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彥震?趙紅梅 | 作為明清茶馬古道文化樞紐的四方街：功能演變與價值研究

摘要：四方街于明朝初年隨木氏土司政權建立而形成，隨后成為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核心樞紐。通過文獻梳理與實地考察，系統探討其功能演變與多元價值。四方街是納西族與其他民族經濟交往的商業文化中心，過往馬幫帶動了茶文化、皮革文化、銅器文化的傳播，流傳千年的東巴紙文化和刺繡文化也活躍于四方街。四方街也是納西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場所，納西族人民創造了大量詩歌和文學作品，建造了如木府、萬卷樓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四方街位于西南絲綢之路的茶馬古道上，匯聚多種民族語言，促進了本土東巴文化與藏文化、漢文化的融合。為茶馬古道與西南民族交往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亦為文化遺產保護及民族地區文旅融合實踐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四方街；茶馬古道；文化樞紐；納西族文化

納西族作為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之一，世居云南，特色鮮明，是古代西南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民族成員。納西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派兵攻克云南之后，麗江土知府阿甲阿德獲“欽賜木姓”[1]，從此官姓木，民姓和，麗江木氏土司政權由此建立，世代經營。四方街在木氏土司治理下逐步興建，今七一街是古代連接麗江古城與內地的必經要道，今新華街則是滇藏茶馬古道最早的出入段。古城光義街，歷史上出了趙氏、周氏、余氏幾個大商家，使這條街帶上了經濟色彩，被稱為西南地區的商貿要道。其中五一街為文化街，光義街則因木府矗立而聞名。四方街為當時的木府發展壯大以及今天的納西族人民生活都做出重要貢獻，今天四方街上的商業文化和多元民族文化都有著歷史的影子。

關于記載納西族文化的資料總體來說比較少，《納西族簡史》中涉及了納西族人民的基本發展史，在麗江各代木氏土司的治理下，四方街不斷發展，成為經濟樞紐和文化聚集地[2]。還有于洪的《麗江古城形成發展與納西族歷史文化變遷》研究了麗江古城的街道在不同時代所反映出的納西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色[3]96-104。陳子丹通過考察碑刻、史料寫出《麗江木氏土司檔案文獻評述》[4]25-28，其中探討了納西族信仰的淵源。但關于四方街在整個納西族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沒有系統的論述。

一、四方街的建立和發展過程

1.明初創建、清代擴展：木氏土司與茶馬互市的制度需求

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云南，居住著依玉龍雪山而居的納西族，其世代居住在麗江，這里有遠古的生靈聲、潺潺的雪水聲，以及納西族人民特有的語言交談聲。商賈云集的四方街作為古城中心，街道如蜘蛛網般向四面八方輻射。在這里，我們能從林立的各類商業鋪子中，尋找到古時文化發展的影子。四方街的興起源于木氏土司的管轄，朱元璋派兵攻克云南后，欽賜“木”姓，木氏土司遂世代經營，其中以木氏六公成績最為卓著。“麗江古越嶲地為西藏出入咽喉，尤界極西，外與吐蕃接境”“麗江等處軍民宣慰使司，歲輸馬二千五百匹”[5]2-4，顯示朝廷以麗江為茶馬互市核心節點之一。這為四方街的興起提供了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其逐漸發展為多民族聚集的經濟文化中心。早期街鎮布局呈“回”字形，外圍馬廄、客舍，內圈攤肆，便于“午聚酉散”的日市節奏。

關于四方街是如何建立的，一說仿照木氏的印璽，象征木氏權鎮四方，木氏為招徠藏商、規范馬幫，按“印璽”形制修建中心廣場，即四方街雛形，用以屯駐馬幫、集散茶鹽；一說仿照納西族古老的龜體八卦圖，四角長街為四足，中央

