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嗓子”引發的血案，一個律師親歷的1986年上戲學生誤殺同學案

1986年的一天下午，上海大學文學院法律系的副系主任兼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第二室主任翟建律師正在上海大學的辦公室內備課，忽然他的一位朋友領著一個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女學生敲門進入，希望翟建接一個殺人案的代理。

翟建律師

通過女孩本人、上海戲劇學院保衛部門以及警方提供的情況，案發過程如下：事發當天是女孩的生日，她中午約了男友（也是表演系的學生）到離學校有些距離的一家小館子吃了午飯，男友一高興喝了兩瓶啤酒，由于不勝酒力，男友看上去略微有點醉酒的樣子。兩人吃完飯后，距離下午上課還有一定的時間，因此回到學校就各自回宿舍休息。

在上海戲劇學院門前留影的兩位表演系學生（右邊那位是徐崢）

男友回寢室后，看到室友們都已經午睡，但他此時卻毫無睡意，于是借著酒勁跑到寢室的走廊里吊起了嗓子。這一吊嗓子，吵得很多同學都沒法睡午覺，但鑒于男友（后文為了行文方便，將該男生稱為“男友”）平時的人緣挺好，大多數人都沒說什么，但只有一個男生例外。

兩人的矛盾還要從上個學期的一次某省級電視臺到上海戲劇學院選角色說起，當時選角的競爭非常激烈，為了爭取難得的上鏡機會，各位同學各顯其能，男友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成功被選為男主角，而之前曾在好幾部電視劇中出演過男配角的男生（后文為了行文方便，將該男生稱為“男配”）這次又是以微弱的劣勢落選男主角，又屈居配角，為此“男配”在同學中有了“千年男配”的綽號，“男配”對男友產生了反感，兩人的關系也就變得不太和諧了。雖然說表面上沒有矛盾，但是兩人平時從來不一起參加活動，彼此也很少說話。這兩人“不對付”也成了整個上戲表演系人所共知的事情。

正是因為“男配”原本就對“男友”有不滿，因此當“男友”在走廊里“吊嗓子”吵了“男配”的午睡后，“男配”火冒三丈，起身下床打開門沖到走廊上指著“男友”的鼻子破口大罵：“你他X的嚷嚷什么嚷嚷，大家都在睡覺你不知道嗎？”

由于“男配”說話時口氣很沖，“男友”借著酒勁立即反唇相譏，頓時“男配”破防了，再加上兩人的關系原本就不好，火藥桶就這樣被點燃了。于是兩人之間開始爭吵，隨后就開始推搡。被爭吵聲驚醒后陸續出來看熱鬧的其他學生一看兩人就要打起來了，立即上前將兩人拉開。但“男配”和“男友”依然停手不停嘴，依舊在相互“問候對方的女性親屬”。

眼看誰都無法壓倒對方，“男配”提出當晚晚飯后到學校外找個地方“整明白”，“男友”一口答應。然后大家各自回寢室繼續休息。

傍晚，睡了一下午的“男友”覺得腹中饑餓，拿出一個電熱杯準備煮方便面吃，就在這時“男配”穿了運動服、運動鞋，一腳把寢室門踢開，看到“男友”跟沒事人一樣的頓時火氣又“上頭”了，沖進來拉著“男友”的衣領喝道：“咱不是約好的嗎？不是到外面去整明白嗎？你小子在這還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咱們趕緊走。”

“男友”一覺醒來，心中覺得這事就這么算了，沒想到“男配”依然不依不饒，于是沒好氣地說：“你小子還有完沒完？”

老照片：80年代的男生寢室

“男友”這話又讓“男配”破了大防，他突然拿起了寢室里的方凳子，舉起來對著“男友”劈頭蓋臉打來，“男友”趕緊往下鋪的鐵架子床里躲，結果木凳子砸在了床架子上登時就散了架。“男配”依舊不罷休，拿著兩根凳子腿繼續朝“男友”頭部猛打，“男友”一面拿胳膊護住自己的頭部，另一只手抄起一把水果刀沖著“男配”的胸口就捅了一刀，“男配”身形停滯了一下，然后后軟綿綿倒地，再也沒有站起來。

