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張大字報意外牽出來的命案，涿縣老刑警們親歷的“徐躍榮案”

1976年1月26日，農歷臘月二十七，全國人民還處在悼念在1月8日去世的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巨大悲痛中，有人在涿縣百尺竿公社馮村大隊靠近村南獨立的三合院東房山上發現了一張用毛筆書寫的整張紙的反動大字報，內容是惡毒攻擊剛剛去世的周總理。

沉痛悼念周總理的群眾

這瞬間點燃了馮村大隊社員群眾的怒火，眾人攜帶這張被小心翼翼揭下的反動大字報前往百尺竿公社向公安特派員報案，要求涿縣公安局盡快把寫大字報的人挖出來，然后剁成肉醬喂狗（人民群眾的要求真的很樸素）！

在接到百尺竿公社公安員報告后，涿縣公安局的全體干警也出離憤怒了，邢德春局長立即下令召開黨委會，從政保股和治安股抽調精銳成立專案組專辦此案，保定地區公安處在得知性質如此惡劣的案件后也高度重視，派出王慶章副處長專程趕到涿縣督導破案工作。

經檢查，這張毛筆書寫的大字報的書法流利，說明書寫者擁有非常深厚的毛筆字功底，而且行文措辭拿捏得恰到好處，甚至還透露出一些當時聞所未聞的內幕——比如“藍萍”早年畢業于山東戲劇藝專，可見書寫人有相當的社會閱歷。

老照片：寫毛筆字

時任涿縣公安局黨委秘書的李煥志和民警孔繁瑞、田書瑞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清理1966年至1975年這九年中被處理回原籍的勞改、勞教人員和運動中受沖擊人員的檔案，以尋找犯罪嫌疑人的線索。三個人一直查找到2月1日，從這些檔案中篩查出幾十名在WG中遭受遣送回鄉處理的人員，將他們按照公社和生產隊的歸屬進行排列并進行逐一摸排、清理。經過二十多天的篩查，圈出了一名重點嫌疑對象——時年47歲的邊各莊公社西沙溝大隊社員徐躍榮。

徐躍榮解放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的鎮反運動中因為被查出參加過“中統”而被勞教兩年，WG前期又因發表反動言論而被判刑六年并勞改，1972年刑滿釋放后被遣送回原籍。此人有文化，會寫毛筆字，有筆墨功底，而且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不滿，因此被專案組列為重點對象。

老照片：鎮反運動

2月3日，李煥志、孔繁瑞、田書瑞三人騎車十幾里到了邊各莊公社西沙溝大隊調查徐躍榮，主要是為了摸清其現行表現并提取其筆跡。接待他們的西沙溝大隊副大隊長老黃證實：徐躍榮有歷史問題，有過反動言論，判過幾年刑，在WG期間被遣送回家。他在北京原來有家，因為在WG中被判了刑，原來的老婆和他離了婚。現在的老婆是一個帶著三個女孩的寡婦，她原先的丈夫在煤礦當工人，1969年因為煤礦瓦斯爆炸死了。經人說和，寡婦于書英前幾年坐地招夫，就嫁給了徐躍榮。

老照片：騎自行車的民警

李煥志問老黃：“徐躍榮在村里干什么活？”

老黃回答：“他又不會干莊稼活，就在大隊部搞搞衛生，我村有個知青點，他也為知青點搞搞衛生。他還會理發，所以還在大隊理發室給人理理發。”

李煥志：“他會寫毛筆字嗎？”

老黃：“會，有時上邊布置工作，讓他給寫些標語。”

李煥志：“這些標語還在嗎？”

老黃：“都是臨時寫的，事一完，風一吹就沒有了。”

眾人走近徐躍榮家時發現門上著鎖，于是三個民警就從單扇門的兩邊窗玻璃上向里觀察屋內的情況。看到靠西墻的大墻柜上放有一個高粱秸編成的放食物的蓋簾兒，上面放著半蓋簾兒包好的生白面餃子。

看罷，李煥志直起身來問老黃：“他家門鎖了，人都哪去了？”

老黃：“昨天一早，我還沒起，徐躍榮隔墻叫我，說要回北京看看。他和前妻的兒女們還有聯系。他還說他媳婦和孩子回娘家了，要我幫忙看下家。”

李煥志：“徐躍榮回北京趕市郊火車要起早，他媳婦回娘家又帶著孩子起那么早干嗎？再說干嘛還剩下這么多餃子啊？他媳婦的娘家在哪？”