鑲五花石為龜背厚土，象征麗江古城如龜壽千秋。但這兩說皆無從考證。從今天四方街繁榮的景象來看，不管寓意如何，四方街已成為承載經濟和文化的聚集地，對納西族文化的保留及傳承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在麗江設“茶引局”[6]3656，四方街遂成為官方指定的“茶引”兌換點。街市西南隅特設“藏客巷”，供西藏馬幫寄存馱畜；東北隅設“川陜會館”，方便陜商交割茶葉。街巷走向均指向雪山隘口，以利馬幫清

晨啟程，形成“市隨馬行”的樞紐格局。

2.近現代變遷：四方街的功能轉型

四方街作為麗江古城的中心，因商而興，因商而盛，被譽為“活著的茶馬古道”。從麗江古城的建城史來看，在隋末唐初時期，四方街就形成了“每月逢陰歷初二、十六為集期”[3]97的習慣，至今已有千余年歷史。

早期的四方街并沒有現今林立的各式鋪子，當時納西族人民大多在一個較寬的露天廣場上進行商品交易，四方街還有“迎天下四方賓客”的寓意，這也預示了其經久不衰的商業文化。清代的四方街在《乾隆麗江府志略》中就有這樣的描

述：“日中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無日不集，四鄉男婦，偕來商賈之販。”[5]14男女商販從不同地方趕來，每日聚集四方街進行商品交易。民國時期俄國作家顧彼得來到麗江，在此居住十年，在其著作《被遺忘的王國》中記錄了四方街每日的交易景象。近半個世紀以來，四方街一丈寬的青石板兩邊商業鋪子鱗次櫛比，納西族服飾、金銀首飾、銅器、東巴紙、茶葉和各類小吃等商鋪緊緊相鄰，各家的叫賣聲不絕于耳。今天的四方街開市一般在10∶00左右，古城里會有叫賣聲，11∶00左右游客陸續進入古城，這也符合麗江古城市集交易的傳統時間規律。四方街的多數商業鋪子為木質結構，如今摻雜了現代風格。四方街延伸出的幾條街均依河而建，古城衛生環境的日常維護也十分到位。

二、四方街的商業文化價值

1.遠古的茶文化

在木氏土司統治時期，四方街作為茶馬古道的樞紐，對麗江古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茶馬古道上興起了無數城鎮，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貿易文化中心，成為連接滇藏川地區各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大走廊。四方街作為麗江古城的代表，地處滇、川、藏交通要道，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茶馬古道的重要一站。

麗江是遠近聞名的騾馬市和藥市。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政府在川陜地區設立了五個“茶馬司”，用于茶馬交換。清初平西王吳三桂以銷售茶葉為由，與西藏達賴喇嘛暗中聯絡，為謀反作準備。清廷由此開辟了一條由鶴慶、麗江進入西藏的重要通道，后來隨著普洱茶貿易規模擴大，貿易路線逐漸形成多條分支，馬幫通過這些道路運輸茶葉，使茶馬古道更加繁榮。“中甸、德欽等地的藏族客商，每年派有 300 至 500 匹馱馬的馬幫到思茅、普洱地區馱茶，北運至西康、西藏等藏區銷售，時稱‘邊銷茶’或‘蠻裝茶’”[7]。今天古城四方街的新義街作為藏族馬幫們進藏和出藏的主要街道，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的四方街上，到處都是賣茶的鋪子，大多以普洱茶為賣點，按七餅為一桶售賣。這種售賣方法源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始定云南茶法，以七斤為一桶，三十二桶為一引”[6]3656的規定。清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規定以四方街為代表的麗江成為茶葉的轉銷之地。四方街茶文化能夠一直興盛，與藏族、納西族人民的飲食有重要關系，由于其食物比較油膩，茶就成為解油膩、助消化的必備之物。在四方街的忠義市場里能見到當地納西族的自制茶，一般都是藥物茶。明清時期納西族人民一直給木氏貴族進貢自制雪山茶，其初飲時有苦味，細品過后則甜至心間。

以騾馬組成的馬幫走村進寨，沿途轉賣茶、糖、鹽等生活必需品，成為茶馬古道沿線文化交流的使者，促進了古道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的茶文化能夠依舊繁榮，西南絲綢之路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帶動了麗江的地方經濟發展，而且也將納西族文化傳播出去。

