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十大根據地的創建者，在建國后，都授予了什么軍銜？

“1955年9月27日，授銜名單貼出來啦！”機要處的鐘聲剛落，老李推門就喊。屋里幾位干部放下報表，圍到墻邊，瞇眼掃過那一排排將星。有人低聲感嘆：“當年各地根據地的老首長，如今都披上肩章了，可還有不少英烈，再也看不到今天這一幕。”

那天的北京剛入秋，天安門廣場上涼風帶著甘草味。五星閃著金邊，仿佛把人瞬間拉回硝煙。十大根據地的名字，就藏在這場典禮背后——井岡山、贛東、湘鄂贛、湘鄂川黔、鄂豫陜、西北、鄂豫皖、川陜、閩西、湘鄂西。提起它們，許多中年男同志腦海里依舊是山林、窯洞和土槍的味道。

從井岡山說起最合乎情理。1927年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何長工率殘部翻越羅霄山脈。山里已有袁文才、王佐的隊伍，雙方一拍即合，點亮了第一簇星火。南昌起義部隊隨后北上，平江起義隊伍緊隨其后，三路會師，才有井岡根據地的雛形。日后授銜，朱德和彭德懷同為元帥；毛澤東不授銜；袁文才死于誤判，未及共和國；何長工轉入民航，無軍銜。井岡山的開端，決定了此后“軍銜”二字無法只用功勛衡量。

順著時序往下，卻先提湘鄂川黔。1935年黔北苗嶺，賀龍、任弼時、蕭克率紅二、六軍團折向烏蒙深處，趁敵重兵圍堵主力之際，另辟山地，建立新根據地。賀龍后來授元帥，蕭克上將，任弼時則在中南海主持大政，無需肩章。有人說這是“文武兩條線”，更準確的說法是“戰爭與建設的不同戰位”。

再看鄂豫陜。這塊地跨大別山、伏牛山、秦嶺南麓，三省交界，戰略縱深好。1934年秋，徐海東、吳煥先帶紅二十五軍殺出重圍，北渡漢水，站穩腳跟。吳煥先第二年戰死羅家坪，魂歸大別；徐海東挺過大小傷三百余處，1955年登上第二位“大將”。文件里寫著“對人民軍隊有獨特貢獻”，老戰士私下更服他一句“渾身是疤，脾氣還倔”。

川陜根據地的故事則跌宕。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徐向前三人指揮下自鄂豫皖西進，越秦嶺，渡嘉陵江，扎根川北。1935年，張國燾的錯誤分裂傾向讓根據地陷入危局。建國后，張國燾身影早被史冊抹去；徐向前元帥肩章上那顆金星，卻記錄著硬仗二百七十余次；陳昌浩改行院校，無銜。平心而論，軍銜背后是政治立場，更是歷史選擇。

湘鄂贛根據地是另一條脈絡。1928年平江起義，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攻克小鎮“一夜籌餉十萬”，震動長沙。三人后來分赴各軍：彭德懷元帥，滕代遠主抓鐵路，黃公略1931年突圍途中犧牲。毛澤東在筆記里寫下“飛將軍”，對黃評價極高。遺憾的是，飛將軍未換來一枚星。

如果說鄂豫皖根據地留下的是紅四方面軍的根，鄭位三就是那條根系里最結實的一段。地主武裝、湘鄂西殘部、游擊縱隊，層層糾結在大別山區，他愣是能拎著半袋大米打一個月。建國后，他戴上的是全國人大常委徽章，沒有領章，卻沒人質疑他的“資歷”。

贛東根據地只有九年，影響卻深。方志敏在弋陽、玉山一帶打出了“抗日先遣隊”的旗號。1935年1月，他在皖南被俘，比“西安事變”早一年喊出抗日口號，遺憾36歲就犧牲。授銜名冊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卻有人在井岡舊居門口刻了八個字：“愛國如家，犧牲無悔?！?/p>

再北一些，是陜北。劉志丹、謝子長在高原溝壑間組織游擊，被當地百姓稱作“咱們的保鏢”。中央紅軍到達吳起后終于有了落腳點。兩位主事人先后犧牲，陜北根據地卻因他們存在過而永存。1955年的典禮上，西北軍區代表把兩枚金星放在花圈前，莊重又壓抑。

閩西根據地故事也硬朗。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三人在龍巖、長汀指揮“紅十二軍”“紅二十軍”，對付不下二十股地方武裝。長征開始后，閩西紅軍擔任后衛，多次切尾巴。新中國成立，他們全部轉向經濟與政務。有人打趣：“三杰脫下軍裝，財經照樣能打硬仗。”

最后說湘鄂西。沅澧交匯處，紅二軍團誕生，軍長賀龍，政委周逸群。周逸群在1931年酉陽戰役犧牲，尸骨無回；賀龍之后元帥，加封“強悍善戰”。同一個根據地，兩種終局。老兵說：“這就是命，也是大道理。”

把十大根據地一一排列，肩章分布大體清晰：元帥五位——朱德、彭德懷、賀龍、徐向前，再加同在名冊內的其他元帥；大將一位——徐海東；上將一位——蕭克；其余功臣，有的轉入政務，有的英勇犧牲。授銜主要依三條：第一，人在不在；第二，留在軍內沒有；第三，政治路線是否堅定。功勛卓著而犧牲者，自有共和國勛章、烈士碑銘。那些在世卻脫制服的，也在另一條戰線繼續沖鋒。

1955年的北京夜色很快降臨。機要處的燈亮到深夜，老李合上名冊，小聲嘀咕：“星星亮了，可山里的夜仍舊黑。要記得，那些沒趕上亮相的同志，才撐起了滿天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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