二》 紙本設色 34cm×46cm

平實雅正?文心映史——郎紹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 裔萼

回想與郎老師的緣分，我們有著30年的師生情誼、14年的鄰里之情，還有半年的同事之誼。我1995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非常幸運，我的導師翟墨老師人品學問俱佳，對我悉心教導；同時，我還得到了郎老師的指導——當時我和他的大弟子云雪梅同住一室，通過雪梅的引薦，我也經(jīng)常向郎老師請教。從我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到后來從事研究工作，翟老師和郎老師始終給予我細致入微的指導。郎老師對我的教導，有一點對我影響很大，記得我起初寫文章總愛堆砌辭藻，他批評道：“把事情說清楚就好，不要濫用形容詞?！蔽疑钌铙w會到，文如其人，文風即人品。他那平實而雅正的文風，正是他為人處世的真實寫照。

1998年我碩士畢業(yè)后留校，在美術研究所現(xiàn)代美術研究室工作，郎老師時任研究室主任。我人生中參加的第一次重要研討會，是郎老師帶我去的。當時我撰寫的關于徐悲鴻的論文，被他推薦參加1998年中國美術學院建院70周年學術研討會。后來我寫作《20世紀中國人物畫史》時，因為同住一棟樓，我家在四樓，郎老師家在十樓，翟老師家在16樓，我便經(jīng)常上樓請教，甚至常常在兩位老師家蹭飯。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奇妙。去年12月在無錫蕩口古鎮(zhèn)籌備華君武展覽時，我在展陳中引用了郎老師對華老的評價，特意拍照發(fā)給了徐改老師。令人驚嘆的是，徐老師回復說，郎老師這幾天正好念叨著我。這種心靈相通的感覺，十分神奇。作為一個后學晚輩，我在學術道路上遇到了許多良師。郎老師剛正不阿、不慕時流、堅持己見的品格，對我影響很大。他的學術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深度與高度，在于其中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悲憫情懷，以及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他的學術研究始終致力于挖掘藝術背后的人文內(nèi)涵，直指藝術本質(zhì)。他教導我們不要僅關注畫面的筆墨技巧和形式語言，而要透過表象看到“人”的存在，這種對人的關懷、對人性的洞察，使他的研究獨具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20世紀90年代初最具影響力的美術批評家之一，郎老師以策展的方式直接參與并推動了中國現(xiàn)代水墨藝術的發(fā)展。他們這一代批評家直接介入藝術創(chuàng)作現(xiàn)場，不僅是見證者、研究者，更是參與者和推動者，這對當代中國畫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p>

（作者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

郎紹君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書法 46cm×68cm

以史為鑒，拓展近現(xiàn)代美術史認知新域

□ 杭春曉

作為郎紹君先生的學生，我想結(jié)合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主要談談郎老師和郎老師那一代學者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中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他們通過歷史學的方法，使得近現(xiàn)代美術史從一個現(xiàn)場的談論對象成為認知對象。

郎老師曾多次與我談起他從事近現(xiàn)代史美術研究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初，郎老師和我現(xiàn)在年紀相仿。他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需要聯(lián)系許多當時還健在的老先生。那些常年不被挖掘觸碰狀態(tài)下的老先生，給他寄來了大量書信和材料，這讓郎老師深受觸動。他發(fā)現(xiàn)，在歷史中，有一大批人是處于一種被遮蔽的狀態(tài)。因此，“遮蔽與去遮蔽”這一問題成為郎老師做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很重要的基礎路徑。時隔多年以后，我與郎老師再次探討這個話題，他的思考已經(jīng)更加深入。他認為，“遮蔽”有很多種，把一個人遺忘因而需要重新挖掘，這是一種遮蔽。同時還存在一種反向的遮蔽——出于一些“為尊者諱”的考慮，反而使某些人物的某些重要經(jīng)歷被有意掩蓋。

除了強調(diào)歷史的“遮蔽”與“去遮蔽”的方法論之外，郎老師特別強調(diào)藝術史研究者必須具備對藝術史直接觸達的感知能力。他時常強調(diào)對藝術作品的審讀能力、讀畫能力、感知能力。這種對藝術作品本體關注的堅持，使他的研究既保持理性的歷史審視，又不失藝術感知的溫度。

在具體研究方法上，郎老師始終強調(diào)以小的切入口見大的問題與構(gòu)成。他注重方法論的自覺，強調(diào)對繪畫作品的直接觸達的同時，也要求我們深入文獻考辨，從材料中進去，從材料中出來。他形象地比喻道，做研究要“盡精微而致廣大”，既要能看清“蒼蠅的翅膀”，又要能從翅膀中看見“廣大的宇宙”。在這次“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研討中的報告都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雖然每位學者的主標題都關注宏觀現(xiàn)象，但都設置了具體的副標題作為一個具體的切入點。這種研究路徑，正是郎先生一貫倡導的“小中見大”的學術傳統(tǒng)的延續(xù)。

郎先生這一代學者的開拓性工作，使得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從一個現(xiàn)場的談論對象，轉(zhuǎn)變?yōu)橐粋€認知對象。他們通過歷史學的方法論建構(gòu)，為這個領域開辟了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可能。如果僅僅停留在現(xiàn)場的直觀描述，我們很難像今天這樣，形成一個具有深度對話空間的學術場域。正是郎先生這代學者的拓荒之功，為我們提供了這片可以深耕的學術陣地?！?/p>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

編輯 | 閆 君

制作 | 殷 鑠、劉根源

校對 | 安亞靜

初審 | 殷 鑠

復審 | 馮知軍

終審 | 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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