2.悠久的皮革文化

在麗江古城里穿梭，你能看到當地的納西族男子大多頭戴皮帽，身著皮質上衣，腳穿皮質長靴，肩背皮包，“男女皆披羊皮”[8]178的現象唯有在麗江才能見到。在四方街能看到很多售賣皮制品的鋪子，但今天四方街銷售的皮具，并不是

當地納西族的特制皮革。

馬幫歲月造就了皮革的傳說。在茶馬古道上，馬幫在滇藏之間來往運輸貨物，長時間的野外露宿，穿山越嶺，需要耐磨的衣服、鞋子等方便攜帶且牢固的生活用具。為了適應馬幫的生活所需，納西族人民千百年來以牦牛皮毛為原材料，制作傳統手工藝皮革制品。納西族人民用皮革制成服飾、酒具、粑粑袋、茶鹽袋等生活用具，涵蓋了生活各方面。

皮革工藝作為納西東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技藝正逐漸消失，傳承人也越來越少。為保護皮革文化，麗江市文化局專門設立了一座民間手工藝術館——“手道麗江”，主要為皮革手藝傳承人提供工作場所。這座藝術館不僅向世人展示了輝煌燦爛的東巴文化，也使皮革工藝得以傳承。納西皮革制造技術在滇藏茶馬古道上向西藏傳播，皮革文化成為西南絲綢之路上文化交融的歷史見證。

3.響當當的銅器文化

銅器文化也是納西族文化獨具特色的代表，納西族人家一直使用黃中帶銹紅的銅制品，這種銅器文化也一直流傳至今。在連接滇藏的茶馬古道上，馬幫一直運輸納西銅器。四方街上林立著很多售賣銅器的鋪子，銅器多呈美觀的紅色，“云

南銅礦尤甲各行省。蓋鼓鑄鉛銅并重，而銅尤重。秦、鄂、蜀、桂、黔、贛皆產銅，而滇最饒。”[6]3666

銅器小到茶杯，大到洗漱盆，其中以麗江地方特色的火鍋銅器尤為精美。麗江在土司時代礦產資源尤為豐富。“從乾隆五年（1740）到嘉慶十五年（1810），云南所產銅每年都在1000萬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1763）和二十九年（1764）

等幾個年份，云南產銅高達1400 余萬斤”[9]。銅器制作久負盛名，麗江銅器由于成色好、分量足、品種多和結實耐用，深受周邊地區人們的喜愛，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喜愛，他們以擁有麗江銅器為榮。麗江銅器逐漸成為茶馬古道輸往藏區和內地的大宗商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麗江古城里就有近100戶打銅人家。

在考察過程中發現，臨近春節銅器鋪子的生意迎來了全年的高峰，我們能夠聽到賣家用不同的語言與顧客講價。通過納西族銅器文化探索茶馬古道的文化印記，我們能夠了解到納西族人民與周邊民族的貿易交往史。

茶、皮革、銅器三類商品并非孤立存在：馬幫長途運輸需茶以解油膩，需皮具以御風寒，需銅器以煮茶煎藥，形成“茶馬—皮具—銅炊”的互補需求鏈。四方街因此出現“前店后坊”格局：臨街售茶，后坊鞣革，側院鑄銅，一條產業鏈在百米街巷內形成。

4.木府貢用的東巴紙文化

東巴紙的發明是納西族文化流傳的重要原因，東巴紙文化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成為納西族文化的主要載體。納西族手工造紙技藝的傳承人和志本，被選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10]。在現今的四方街上，能看到

很多銷售東巴紙的鋪子，在考察過程中，尋訪到了一位東巴紙傳承人和秀軍。和秀軍說，現如今在市面上能買到的東巴紙并非真正的東巴紙，他所制造的東巴紙是以野生藥材蕘花為原料，經過熬、打、曬等工序反復加工制成的，用這種藥材

