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竹難書:侵華日軍累累暴行
彭訓厚
從1874年起,日本對中國多次發動侵略戰爭,特別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以賊喊捉賊的卑劣伎倆,制造九一八事變,以武力侵占了中國東北地區;1937年又故伎重演,制造七七事變,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侵占了中國的半壁河山,直至1945年8月15日敗降。14年來,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了累累罪行,罄竹難書。
一、炮制偽滿洲國,實行法西斯統治
侵華日軍為了鞏固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統治,不斷增加關東軍的兵力,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討伐”和大屠殺,濫殺無辜,以鎮壓東北人民的反抗。為此,甚至把數百人、數千人集中起來實行集體大屠殺。1932年9月16日發生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的慘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當天,為報復抗日武裝對日軍的襲擊,日軍守備隊和憲兵隊200多人突然包圍了平頂山村,聲稱要給村中3000多名男女老幼村民“照相”,把他們統統驅趕到平頂山下。蒙著黑布的六架“照相機”原來是六挺機關槍,在一名日軍軍官的命令下,同時開火,對集中起來的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瘋狂掃射,成堆成排的無辜百姓應聲倒在了血泊之中。沒死的村民又被用刺刀、軍刀殺死。一個孕婦被日本兵挑開肚子,扎出嬰兒,挑在槍尖上取樂。然后日軍又用炸藥把平頂山崩開,把尸體埋在山下,以毀尸滅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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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南京殘忍活埋中國同胞
在進行軍事“討伐”的同時,日本侵略者還采取了一系列所謂的“治本”措施,建立“集團部落”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集團部落”,農民稱之為“并村”或“歸大屯”。日本侵略者為了強迫人民到指定地點集中居住,燒毀了無數民房,制造了許多“無人區”,妄圖隔絕人民與外界的聯系,切斷群眾在物質上對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的支援。同時,通過“集團部落”嚴格控制廣大群眾,防止外界武裝力量的擴大。每個“部落”平均集中30戶到150戶居住,只有一個出入口,出入要進行搜身檢查。日本憲兵、警察、特務是“部落”的主宰,他們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亂抓亂殺,無惡不作。每個“集團部落”都有著一部被日本侵略者燒殺淫掠的血淚史。偽滿洲國面積130萬平方公里,簡直就是一座大監獄。在這座大監獄里分布著許多小監獄、矯正院。據偽滿洲國司法部矯正總局局長中井久二于 1954年供認:“我是1941年7月17日任司法部參事官和司法矯正總局局長的,掌握本監99個,分監85個,代用監約20個,后來逐年增加。……我在司法部任職4年中管理全滿監獄,關押抗日志士和中國人民,總數每年有10萬至20萬人。”實際上,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各地所設立的監獄和所迫害的人數,遠遠超過了中井久二所供認的數目。在監獄和矯正院中,所有令人發指的酷刑都被使用過,無數抗日志士和平民百姓慘死其中。
二、野蠻屠殺,滅絕人性
日本法西斯殺戮中國軍民的程度,比德國法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侵華日軍采取“討伐”、“集團部落”、炸殺、槍殺、燒殺、釘殺、刑殺、刀砍、刀刺、棒打、刑殺、沉水、活埋等種種滅絕人性的殘酷手段,在中國制造了前所未聞的無數慘案,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成了日本法西斯暴行下的冤魂。據不完全統計,日軍侵華期間,中國軍民共傷亡3500余萬人。
以南京大屠殺為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侵占南京。進城后,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6個多星期的血腥大屠殺。日軍在瘋狂殺戮的同時還大肆奸淫婦女,進行大規模的搶劫、焚燒和破壞。據不完全統計,日軍集體屠殺中國軍民19萬余人,零散屠殺居民僅收埋的尸體就達15萬多具,被屠殺總數達30萬人以上。南京大屠殺,是由日本當局策劃并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戰犯的指揮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其手段之殘忍,行為之野蠻,令人發指。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后,引起了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極大憤怒和譴責。