老黃：“鐵路東，涿州鎮的蓮池大隊，離這里二十多里路。”

李煥志：“二十多里路，何必要起這么早？徐躍榮和于書英的夫妻關系怎么樣？”

老黃：“剛結婚時還可以，近年來總是爭吵。我們兩家離得近，一吵總免不了過來勸架。”

李煥志：“最近吵了嗎？”

老黃：“吵，天天吵，就是前天晚上還吵了，昨天一早才走的。”

李煥志：“吵的什么？”

老黃：“前天晚上他倆天一擦黑就吵，吵到半夜也沒停。后來我聽還打起來了，我就過來勸架。我站在他家屋門前，對他們說：‘你們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整天吵什么？’徐躍榮也不開門，在屋里說：‘大叔，你就別管了，這日子沒法過了。’我過來時還聽見孩子哭，這時孩子不哭了，聽不見于書英說話。我見沒法勸，只好在院里說：‘都過半夜了，別吵了！’就回家了。”

李煥志：“你聽他們打架時怎么說的，什么動靜？”

老黃：“不知徐用什么東西打媳婦，聽著通通地響，就像劈柴的聲音。”

李煥志：“聽見大人和孩子的哭喊嗎？”

老黃：“只聽見孩子哭喊，后來不哭了，一直沒聽見于書英的聲音。今天徐躍榮在北京的女兒和對象還來找過他，一見門鎖著就走了。”

老黃說到這，李煥志想起他們進村的時候遇到過一男一女，男的穿黃綠色的人字呢舊校官軍裝，肩上還有肩章的痕跡。從兩人的穿著打扮來看，一看就不是本地人。通過描述二人的體貌和衣著打扮，老黃確認這兩個人就是徐躍榮在北京的女兒和她對象，那男的自稱是剛退伍，準備去北京市公安局報到的。

李煥志對此表示懷疑：徐躍榮是刑滿釋放人員，哪個在北京市公安局上班的民警能和他女兒搞對象？就算搞了對象，到結婚的時候組織上能批結婚報告嗎？于是李煥志又問老黃：“徐躍榮和他前妻的女兒之前常來看他嗎？”

老黃：“他女兒輕易不來的，反正我是第一次見她來。”

李煥志和孔繁瑞、田書瑞商量后決定想辦法好好看看徐躍榮家屋內的情況，時年27歲的李煥志仗著身強力壯，跳上窗臺，推開了單扇門上端的頂風窗扇后向屋內張望，發現屋內的墻上、地上和天頂棚上到處都是噴濺狀和擦蹭狀的血跡，李煥志見狀大叫“不好”，然后跳下窗臺，對老黃說：“有情況，你馬上去叫村支書、治保主任到這里來，我們砸門進屋搜查，注意保密。”

老黃慌忙轉身出去了，不多時西沙溝大隊村支書老薛和治保主任老李趕到現場，在村干部們的見證下，李煥志用盡全力飛起一腳將門踹開，一行人沖進屋里，看見北墻和頂棚上都有噴濺的血跡，炕上有大片擦拭過的血跡，地下還扔著一團沾滿血跡后已變成紅色的毛巾，炕上的被褥上血跡斑斑，還有散亂的一團團的頭發粘在一起，在爐炕內還發現了兩件燒掉了一半血衣和一條燒剩一小半的女人穿的血褲衩。

孔繁瑞在墻柜和靠墻的縫之間發現了一把血跡斑斑、粘著頭發、刀口缺了好幾塊的菜刀，很顯然這是殺人的兇器。

眾人在三間屋內一陣搜查，最終在一間堆放雜物的雜物間的一堆稻糠包底下發現了三具一絲不掛的女尸，經村干部辨認，這三具女尸正是時年40歲的于書英和她的5歲的二女兒、3歲的小女兒。

老薛驚呼：“出人命了！”

李煥志連忙吩咐老薛：“不要慌，馬上讓民兵來院里保護，封上屋門，就說有政治問題要查，夜里也要保護現場，等公安局來人。”

老薛此時已經完全慌了手腳，只知道依照李煥志的吩咐安排。然后李煥志等三人火速騎車返回局里向邢德春局長匯報，邢德春一聽大驚，立即上報保定地區公安處，請求法醫勘查現場。又指示治安股同鐵路公安協作，通緝殺人嫌疑犯徐躍榮。