制成的東巴紙可以保留千年①。四方街上的很多東巴紙鋪，在“手道麗江”院落有完整的制造器具供游客體驗。和秀軍在“手道麗江”院落中展示了大量的東巴紙，上面畫有許多精美圖案，也有納西東巴記錄的東巴象形文字。和秀軍的父親

是真正的東巴，能夠進行求雨、祭祀等儀式且十分靈驗。東巴紙作為東巴文化的主要傳承載體，對納西族文化的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通過手工制作的東巴紙，記錄東巴祭祀圖案，如今木府的鎮府之寶大藏經，四百年前由活佛使用金粉和銀粉寫成，后來在東巴紙上拓版而成。因為東巴紙防潮防蟲、保存時間久遠、千年不腐不褪色的特點，東巴文化得以保存至今并一直流傳。我們在木府看到的百卷藏經，由東巴紙制成，從西藏傳入，保存的藏文至今都清晰可見。

在木府土司時期，東巴紙雖因原料珍稀而價昂，但并非僅限于“貢用”。“雪紙（即東巴紙）出白沙里，賈人購之，易茶于藏”[5]28。說明東巴紙通過四方街流通至藏區，換取茶葉、鹽巴，具備明確的商品屬性。現今四方街“手道麗江”院落仍保留清末“紙馬互市”契約碑，可資佐證。今天能在“手道麗江”看到很多真正的東巴紙，因其價格昂貴，大多數游客不會購買。由于東巴紙工藝行業收入較少，和秀軍每天還要出去做石活賺錢。在納西族意識中，正如“造紙者一般為東巴，非東巴的造紙人并不受重視，往往是因為缺糧而被迫造紙以換糧、換錢或茶鹽等，因而被視為窮苦人迫于生計而采取的生存方式”[11]。而東巴紙作為納西族歷史發展的重要載體，它所記載的史實也成為現今學者了解納西族文化的重要史料。

5.納西族婦女的刺繡文化

納西族也有著自己的傳統服飾文化，納西刺繡可以算得上四方街上的一道亮麗風景。在四方街的每條街道上，隨處可見納西族婦女在手工刺繡，制作納西服飾。納西族紡織的歷史由來已久，“婦女初習紡織，近來府城內外，民眾紛紛仿立機坊，競相師法，紡織之聲，延而漸廣”[8]536。在四方街上見到的納西紡織，大多是色彩鮮艷的服飾，經過店鋪時，能聽到木制機子梆梆的聲音，這為四方街的商業文化增添了文化色彩。

納西紡織刺繡的技術主要以口口相傳的方式傳承。“麗江納西族服飾刺繡源于古羌與原農耕土著部落文化，韻致樸拙，黑白相宜，飽含納西人率性內斂、樂天知命的民族個性”。從中可以看出納西族歷史文化的縮影，最著名的納西刺繡

是“七星羊皮”，俗稱“披星戴月”，蘊含納西族婦女勤勞之意。在四方街上，納西族少女和老人會穿著黑白相間的納西服飾，在一些宴會上會盛裝出席。

隨著歲月的變遷，在同周邊民族的交往中，納西族刺繡服飾由原先肩上刺兩個大圓布，演變為刺七個圓布圈。七個圓盤代表七顆星，來源于納西族的東巴文化《東巴經》創世紀的傳說，納西族婦女把納西刺繡文化與東巴文化緊密相連。

三、四方街的民族文化價值

1.多種民族語言聚集的四方街

四方街作為通往滇藏的交通樞紐站，隨著茶馬古道的興起，吸引了不同民族的商人前來。抗日戰爭爆發后，麗江更是成了尼泊爾、印度及西藏與全國其他地區的樞紐，至今也有不同地區的商人在四方街經商。在遠古西南絲綢之路發展的

長河里，四方街從古至今一直承載著不同民族商人的通商交往，四方街上也由此聚集不同的語言。馬幫首領用納西語報賬，藏族腳夫用藏語對答，川商在一旁用漢語記賬，三種語言在同一交易中完成溝通。這種“多語議價”模式促成了納西語中大量藏、漢語借詞，如“茶”讀“ja（藏）”“銀子”讀“yinqian（漢）”。