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在其《外國人目睹之日軍暴行》中,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現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廷譴責日軍“把南京變成一座恐怖的城市”。侵華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早有歷史的判決,其罪行也早被永遠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長期以來,日本總有那么一些人企圖翻案,想把南京大屠殺從歷史上抹掉,作為他們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煽動軍國主義情緒的突破口。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南京大屠殺的人證、物證俱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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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俘虜以人道的待遇和保護,國際法規早有明確規定。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附件)就專門規定了對俘虜的待遇;1929年日內瓦外交會議,制定了《戰俘待遇公約》。日本作為簽字國,對不得屠殺、虐待俘虜的規定,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侵華日軍卻粗暴踐踏國際公約,有組織地以極其殘酷的手段屠殺、虐待中國俘虜。
據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原日軍第16師團長官中島今朝吾日記記載,他的上司就曾下達過“俘虜一個不留”的命令。據日軍侵華士兵風本和月田1944年2月揭露,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就曾在太原下令把俘虜拉出來讓新兵練刺殺。原日軍第13師團第103旅團長山田旅二在日記中寫道:“根據軍司令部參謀長的命令,殺掉俘虜。”原日軍第59師團長藤田茂戰后揭露,他曾多次奉命下令:“俘虜要在戰場殺掉,計入戰果。”
三、狂轟濫炸,肆意破壞
1923年的《國際空戰規則》規定:禁止以對平民造成恐怖、破壞或損害非軍事性質的私人財產,或傷害非戰斗人員為目的的空中轟炸;禁止對不緊接地面部隊作戰地區的城市、市鎮、鄉村、居民點或建筑物進行轟炸。但是,侵華日軍公然蔑視國際法規,對中國城鄉實施狂轟濫炸,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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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對中國重慶實行狂轟濫炸,美麗的山城處于一片火海之中。
戰爭初期,日軍重點轟炸的是戰區及其附近的城鄉,轟炸的目標絕大多數是商業區、居民區、文教衛生設施和文化古跡等非軍事目標。武漢、廣州失陷后,日軍大本營決定對中國的“戰略要地實施轟炸”。這里所說的“戰略要地”,指的是大后方的城市。根據這個決定,侵華日軍開始大力擴編,強化轟炸訓練,很快就開始了對大后方城市連續不斷的狂轟濫炸,空襲范圍幾乎遍及全中國。按當時的行政區劃,遭受空襲的省份共有23個: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內蒙古、山東、河南、陜西、甘肅、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云南、西康和青海。
日本侵略軍無視國際公法,對我城鄉進行毀滅性狂轟濫炸的野蠻暴行,給飽受侵略戰火摧殘的中國民眾又增加了一層災難。日軍飛機投擲燃燒彈對我國城市的焚燒舉世罕見。諸如,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工業發達,市街繁榮,從1937年8月14日至9月18日,日軍先后調集20萬大軍進攻上海,同時調出100余架飛機,反復進行毀滅性轟炸,投擲的燃燒彈引起的大火燒毀了數不清的房屋、工廠、機械設備等。日軍還對中國的西南重鎮、陪都重慶進行了空前野蠻和大規模的轟炸。1940年5月20日,70架日機侵入重慶上空,炸彈和燃燒彈雨點般落下,霎時整個市區成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連續燒了七八天。經過這次轟炸,半個山城被毀。1941年6月6日,日機長時間轟炸重慶,市民們潮水般涌入防空隧道。由于日機空襲的時間長,隧道里的人太多,里面缺乏足夠的通風設備,許多避難的市民被悶死在隧道中,釀成駭人聽聞的“大隧道慘案”。據當時參加清運尸體的工人說,用了20輛卡車,一天一夜才將尸體運完。以此計算,死亡人數在1.2萬以上。其中僅運往朝天門的尸體就有4000多具。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到1943年,侵入重慶上空肆虐的日機共達5000多架次,轟炸的目標是居民區、繁華商業區、學校、醫院等非軍事目標。日機的狂轟濫炸,使山城重慶成為大后方遭受損失最嚴重的城市。華南重鎮廣州從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以來就不斷遭到轟炸。一年中日機轟炸800多次,有時每日幾批,輪番投擲炸彈和燃燒彈。廣州成為一片廢墟,廣州居民生命財產遭到嚴重損失。在日機的不斷轟炸下,成千上萬的市民被迫逃往外地避難。據路透社1938年6月8日電:“廣州市民原有150萬人,現則僅有50萬人。過去四日內日機不斷轟炸,結果撤退他處者已達40萬人。”廣州完全變成了一座陰森恐怖、滿目凄涼的城市。
