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行政5級，每月300多不夠用，外放長治生活費200元，結余不少

“1975年3月，你要到山西去暫住一陣。”電話那端的工作人員語氣平靜，卻不容商量。李運昌停頓兩秒，只簡單回答了一聲“明白”。

1955年秋，薪金制正式落地，全國干部第一次被嚴格劃入行政等級。行政5級，在當時僅次于最高層的1—4級，對應軍隊正兵團級，月薪折算下來大約四百三十多元。這是個什么概念？那一年北京普通科員月拿三十多元，資深工程師也不過一百出頭，5級干部的收入幾乎是他們的十倍。政策設計者原以為這樣的差距足夠體面，然而對李運昌來說，賬面富裕并不等于口袋殷實。

他在河北農(nóng)村長大，老家親族多，解放后陸續(xù)有親戚進京求職、看病、上學，誰也不好意思空手而回。再加上子女一個接一個，學費、食堂錢、衣服票都得掏。熟人來借錢，他從不推辭，“多則百元，少則十幾”，月薪只剩零頭。有意思的是，工資在賬面上看漲，實際卻在縮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后，中央幾次縮減高干薪金，李運昌到1965年只剩三百多元。數(shù)字還算漂亮，可每月到頭，兜里照例見底。

職務與級別的錯位讓外人疑惑。李運昌一輩子沒當過正部長，大多是“第一副”字樣。原因之一是革命年代定級主要看資歷和貢獻，而不是眼前座位。級別確定后極難變動，后來干部提拔再高，工資條也不一定跟著跳檔。對于老干部來說，這既是榮耀，也是沉甸甸的束縛。

轉折點出現(xiàn)在“文革”后期。1975年，為“審查問題”，他被通知離京，地點選在山西長治。按照規(guī)定，發(fā)給每月生活費二百元，比地級市書記標配還高一點，可比他原來的薪資少了一截。沒人料到，這筆錢第一次讓他有了積蓄。

原因很簡單。一離開北京，親戚朋友音訊全無，求助的、登門的統(tǒng)統(tǒng)消失；兒女已各自成家，也不在身邊吃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兩口人開支有限。長治當年市場價格低，白面六分錢一斤，羊肉七角，蔬菜大多幾分錢。李運昌每日兩頓粗細搭配，加上偶爾買些書報，一月還花不到一百五。“剩下的，幫襯一下隔壁街坊。”他后來回憶，“遠親不如近鄰是真理。”

鄰居們并不知道面前這位白發(fā)老人當過交通部第一副部長，只知道他愿意替孩子看門，替老大娘跑腿，拉起家常毫無架子。李運昌也在這種半隱半顯的狀態(tài)里度過了三年。

1978年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消息傳到長治。“形勢變了，該回去了。”長子來信催促。是否需要等正式文件？有人勸穩(wěn)妥，但家里達成共識——主動出擊。于是2月初，他帶著全部行李，一張三等車票，坐了十幾個小時硬座回到北京西站。到家沒幾天，組織部門來人談話，批評一句“擅自回京”后補上手續(xù)，事情算揭過去。

恢復工作意外順暢。1979年，他被選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長，行政5級待遇依舊。月薪回到四百元區(qū)間，生活節(jié)奏卻徹底變了。那時親戚們已各自找到出路，孩子自食其力，李運昌終于可以把收入用在讀書、看戲、偶爾旅行。朋友打趣：“你退休才真正過上工資水平相符的日子。”

有人問他，年輕時如果少管一點閑事，能不能早早攢下一大筆？他淡淡一笑：“那是命，不后悔。”從慷慨借錢到偏居長治，從兩百塊結余到重返北京，李運昌的際遇映照了一條清晰的歷史縱線：干部待遇從高到低再到平穩(wěn)，社會關系從血親、同鄉(xiāng)網(wǎng)絡轉向制度化保障。

不得不說，1950年代的薪金制試圖用量化手段彌補戰(zhàn)時功勞，而1970年代的外放又提醒世人，等級再高也不代表安全。對普通人而言，那一串冰冷的數(shù)字是榜樣也是鏡子——錢多未必花得開，位置高也可能朝不保夕。李運昌的故事說明，制度在變，環(huán)境在變，人情卻難以脫身；唯有心里留幾分余地，才能在風向突變時穩(wěn)住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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