各民族進行貿易交往過程中，文化也在融合。“《清職貢圖》：‘么些，今麗江、鶴慶二府皆有之。居處與齊民（漢族）相雜，性淳樸，語多鴃舌。其讀書入學者，衣冠悉同士子。’《麗江府志》：‘么些，語帶鳥音，……今則漸染華風，服食漸同漢制。’”[8]535“么些”是指納西族，在不斷的貿易來往中，納西族文化與漢文化融合在一起。四方街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納西文化得到長遠傳播。如今四方街上依然散發著不同民族的文化，隨耳都能聽到不同的民族語言交織在一起。《納西語簡志》記載：“由于歷史上與鄰近的漢、藏、彝、白、傈僳等民族長期交往，一部分納西族也分別通曉上述民族語言。”[12]如今，不僅通商之人會說漢語、了解漢文化，納西族的機關單位、學校等也都學習漢文化，使用漢語、漢字。

如今的四方街能夠有多種語言與文化的聚集，與歷代木氏土司首領支持漢文化發展是分不開的。麗江木府正門右側有一座牌坊，上面寫著“天雨流芳”四個漢字，這是納西語音譯，意為“去讀書吧”。“天雨流芳”原是漢語，意為天降潤雨，滋生萬物。讀一部好書，對我們心智的滋養，就像天雨之于谷物的成熟，讓你的心靈沐浴著智慧的芬芳，而感覺無比的幸福和安詳。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麗江古城，就是這樣的一部好書。

木氏首領積極學習漢文化，這一點還可以從木府所建的藏書樓看出來。“萬卷樓”作為藏書樓，是木府第二大殿，也是唯一的三層樓建筑，其高度超過前方商議國家政事的議事廳。“萬卷樓”顯示出木氏土司首領對漢文化的重視、推崇

和認同，這里有納西族為了在夾縫（吐蕃和南詔）中求生存的政治因素。納西族在古代有這樣的說法：“東巴不進城，不進木府。”官員在府內不允許使用東巴文、納西語，統一使用漢語、漢文字，木府從古至今發出的公文告示全部用漢字書寫。明世宗用“行化邊教”的匾額作為褒獎，此舉寓意木氏土司在麗江推行漢文化。“樓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數萬計，群書鋟版亦能備其大要”[13]。“云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儀，以麗江木氏為首云”[14]。木氏土司對漢文化的重視，使漢文化在麗江納西族地區廣泛傳播，從上至下，從商業到文化都積極吸收漢文化。

今天考察多民族語言的四方街，了解茶馬古道給四方街帶來的繁榮商業文化以及木氏土司的治理方略，有助于對麗江四方街的歷史文化價值形成更高程度的認知。

2.多種信仰文化匯集的樞紐中心

四方街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匯聚了多種信仰文化，有本土的東巴文化（納西文化）、漢文化、藏文化。茶馬古道的不斷發展，促進了不同宗教文化的傳播，使得納西族四方街融合著多種信仰文化。四方街北側的“普賢寺”為漢傳佛教寺院，寺內卻懸掛東巴教的“署神”畫像；南側“藏客巷”設有小型轉經筒，旁立漢族商人的關帝神龕。每年農歷三月“東巴會”期間，寺院前廣場同時舉行東巴祭祀、藏傳佛教跳神與漢族社火，形成“一街三儀式”的景觀。木府門前的“天雨流芳”牌坊，其漢式斗拱上雕刻藏傳佛教八寶，屋檐彩繪東巴日月神，直觀呈現三種信仰的共融。

在《木氏宦譜》中“木氏歷代宗譜牒”[15]七個字下面用漢字轉寫納西語的東巴誦詩，記錄了納西族創世神話的開首語及遠古世系。明代，藏傳佛教傳入木氏統治區后，其宗教體系、儀式、法衣、法器、經咒均被東巴教借用和吸收。四方