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全國因日軍空襲而死亡的人數為335934人,受傷者為426249人,合計傷亡總數為762183人。由于日軍的狂轟濫炸,中國人民的財產損失也十分嚴重。城市、鄉村、工廠、學校、醫院、鐵路、礦山、水利設施、電訊、郵政、商店、民房、民航、金融等均遭受嚴重損失。以鐵路為例,據當時不完全統計,隴海、粵漢、津浦、廣九、南潯、同蒲、湘桂、浙贛(東段)、成渝、敘昆10條鐵路,日軍轟炸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占其路產總值的4.9%,如加上因日機轟炸使鐵路長期不能運營造成的間接損失,則占路產總值的36%以上。
日本侵略軍的轟炸破壞暴行,不僅為中國人民所不齒,而且也遭到了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當時向報界發表談話,強烈抗議日軍對廣州等城市的轟炸。他說:“交戰一方用飛機轟炸對方不設防城市,以致無辜平民,尤其是婦孺慘遭殺害,這完全是一種野蠻舉動。”英國《倫敦新聞紀事報》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論中指出:“這種野蠻的屠殺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義。”
四、奸淫婦女,濫施暴虐
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所到之處,都有強奸事件發生,被害婦女難以計數。而日軍設立“慰安所”,強征婦女充當“慰安婦”更是有組織的犯罪。所謂“慰安婦”,是指那些被日軍強迫充當性奴隸的婦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至少有40萬名婦女被日軍強迫為“慰安婦”,受害者涉及中國(含香港、臺灣地區)、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亞洲的白人婦女,其中至少有20萬名以上的中國婦女先后淪為“慰安婦”,遭受曠古未聞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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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為例。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關于南京大屠殺案的判決書記載:“強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為了保護她的家庭,只要稍微有一點抗拒,經常就得到被殺害的處罰。全城中無論是年輕的少女或老年的婦女,多數都被奸污了。并且在這類強奸中,還有許多變態的和淫虐狂行為的事例,許多婦女在強奸后被殺……在占領后的一個月中,在南京市內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調查,用相關證據證實的數據,這個數據與實際發生的案件相去甚遠。當時在中國的外籍人士曾形容日軍是“獸類集團”。那么,被害人已經遇害或由于其他原因無法查實的案件又有多少?在全中國又有多少?這恐怕是一個永遠的難解之謎。
五、施菌放毒,殘害中國人民
使用細菌武器和毒氣殘害中國軍民是日本侵略者在侵華戰爭中的重要手段,其毒害地區遍及東北、西北、華中、華南,中國軍民死于細菌和毒氣的達數百萬之多。單就我國東北來說,1937年和1938年,在偽滿興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發生的鼠疫;1940年在偽滿興安北省三河附近發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細菌戰部隊的活動有關。1938年,日軍還在華北各鐵路、公路沿線重要村鎮的水井內大量投放霍亂、傷寒等病菌,造成疫病流行。據不完全統計,僅8月份的一個月內就有四五萬人死亡。日本731部隊在對華進行細菌戰中,其手段極其殘忍,甚至用活人充當試驗的“材料”。它一直充當著骨干,并起著中心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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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滬作戰中,日軍施放毒氣后,帶著防毒面具與中國軍隊作戰。
侵華日軍不但使用細菌武器殺害中國人民,還大量使用化學武器,進行化學戰。日寇先后在我國的太原、宜昌、濟南、南京、漢口、廣州等處,制造毒劑和窒息性毒劑等裝料的化學彈藥,諸如裝有芥子氣、路易氏氣、苯氯乙酮、亞當氏氣、二苯氯砷和光氣等毒劑的多種口徑的化學炮彈、化學迫擊炮彈、化學手榴彈、毒煙罐、毒氣盒等,用以毒害中國軍民。1940年8月至12月,在八路軍進行的百團大戰中,日寇就曾施放毒氣11次之多,使我1萬余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東嶧縣朱溝戰斗中,日軍除使用毒氣炮彈外,還使用了毒劑炸彈,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原日本陸軍獨立混成第10旅迫擊炮大隊隊長阿賀惠,就曾命令部下使用毒氣彈。他在《濫用毒瓦斯彈》一文中寫道:“1940年5月,在山東泰安縣紅山戰斗中,為了達成侵略中國戰果,在我指揮下,連續向抗日軍陣地發射毒氣彈。20分鐘后,我去察看,見300名抗日軍官兵倒在地上,有的面孔完全變成紫色,口里吐出來污物和黑血,有的還沒有死,吐著白沫。這300名抗日官兵大部分中毒身亡。”
