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晚年毛澤東多次叮囑唐聞生：我死以后，你們要聽周總理的

唐聞生第一次被毛澤東點名，是1966年武漢。“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代表團南下參觀，臨時決定由她擔任英語譯員。那天，她緊張得臉色發白，還沒開口就差點暈倒。可會面開始前，毛澤東突然改口：“今天不講話了。”劫后余生的輕松，讓她記住了這位老人出其不意的幽默，也由此開啟了一段長達十年的近距離工作。

1969年以后，毛澤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卻仍保持高強度會見。一想到有人要為自己“做橋梁”，他總會招呼“把小唐叫來”。1970年12月18日，他在游泳池畔會見老友斯諾。對話剛起頭，毛澤東就用蹩腳英語和斯諾開起玩笑：“You are a big journalist， but your Chinese still poor.”斯諾大笑，唐聞生抬筆記錄，差點被這句“散裝英語”逗得出聲。晚宴時毛澤東故意指著她調侃斯諾：“講婦女解放，怎么不跟她碰杯？”一句話使氣氛立即熱絡。

正是這年，老人開始反復叮囑：“我死后，你們要聽周總理的。”看似家常，卻隱藏深意。毛澤東清楚自己的健康在走下坡路，也明白接下來內外局勢復雜，需要一個能穩住全局的人。周恩來以務實、溫和著稱，在毛澤東眼里，他是維系黨政運轉的不可替代者。唐聞生聽在耳里，卻未敢深思，只按慣例寫進工作筆記。

事實上，唐聞生與周恩來打交道更早。1965年她進入外交部教育司英文組，幾個月后就在人民大會堂見到這位總理。周恩來笑問她：“兩年能不能追上冀朝鑄？”一句鼓勵，也像一根鞭子，把她推向更嚴苛的自我要求。1969年巴基斯坦代表團訪華，她首次給周恩來做全程翻譯，因一時跟不上蘇北口音，被溫聲喊停。會后她在走廊里直掉眼淚，周恩來卻拍拍她肩膀說：“回去再練，機會不會少。”

機會果然很快來了。1970年11月，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到北京，周恩來連排五次單獨會談，全部交給唐聞生。這一次，她穩穩接住每一句對話，連對方夾雜的烏爾都語地名都精準拼寫下來，周恩來結束時點頭示意：“可以獨當一面了。”

毛澤東的囑托并非隨口。1974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婦時引用《運命論》：“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唐聞生一時想不起典故，老人干脆提筆寫在紙上。散會后他又招手把她留下：“多看點史書，人到關鍵時刻要靠底氣。”就在這幾句看似隨意的叮嚀里，他再度提到周恩來：“他比你們穩，你們要學他。”

1974年底，毛澤東肺部感染頻繁發作，體力大不如前。翻譯任務常常在凌晨結束，唐聞生見他咳嗽厲害，遞茶時忍不住小聲提醒：“主席，您要休息。”毛澤東擺手：“睡得太多反而難受，先把事辦完。”而每當旁人提起外事安排，他仍習慣性地說：“這事去問總理。”在場的人聽久了也就麻木，唯有唐聞生心里清楚，這是囑托，更是交接。

1975年1月，周恩來因癌癥接受手術。術后第三天，他強撐身體處理文件。唐聞生去看望，被他拉到床邊低聲囑咐：“主席的意思，你要謹記。有疑難，直接來找我。”短短一句，像接力棒交到手里。誰都明白，周恩來已在與時間賽跑。

同年7月，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來訪。毛澤東談起形式邏輯，大前提“小唐是人”，小前提“凡是人皆要死”，得出“唐聞生終歸要死”的結論，末了抬頭打趣：“改名唐聞死如何？”屋里一片笑聲。這場笑聲背后，卻是老人對生死的坦然。

進入1976年，唐聞生頻繁往返于人民大會堂、305醫院和中南海之間。1月8日，凌晨4點，中南海電話急促響起，周恩來病逝。三天后靈堂開放，唐聞生守在側廳，為各國吊唁使節傳譯。每一次開口，她都要努力控制情緒。畢竟，囑托的那個人已經永遠離去。

9月9日，毛澤東病重通知下達。次日凌晨，他在身旁工作人員簇擁下，緩緩合上雙眼。守夜室里一片靜默，唐聞生想起那句“我死以后，你們要聽周總理的”，恍若隔世。可如今兩位巨人都已謝幕，唯有那份責任，被留給了仍在崗位的人。

此后數年，唐聞生繼續出現在重要外事場合：尼克松回訪、卡特特使來京、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她謹慎、沉穩，幾乎從不提及當年書房里的叮囑。人們記得的是，一位出生美國、成長中國的女外交官，以純熟英文和深厚底蘊，搭起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

1984年，她調任新崗位，淡出公眾視野，卻始終保持規律的讀書、練字和外語筆記。鄰居王海容曾說：“她的生活簡單得像一頁白紙，可那頁紙翻過去，卻是半部外交史。”至于個人婚姻，她一句輕飄飄的“工作忙”帶過，再無解釋。

夜深人靜時，總有人回想：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還能多活幾年，會不會托付她更艱巨的任務？答案已無從得知。但1970年那句反復出現的叮嚀，像釘子般留在史料里，也留在旁聽者記憶深處——聲音漸弱，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