由于這一瞬間太快，使得試圖拉架的其他同學根本來不及作任何反應，待看到“男配”倒地后才有人去叫輔導員，當校醫趕到時“男配”已經沒有任何生命體征，事后經法醫驗尸，那一刀直接捅穿了心臟，“男配”當場死亡。

隨后警方將“男友”帶到靜安分局刑事拘留。

幾經斟酌后，翟建決定接下這個案子，但當時他除了了解一下案情外什么都做不了。因為根據七九年《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案子要到法院階段之后律師才能介人并會見被告人。

在了解完案情后，翟建大概理清了整個案件的脈絡，得出如下的看法：

1、在事情的起因上“男友”的確有過錯，但是在案發時由“男友”吊嗓子引發的沖突已經過去，至于同意“男配”“放了學吃完晚飯咱們到學校外面去整明白”無非就是出于面子和血氣方剛的斗嘴，并不能說明他真的想“到學校外面去整明白”，充其量就是年輕人的不服輸、不服軟的一種態度。

2、“男配”進屋后對“男友”施暴是和中午“吊嗓子”沖突完全獨立的涉案實施，他首先動用板凳作為兇器企圖擊打“男友”頭部，而且板凳當場被打散，可見用力之猛，如果“男友”被打中，就算沒被打死也要打成殘疾。在凳子只剩下兩條腿在“男配”手里的時候，“男配”依然繼續擊打“男友”，存在故意傷害的事實。這一點警方對“男友”左臂的驗傷報告可以證明——其左臂收到鈍器多次擊打，構成肌肉損傷和骨裂。

3、“男友”在面對足以導致自己死亡的不法侵害且躲無可躲的情況下，情急之中摸到一把水果刀進行反擊，且這把水果刀屬于日常寢室公用物品擺放在桌上，寢室成員都能隨時取用，并非“男友”事先準備好的兇器。

4、中午的“吊嗓子”沖突結束后直到“男配”闖入之前，“男友”就一直待在寢室里沒有出去，在“男配”用木凳和凳腿擊打他頭部時，“男友”有明顯的退讓、防御和阻擋性的動作。

因此，翟建認為“男友”的行為應屬正當防衛，在正當防衛無罪辯護和防衛過當輕罪辯護這兩項辯護測量中反復斟酌考量后，選擇了進行防衛過當輕罪辯護。因為當年的司法實踐對正當防衛的認定極為苛刻，司法機關常以“自衛者是否對不法侵害起因負有責任”來判定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對于法條中“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及“對正在進行行兇”這兩點的要求非常嚴苛。導致關于正當防衛的刑法“第二十條”在當時幾乎就成了“僵尸法條”。至少在當時，自從翟建當刑事辯護律師以來還沒有遇到任何一個人正當防衛而終獲無罪的案例。

但是，為了爭取防衛過當的結果，翟建還是要按照正當防衛的無罪辯護進行努力，這樣才能確保防衛過當的輕罪的“保底”。

三個月后，翟建接到了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開庭通知，當即心一沉：完溜，難辦嘍。因為對律師來說：一審的刑事案件就到了中級人民法院而不是在區法院，說明此案被當做重案來辦，意味著當事人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極大。

不過，翟建當年在復旦大學文學院法律系大四實習就是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實習了三個月，因此他和里面的法官都很熟，當他見到本案的主審法官時（1979年版《刑事訴訟法》中是不禁止開庭前法官和律師見面并討論案情的），該法官很驚訝：“翟建啊，怎么是你接的案子啊，這案子不好辦啊。”

翟建忙問緣由，該法官又道：“案子剛剛到我手里沒多久我自己還在看材料，被害人家屬寫給上級領導的信已經轉到我這來了。被害人的家屬不知道從哪里得來的消息，說被告人已經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死刑，于是他們就到處反映、到處告狀，說堅決要求一命償一命。這些寫給有關部門領導的信就全被轉到了我們這里，我們現在的壓力很大啊——”