殘暴的日軍還滅絕人性地在中國居民區施放毒氣,并往河水或井水中投毒。日軍把毒藥投在各村水井內,當地農民飲后6—7小時頭暈吐瀉,12小時面膚發黑,24小時即不能行動,因而致死者不計其數。日本侵略者為了摧毀堅持抗戰的中國軍民創造的地道戰術,還將大量的窒息性毒氣向地道內施放,使多人中毒死亡。
1945年8月初,731部隊已知滅亡之日來臨,偷偷把大批重要資料運到鍋爐房焚毀。8月10日晚,用毒氣殘殺了300多名最后被關押者。未毒死者則用槍打死后,拖進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焚尸滅證。同時,731部隊駐海拉爾、孫吳、林口、海林等地的各個支隊,也根據上級命令,銷毀罪證后各自逃命。他們為了逃避罪責隱蔽證據,把剩余的毒劑和毒劑彈就地掩埋,繼續給中國人民健康和環境保護造成禍害。迄今已發現毒劑百余噸,毒劑彈藥百萬發以上,造成人員中毒千余起,傷害人數達2000人以上。731細菌部隊的遺址尚存,日本帝國主義研制細菌武器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歷歷在案,罄竹難書,罪責難逃。
六、橫征暴斂,大肆搶掠錢財
日軍侵華戰爭時期對中國的搶劫,對中華民族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搶光”是日本對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除礦產資源外,日軍過處,十室九空,無論私人住宅還是機關、商店,其金銀錢財、文物古玩、交通工具以至難民的糧食、醫院的被褥、民眾的牲畜,甚至廢銅爛鐵無所不搶。經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考察,據不完全統計,在南京的建筑物及財產損失達8.36億美元,個人財物的損失達1.36億美元(1939年的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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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從華北大肆掠奪物資運往日本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經濟資源的掠奪,莫過于對中國礦山資源的掠奪;他們對中國勞工奴役和迫害,也莫過于對礦工的奴役和迫害。正像一首舊礦山歌謠所唱的:“人間地獄十八層,十八層底下是礦工。”日本侵略者在掠奪中國的礦產資源特別是煤炭資源中,實行一種慘無人道的要煤不要人、以人換煤的“人肉開采”政策,視廣大勞工的生命如草芥。他們不管井下是否安全,致使冒頂、片幫、水淹、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斷,造成大批礦工傷亡;他們不顧工人的死活,惡劣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超時、過量的勞動,造成疾病流行,成批的工人被折磨致死,死后就被扔進礦山溝里。有些人尚未死去,也被活活地拋入亂石坑。久而久之,便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國土地上形成了許許多多的殘害中國勞工的“萬人坑”。不只是礦山,凡是日本侵略者使用勞工比較集中的地方,大都有這種“萬人坑”。目前,全國發現這種“萬人坑”近100處,死難同胞達100萬人以上。“萬人坑”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瘋狂掠奪中國經濟資源、殘害中國勞工的歷史見證。
橫征暴斂戰略物資。日本侵略者在統治東北期間,霸占大小煤礦40余處,還有鐵礦、金礦、鎂礦、油頁巖礦等。他們從這些礦山中掠走煤22300萬噸、生鐵1100萬噸、鋼58073噸、石油100多萬噸。在中國東北,日本強制購銷糧食,推行所謂“糧食出荷”政策,強迫農民將生產的大部分糧食按偽政府規定的最低收購價交售。各縣“出荷”的糧食大多在總產量的40%~50%以上。從1939年至1941年,僅“東安省”就交售糧食達33萬噸。在關內,日軍變相搶掠軍糧,1943年征收密云、通縣等9縣的小麥時,一次即征去700多噸。此外,還以僅及市價一半左右的價格,對糧食強行征購。掠得的糧食除供日軍消耗一部分外,大部分運走。如1938年,僅從華中就運出大米7億升,1940年則增至9億升以上。日軍還大肆掠奪礦產資源。僅1940年1月,日本從華北運回國內的物資,計有煤450萬噸、鐵礦石約30萬噸、棉花2.14萬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更加緊了對中國的掠奪,掠奪的重點是華北。以1939年華北對日輸出的指數為100,到1942年,煤上升到169,鐵礦上升到900,鹽上升到265,棉花增至289。
七、掠奪中國文化資源
文物是人類歷史的見證,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歷史文化成就的結晶,它不僅為母國所獨有,且為全世界的共同財產,理應受到全人類的尊重和保護。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中規定,一切有關文化方面,如宗教、美術、學術及古物的機關與財產,如不作為軍事用途,交戰國必須力求保全,不得施以破壞。而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日本,在走上侵略道路后,侵華日軍不顧人道和國際公法,一面肆意摧殘我國的文化事業,一面又大肆劫掠我國文物,造成我國文化事業的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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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物事業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圖為日軍正在搶掠中國文物)
