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的浙江諸暨教育大會上,一個低調的捐贈儀式讓輿論場泛起漣漪——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以個人名義,向母校諸暨中學捐贈1億元,專項成立“諸暨中學鐘子逸教育基金”。
這筆來自其非上市公司的資金,將全部用于助學、獎教與獎學,不與農夫山泉、萬泰生物等上市公司的股東利益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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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出后,評論區呈現出奇妙的分裂:有人感慨“首富終于高調做慈善”,有人卻仍揪著去年的“24000瓶水事件”嘲諷“500億身家捐1億,不過是九牛一毛”。
這種矛盾的評價,恰恰勾勒出鐘睒睒多年來的輿論處境——這位四次蟬聯中國首富的企業家,似乎始終行走在“被誤解”的陰影里。當1億元捐款的熱度褪去,我們更該追問:公眾對他的誤解從何而來?沉默的慈善與喧囂的輿論之間,又隔著怎樣的認知鴻溝?
最讓鐘睒睒刻骨銘心的誤解,莫過于2023年底甘肅地震后的“捐水爭議”。當時地震發生僅兩小時,農夫山泉甘青寧大區員工就按公司制度,將1000箱(24000瓶)常備賑災水送到安置點,這是災區收到的第一批物資之一。可在網絡上,“首富捐水摳門”的論調瞬間發酵,有人編段子調侃“格局就值幾車水”,有人翻出他的財富數據質問“為什么不捐現金”。
沒人愿意傾聽背后的邏輯:早在汶川地震后,農夫山泉就定下制度——省級大區可自主調配10000箱以內物資,城市經理手握1000箱授權,就是為了災害發生時“不用層層審批耽誤事”。
在第一批水送達后,員工冒著余震風險連續五天轉運,累計送抵二十多萬瓶/桶水,而養生堂集團全年社會捐贈總額已超9億元。直到次年公司年會上,鐘睒睒談及此事仍一度哽咽,他說“我們的錢是員工一瓶水一瓶水賣出來的”,更自責“是我這個資本家的存在,連累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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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了不說”的低調,成了誤解滋生的土壤。鐘睒睒受農耕文明影響極深,堅信“人有善舉不一定要他人知曉”,可這種理念在流量時代卻成了“原罪”。很少有人知道,以祖父“鐘子逸”命名的教育基金會,早在2018年就已成立,2022年還獲評5A級基金會,運作規范且財務透明。
在給諸暨中學捐1億之前,他已通過該基金會向清華、北大、浙大等高校匿名捐贈數億元:給浙大的1億元支持人文基礎學科,給清華的款項投向腦科學研究,給北大的捐贈聚焦生命科學——這些善舉都沒有捐贈儀式,直到2024年才被媒體零星挖出。
更荒誕的誤解,源于對他商業選擇的片面解讀。他堅持不生產純凈水、深耕天然水市場,被罵“固執壟斷”;養生堂收購萬泰生物后主導HPV疫苗研發,被傳“靠資本收割健康”;甚至有謠言稱“他要把公司傳給美國籍子女”,全然不顧他將核心產業扎根中國的事實。
作為公眾人物,他的每一個決策都被放大,而那些需要時間驗證的價值,卻往往被輿論忽略——萬泰生物的HPV疫苗打破國外壟斷,讓國產疫苗價格大幅下降;農夫山泉的“天然水”概念,推動了飲用水行業的品質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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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撥開輿論的迷霧,會發現鐘睒睒的慈善選擇,始終帶著鮮明的個人印記。他五年級輟學,干過泥瓦匠、木匠,嘗盡沒文化的苦,恢復高考后兩次落榜才考上電大,這段經歷讓他比誰都懂“教育對普通孩子的重量”。祖父鐘子逸作為中共諸暨城區支部第一任書記,曾在諸暨中學傳播進步思想,臨終前還念叨“要讓娃們有書讀”——如今以祖父名字命名基金,既是完成先輩遺愿,也是對自己求學遺憾的彌補。
這種“接地氣”的慈善,與某些企業家的“流量慈善”形成鮮明對比。他不搞“捐建一座樓就冠名”的套路,而是將錢投入助學獎教的細處;他不借慈善站臺造勢,甚至連捐贈現場都不愿露面;他更愿意用長期承諾替代一次性炒作——在養生堂年會上,他公開表示未來10年將捐400億元辦一所“中國沒有的大學”,聚焦前沿科技與人文教育的融合。這種“沉默的堅持”,或許不夠吸引眼球,卻更接近慈善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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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睒睒的被誤解,本質上是輿論場“速食化判斷”與企業家“長期主義”的碰撞。在網絡世界里,人們習慣用“捐錢數額”衡量慈善心,卻忽略了捐贈的真實性與持續性;習慣用碎片化信息給人貼標簽,卻不愿花時間了解背后的邏輯。就像當年因“捐美七千萬”言論破產的鐘馨稼,公眾能輕易記住他的“囂張”,卻很少關注他后來的經營失誤;如今人們盯著鐘睒睒的“首富身份”,卻不愿相信他“一瓶水賺來的錢,要花在最實在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鐘睒睒正在悄悄改變。他不再刻意隱名捐贈,這次諸暨中學的捐款主動公開;面對謠言,農夫山泉在2024年兩次發布聲明,列出20條謠言逐一澄清。這種改變不是向輿論妥協,而是明白“善良需要被看見”——當公眾知道他默默捐出數億,知道24000瓶水背后的應急邏輯,那些片面的指責自然會失去市場。
1億元捐款不是終點,而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企業家的慈善擔當,也照出了輿論場的認知偏差。
鐘睒睒曾說“成為首富讓我失去了自由”,這種自由的缺失,恰恰源于公眾對“首富”身份的過度想象——人們既希望他像資本大鱷一樣長袖善舞,又要求他像道德楷模一樣完美無缺。可他終究只是一個有過坎坷經歷、帶著樸素情懷的創業者,他的慈善不需要被神化,也不該被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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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諸暨中學的學生未來拿到“鐘子逸教育基金”的獎學金時,他們或許不會記得捐贈者的首富身份,卻會因這筆錢獲得更好的學習機會。而對于公眾來說,真正該關注的不是鐘睒睒捐了1億還是10億,而是這筆錢是否真的幫到了需要的人;不是他有沒有被網暴,而是我們能否用更理性的視角,看待企業家的慈善與擔當。畢竟,慈善的底色是真誠,而非流量;輿論的價值是推動進步,而非制造對立。
被誤解的鐘睒睒,終會被時間讀懂。而我們,也該學會在喧囂之后,多一份耐心與理性——這或許是比1億元捐款更寶貴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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