有鑒于此，翟建決定選擇最大限度地減輕死者家屬心中的仇恨的辯護策略，這是讓法院不會因為壓力而否本案系決正當防衛過當的法律事實的唯一方法。

具體辦法是：

首先向法院提出申請，要當時在場勸架的兩位同學出庭作證，借助證人的口盡力還原案件事實，說清楚當時到底因為什么雙方發生打斗？那一刀究竟是在何種情形下刺出去的？

其次，在會見被告人的時候，翟建明確告訴“男友”：“作為辯護律師，這個案子我認為你屬于正當防衛，會為你進行無罪辯護……你不要以一種讓人感覺是被冤枉的狀態，而是應當以受了委屈的狀態出現在法庭上，在承認事實的基礎上博取同情。一定要在庭審中將自己正確和誠懇的態度表達出來，最大限度地獲得對方家屬的諒解。”

然而，“男友”這時候犟脾氣上來了，堅持認為自己是被冤枉的，就是正當防衛，沒有任何錯誤。翟建只好耐著性子勸：“不管怎么說，中午的矛盾畢竟是你的不當行為引發出來的。不管是不是正當防衛，他的生命畢竟是被你剝奪了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去還原整個過程，怎么起的矛盾、怎么打起來的，要真誠地道歉和懺悔，到辯論階段你不要講話，一切我來談。在最后陳述階段你要用用發自內心的真誠的語言去撫平死者家屬心中對你的仇恨。這幾天你就打打腹稿，過幾天我再來見你的時候，你把你的最后陳述先對我講一遍。”

結果為了這段最后陳述，翟建一連跑了三趟看守所，總算讓“男友”說了一段讓他滿意的最后陳述。

一審開庭那天，旁聽席上被一群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擠滿，可謂是顏值最高的一個旁聽席。

老照片：80年代的一張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的合影

庭審開始時后，“男配”家屬聘請的律師一上來就大打“悲情牌”：“大家知道嗎？這一對父母在喪失了他們唯一的兒子之后，每天早上推開窗戶遙望著大海高喊著：回來吧——兒子啊！”

一輪悲情牌說得原告席和旁聽席上的“男配”家屬也紛紛落淚哽咽，其他的旁聽者也開始共情，法庭的氣氛向著悲情的方向發展。

輪到翟建發言時，他提出：“原告代理人的發言讓大家產生了無限同情，但是刑事審判法庭是一個講證據的地方，原告代理人最好能夠向法庭提供證據證明上面的敘述，否則不應如此渲染與煽情。”

由此，對方的“悲情牌”沒辦法再打了。

兩位作為證人的同學出庭作證后，向法庭和旁聽席大體還原了當時的案發過程，也有效的緩解了“男配”父母以及親屬的激動情緒。

在法庭辯論中，翟建指出公訴機關也承認“男友”的行為屬于防衛，只不過認為防衛限度超過了必要范圍，屬于防衛過當，因此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訴。但是公訴方的邏輯存在自相矛盾，要么認定“男友”的行為就是故意傷害或者是故意殺人，但認定為防衛過當而以故意傷害追究刑事責任就存在邏輯漏洞。因為在正當防衛中，防衛人必須要給予不法侵害者一定的傷害，從而制止正在發生或者說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才能構成正當防衛。

老照片：80年代在公訴人席位上的檢察官

“在死者拿著板凳腿擊打我的當事人頭部時，我的當事人手頭沒有別的武器能夠抵抗，也不可能有精力去尋找合適的武器，面對自己隨時可能面臨死亡的絕境，我的當事人只能隨手拿起距離他最近的水果刀進行反擊，這是客觀事實。”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的當事人刺了第一刀后已經制止了死者，再有第二刀、第三刀的話可能構成防衛過當。但在本案中，我的當事人僅僅刺了一刀，這就是典型的正當防衛。按照公訴方的邏輯，我的當事人是不是拿著刀嚇唬死者才算是正當防衛？只要動了手就是防衛過當？”

法庭上，控方、辯方和公訴方激烈爭論了三個小時——

在最后的陳述環節，“男友”的陳述完全按照翟建授意的腹稿進行：“如果法庭能夠讓我早一點出來，我不想做別的，就希望到x同學（死者）的家里面跪求他的父母原諒我，讓我替他繼續去做一個兒子應該做的事情。”

影視作品中的80年代的法官

這話打動了法庭的全場，讓死者家屬都淚流滿面。

最終，法庭做出判決，“男友”的行為是防衛過當，過當部分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結合正當防衛從寬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