二戰時期,日軍強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在這廣大的淪陷區內,圖書、古物、藝術品多為日軍掠奪。就圖書而言,1938年底,沿海重要城市相繼淪陷,所有圖書館無一幸免,如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南京太平路分館、杭州保佑坊分館等。這些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果多遭劫奪。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編制的《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及《文物損失數量估價表》可知,戰時中國被劫被毀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據的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儀器、古物、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因收藏家對文物損失申報不踴躍,所以以上數量遠不是實際損失的全部。
僅以南京為例。侵華日軍除在南京進行屠殺、強奸、放火外,還對南京的圖書、文物大肆搶劫。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國外交部國民政府文官處、中央研究院、省立國學圖書館。被劫走的圖書共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其中有國民黨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公報,種類齊全。還有中國經濟、產業的情況調查及發展計劃等,十分珍貴。這些圖書文獻,日軍搬運了310車次才搬完。還有1933年建立的中央圖書館,南京淪陷前藏書已達15萬冊。這部分圖書除少量被運往后方外,其余全被日軍劫走。南京有名的私人收藏家臺門東的盧冀野、石壩街的古筱軒等收藏的名貴圖書,亦被劫走或燒毀。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字,南京市被日軍劫走和焚毀的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文物的損失也非常嚴重。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的《抗戰損失調查》,古字畫損失28482件、古玩損失7321件。對于搬不走的古建筑,如夫子廟、許多百年老店等,日軍則大肆破壞、焚燒。
八、掠奪中國人力資源
在日軍侵華的14年中,中國被日本侵略者征擄的勞工總數超過1000萬,其中僅在東北虐待致死者達200萬;近4萬名中國勞工被運往日本國內做苦力,共有7000多中國人將尸骨遺留在異國他鄉。日本上葉先生近年出版的《圣戰墓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奴役中國勞工的詳情。這一史實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日本侵略者為了擴大戰爭和維護殖民統治的需要,對中國淪陷區的經濟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他們為了推行掠奪中國資源的各項計劃,在占領區內實行了極其野蠻的勞工政策。他們到處設立勞工管理機構和招募機構,以騙招、強征和抓捕等多種手段,每年從華北等全國各地擄捕大批勞工,到東北等地以至日本國內從事各種勞役。這些勞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壓榨下,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和災難。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慘、死難之多,為人類文明史上所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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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1年到1945年,14年期間,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了累累罪行,罄竹難書。上述僅是侵華日軍的部分主要罪行。作惡多端必自斃,1945年他們終于走到了盡頭,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對深受其害并堅持長期抗戰贏得最終勝利的中國軍民宣布無條件投降,受到了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軍事法庭的正義審判,其罪行被永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 彭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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