2月4日一早，邢德春局長親自帶著十多名干警驅車趕到現場，到11時左右保定地區公安處的郭樹法醫等一眾技術人員也趕到現場，此時三具尸體已經從屋里被抬到了屋外鋪著的蘆席上，由郭樹法醫在涿縣公安局技術股的技術員師玉吉等人的協助下對三具尸體進行尸檢——確定于書英是被菜刀砍擊頭部造成大出血而死，而兩個女孩死于扼掐脖頸造成的機械性窒息，死亡時間應該在2月2日夜里至2月3日凌晨這段時間。

據了解，于書英還有個七歲的大女兒，由于一直和她姥姥一起住，所以逃過了一劫。分析認為，于書英的丈夫徐躍榮有重大作案嫌疑。

2月5日下午，北京鐵路局公安處豐臺站派出所打電話給涿縣公安局：三天前，派出所民警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在豐臺站站前廣場轉悠，一連轉悠了三天，民警上前盤問，對方言語支吾，遂將其帶到派出所盤問，最后該人承認自己叫徐躍榮，是涿縣人。

老照片，70年代的豐臺站站房

一聽徐躍榮已經在豐臺站被扣下，涿縣公安局教導員李少先帶著治安股民警張立群和胡為民立即乘坐火車趕往豐臺，將徐躍榮押回涿縣。由邢德春局長和治安股股長高賀林親自負責審訊，而李煥志則負責做筆錄。李煥志打量了一下徐躍榮，之前還見過，給自己理過發，理發的手藝還非常不錯。他中等身材，顯得瘦削文弱，衣服很合身，也很整潔。一般人是無法把眼前這個白白凈凈略顯單薄的中年男子和殺人的兇犯聯系起來。

邢德春問：“徐躍榮，你為什么要殺害妻女？”

徐躍榮：“我懷疑于書英 和大隊一個干部有不正當男女關系，但沒有證據，為此我倆總是吵架。2月2日夜里我們又吵起來了，于書英罵我疑神疑鬼、血口噴人。我待她熟睡后起了殺心，拿起菜刀砍她的頭部，于書英被砍醒后費勁的呻吟說：‘你這是干嗎？你要砍死了我，你也活不了。’我不搭理她，繼續砍下去，她的叫聲把孩子給驚醒了，哭聲驚醒了鄰居老黃，他站在屋外勸架。我怕他敲門進來，也怕孩子出聲說出實情，于是我壓在于書英身上，一手掐住一個孩子的脖子，對屋外說：‘你就別管了，這日子沒法過了，你回去吧！’不久，于書英和兩個孩子都沒氣了。”

邢德春：“如果老黃硬要敲門進來勸架，你怎么辦？”

徐躍榮：“那也沒辦法，為了脫身，我也只能殺他了。”

邢德春：“你在北京有兒女，即便與前妻離婚了孩子們也還是你的親人。你外逃中傳信到家里，你女兒還帶人來村里看你，可見對你還有親情。在西沙溝，你當初來時孤身一人，別人給你介紹了于書英，說明她和你有緣。你干不了莊稼活，村里又照顧你給你安排工作。你卻忘恩負義，恩將仇報，起嫉妒之心，毫無人性地將于書英殺死。兩個孩子何罪之有？”

高賀林：“你在人家招贅數年，人家收留了你，你卻如此回報。你真是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禽獸不如！”

徐躍榮：“別說了，我不是人，事已做下了，趕緊槍斃了我算了。”

邢德春：“那是自然，你以一命抵人家三命，死有余辜。等著接受審判吧！但你必須把犯罪事實交代清楚，殺人后你又干了些啥？”

徐躍榮：“我殺人后認為不能在村里待了，就乘坐火車去北京，找我前妻取錢和糧票準備外逃，害怕被公安盤查，所以不敢坐直達北京永定門車站的車去前妻家，因為永定門站距離北京市區太近，車站治安檢查得嚴，我怕露出馬腳，所以選擇在遠離市區的豐臺站下車。下車后我用公用電話給前妻家打了電話，是我大女兒接的電話，我說我出事了，要躲一躲，要她準備點錢和糧票，等我來取（他萬萬沒想到他女兒和對象就直接去涿縣找他了）。結果還沒等我想好怎么去前妻家時，就被豐臺站的鐵路派出所給扣了，命啊！”

不過，當保定地區公安處技術部門將徐躍榮的筆跡和反動大字報上的筆跡進行文檢比對后得出結論：兩者不能作同一認定。換句話說，反動大字報不是徐躍榮寫的（事后查明，這張反動大字報是一個出身書法世家、又是“批林批孔”的狂熱分子出于討好四人幫的目的寫的）。

最終，徐躍榮被判處死刑并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