街很多街道上都畫有納西族的象形文字，代表著不同的寓意，展示納西族神秘的信仰文化。東巴文化的代表作當屬《東巴經》，納西族用象形文字記載了歷史淵源、神話傳說和民俗故事，這對于研究納西族的原始宗教以及納西族的歷史文化

都是寶貴的材料。漢文化、藏文化能夠流傳到這里，與木氏土司的治理是分不開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城西門外建玉河書院、雍正三年（1725）在城西門內建雪山書院，木公、木青、木增等木氏六公也有詩集和著述。其中關于東巴教的創世在《納西族簡史》《納西東巴文化》和《納西族東巴教調查》三本著作中有著不同的解釋，但木高土司在中甸縣（今香格里拉市）白地村白水臺旁所作的《釋哩達多禪定處摩崖》一詩對這一說法有了新的解釋，這首詩“成為探尋東巴教教祖、東巴教性質和源流的憑據”[4]25-28。而木氏華認為：“此摩崖可看作是納西族文化受漢藏文化影響衍生的新形態的納西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交合的產物。”[16]這首詩的內容也為推斷明代木氏土司對于漢文化的修養提高提供了依據。

這里承載了多種文化的發展，從多種信仰文化聚集的四方街，能探討其背后的歷史圖景。神秘而古老的東巴文化一直源遠流長，也有著藏文化的影子，其中《大藏經》就是納西族與藏族文化交流的最好見證，至今藏族人都稱木氏土司為

“東方木天王”，“諸如兩件藝術瑰寶《南詔國史畫卷》和《張勝溫畫梵像卷》的內容和畫像均能反映滇藏間的宗教文化交融”[17]。

四、四方街的文化遺產價值

1.屹立不倒的木府建筑

四方街歷史文化價值考察是探討民族認同感的重要依據。明代土司制在麗江實行后，木府建筑隨之建立，從建立至今，木府承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木氏土司以木府為支柱、四方街為支架，對于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鎮守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十四世紀納西族首領阿甲阿德率眾歸附明王朝后，木氏家族在木府世代經營，木府主要以六個大殿為主，被譽為麗江的“紫禁城”。我們可以從大殿中的代表性物件來考察其價值，在第一個議事廳大殿擺放著一張虎皮交椅，代表著納西族土司向中央王朝表明沒有獨立稱帝的野心。在交椅上方，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和彩繪，上面刻了一只四爪水龍，其寓意可免火災。在建筑頂的兩邊，則是納西族女子披在背上的羊皮披肩圖案，“披星戴月”象征日月高懸、乾坤朗照的太平盛世。

萬卷樓（亦稱藏書樓）象征著納西族土司好學的積極態度，護法殿等其他大殿亦是其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木府是四方街的代表性建筑，對于它所承載的歷史價值我們應該積極傳承。正是由于木氏府邸在此建立，促進了周邊民

族與納西族的交往，茶馬古道的產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本土的東巴文化得以傳承，納西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認同。

從地理環境來看，納西族北鄰吐蕃，南接南詔、大理，在歷史發展變化中，漢、藏、白、納西等民族經濟文化廣泛交流，麗江的壁畫建筑藝術融合了漢、藏等民族的藝術元素。木府建筑是納西族與漢族建筑風格融合的象征，也是納西族

學習漢文化的代表性建筑。

2.紅色革命遺址和文人故居

1936年3月底，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等同志領導的紅二、六軍團進入云南境內。同年4月24日，先遣部隊到達麗江城，受到了納西族人民的歡迎。1938年，納西族、漢族、白族等各族人民紛紛響應抗日救亡運動，在反貪官、抗日斗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現今，四方街的紅色革命遺址已不復存在，僅保留掛牌，未能留下該事件的歷史痕跡。這對于四方街的歷史文化價值是一個缺憾。

著名的納西族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的故居就在四方街里。方國瑜先生自學納西象形文字，赴滇西邊區考察，深入佤族、拉祜族、傣族地區，編寫了《納西象形文字譜》，這是研究納西族文字的重要著作。方國瑜先生任教于云南大學，致

力于研究云南地方史，代表性著作有《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察》《云南史料目錄概說》《滇史論叢》等。方國瑜先生的學生納西族學者木芹，曾任云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云南志補注》《南詔野史會證》《兩漢民族關系史》《中華民

族歷史整體發展論》等多部著作。

紅色革命遺址和文人故居是四方街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物證，不僅是對納西族歷史的認知，更是納西族文化傳承的延伸。

3.納西古樂和東巴舞蹈

每天四方街的廣場上，納西族都會在固定的時間進行打跳，盡情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從科貢坊巷子往里走一點，有一座納西小庭院——“天地院”，這里是納西族為來往的游人表演納西古樂，傳承本民族文化的場所。《麗江古樂》一般

是通過多種樂器配合傳誦經文。在麗江四方街考察現場體會納西族奏響的納西古樂，由原本輕柔的絲竹樂風會變成一種粗獷有力、如白沙古戰場凱旋的感受。

現今，納西族遺留下來的主要有世界最早的舞譜——東巴舞譜；最古老的多聲部交響樂曲“熱美蹉”，被選入了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兼具禮儀性和群眾性的“谷迪”舞；金沙江畔的納西勞作歌舞“呀哈哩”；迎接新社會的民間歌舞“阿麗哩”；樹葉演奏的“羌笛”；部落婚姻的情歌；納西古樂包括“洞經音樂”“白沙細樂”，“白沙細樂”被選入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經常用在喪葬儀式、起房蓋屋、節日慶典、宗教禮儀、群眾集會等活動中；“里兒巴”舞：花馬國遺風十大類。納西古樂和東巴舞蹈展示的不僅是納西族的音樂文化，而且表達了對從茶馬古道而來的商人的歡迎和慶賀，蘊含著納西族歷史文化的傳承。

納西古樂主要是用納西語傳唱，作為四方街發展的見證，古樂風格也有著不一樣的變遷，從絲竹到粗獷，充分展示了納西族的民族特點。

4.當代傳承現狀與優化路徑

木府建筑群：1996 年地震后按“修舊如舊”原則重建，2018 年引入數字導覽系統，但過度商業拍照導致壁畫受損。建議設置游客承載上限，并采用 OLED 透明屏展示壁畫數字復原，減少實體接觸。

紅色革命遺址：紅二、六軍團過麗江指揮部舊址僅剩門樓，原址被商鋪擠占。可結合AR技術，在門樓處疊加1936年部隊入城影像，實現“虛實共生”的展示。

東巴造紙體驗：2025年，“手道麗江”院落每日接待游客300人，傳承人收入仍低于麗江平均工資。建議設立“東巴紙保護基金”，以每張體驗紙售價的 10%反哺傳承人，同時與高校合作開設“東巴紙材料學”課程，延伸產業鏈。

五、結語

以四方街為中心的麗江古城形成獨特的民族經濟文化，與西南絲綢之路有重要關聯。作為中原通往滇藏、印度的咽喉，麗江自唐宋就形成了一條滇藏茶馬古道，促進了漢、藏、納西、傣、白、拉祜、彝、哈尼、傈僳等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四方街自明初因茶馬互市而興，至清代成為滇藏川貿易樞紐，近現代又以旅游轉型延續其樞紐功能，歷史脈絡清晰。其一，它以馬幫需求為核心，整合茶、皮革、銅器、東巴紙等產業鏈，為“茶馬古道文化”提供了實體樣本。其二，多語言、多信仰在此長期交融，形成納西族“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為西南民族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其三，其遺產保護所面臨的商業沖擊、傳承人斷層等問題，對當前邊疆民族地區“文旅融合”政策具有直接鏡鑒意義，也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和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釋：

①2025年1月12日，趙紅梅在四方街采訪和秀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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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空軍工程大學軍政基礎系。

原載《遼寧民族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