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最頂尖的管理,最終都回歸于“常識”的堅守與“應用”的極致?在急功近利的商業環境中,這套要求“慢就是快”的工匠精神體系,為何能創造出1800倍的增長奇跡?
文:中外管理傳媒 任慧媛
責任編輯:胸懷天下
管理解讀:冉濤(“中國造隱形冠軍”評選評委、前華為全球招聘負責人、深圳百森咨詢創始人)
近期,“丹納赫模式”成為商業界熱議的焦點。丹納赫這家企業本身就如同一部持續演進的組織傳奇——它最初以房地產信托業務起家,隨后逐步涉足制造業、環保技術、醫療設備等十幾個不同領域,并在每一個細分賽道中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它的業務組合幾乎每十年就會經歷一次大規模重構,通過持續的拆分與并購實現動態優化。四十年間,丹納赫完成了超過600次并購,實現了股東回報驚人的1800倍增長,如今已成為一家聚焦于醫療健康產業、市值突破2000億美元的行業巨頭,也因此被譽為“并購之王”。
丹納赫的成功并非偶然。它不僅體現了企業精準的戰略判斷與行業選擇能力,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其在管理體系構建和組織執行力上的持續打磨。其背后真正的“秘密武器”,是一套名為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的精益運營管理系統。
DBS被管理學界譽為“西方世界精益管理第一體系”,它植根于日本豐田汽車所創的“精益生產”哲學,但并未止步于生產環節的效率提升。DBS將精益思想全面滲透到企業的戰略制定、技術研發、人才培養、客戶服務等所有運營環節之中,使之升華為企業的核心文化和經營哲學,成為一個高度系統化的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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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丹納赫官網
在DBS的強大支撐下,不僅丹納赫自身演繹了“收購—整合—增長”的良性循環,其理念也影響了眾多中國企業。例如,美的集團借鑒DBS打造了MBS體系,成功建設了6座被世界經濟論壇認證的“燈塔工廠”;藥明生物則通過構建WBS系統,實現了高效的全球化運營。這套系統正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視為突破“管理內卷”、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工具。
那么,當我們探討學習丹納赫模式時,到底應該學什么?
“中醫模式”or“裱糊匠”手藝?
丹納赫高管曾公開表示:“我們不是在管理一家公司,而是在培育關鍵能力。”這句話揭示了DBS的本質:它不是一個可以簡單移植的工具包或模板,而是一套需要企業徹底消化、融入組織基因的“操作系統”。
然而,現實中不少中國企業在推進管理升級時,常常陷入一個誤區——將“系統思維”等同于引入若干時髦的管理工具或表單模板,以為拼湊就能形成體系。
對此,“中國造隱形冠軍”評委、前華為全球招聘負責人、百森咨詢創始人冉濤指出:越是積極引入管理工具的企業,有時越容易陷入“七國八制”的困境——各類工具之間缺乏兼容性,局部優化反而犧牲了整體效能,最終落入“見樹不見林”的陷阱。
那么,究竟何為真正的系統思維?冉濤提出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系統思維如同“中醫診斷”。他以企業最關注的收入、利潤與市值為目標,從“事對不對?(戰略與業務匹配)”“人對不對?(干部與人才適配)”“錢對不對?(激勵與回報制度)”三大維度入手,全面診斷企業發展的關鍵卡點,從而系統性地打通企業運營的“任督二脈”。
西方管理體系同樣具備系統性,它更像一套“西醫體系”,不僅包括診斷與解剖,更建立在生化、神經等一系列科學基礎之上,強調細分與流程。其核心在于構建“流程化組織”,這正如企業運營中清晰可見的“任督二脈”。
然而,中國企業發展歷程相對較短,早期多依賴市場紅利實現高速成長。如今若要實施“傷筋動骨”的西式流程化改造,難度極大。華為歷時二十年才完成系統的流程化變革,而許多企業在學習華為的過程中,缺乏長期投入的決心與策略,試圖以“裱糊匠”的方式修修補補。例如理想汽車在學習華為模式時,未滿一年便宣布放棄,正是這種急功近利心態的體現。
在當前這一輪管理夯實與補課的過程中,對于尚不具備條件進行全面流程化改造的企業,冉濤認為,采用“中醫模式”進行系統性優化,從關鍵節點入手打通運營脈絡,是更加務實和高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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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的HR思維:人力資本的價值重塑
丹納赫在并購領域的卓越表現,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超前的人力資源戰略與組織能力建設。它將并購從傳統的“財務資本博弈”提升為“人力資本增值”的過程。
在并購前期的標的篩選階段,丹納赫就將人力資源視角納入核心評估維度,在盡職調查中系統考察團隊文化、領導力模型與人才結構,這種“前置的HR思維”成為其并購成功的重要保障。
冉濤對此深表認同,并指出一個樸素而深刻的道理:“對的人,能把錯誤的事做對;不對的人,能把正確的事辦砸。”正如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所強調的——企業的成敗,關鍵在于“誰來做”。
丹納赫正是回歸商業本質,超越財務數據的表象,深入挖掘被并購企業的人力資本價值。
然而,優秀的團隊文化、強大的領導力與健康的人才結構并非一日之功,它們需要正確的理念設計與長期堅持。冉濤特別強調,領導力文化是核心。良好的文化形態,首先來自第一代領導者的率先垂范與恪守原則,更需要后續一代代領導者的持續傳承。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出現急功近利的“差領導”,文化鏈就可能斷裂。因此,文化既是強大的,也是脆弱的,這一點在中國這樣“人治”傳統較重的社會中尤為明顯。
領導力的構建,除了確立正確的標準外,更關鍵的是對標準的堅守。以華為為例,自2006年確立“領軍人才五項素質”作為人才選拔標準以來,通過固化面試方法與流程,持續培訓與考核面試官,以及招聘團隊的嚴格執行,才真正將標準落實到每一位人才的評選中。
反觀許多企業,雖然制定了詳盡的人才標準與畫像,卻僅停留在紙面;在實際的選拔與晉升中,往往另有一套“潛規則”。此外,追求完美主義卻忽視現實可行性,缺乏制度流程保障,最終導致人才梯隊建設效果不彰。
因此,人力資源視角如同一把關鍵的標尺。對于被并購企業而言,完善的人力資源體系是檢驗自身價值的重要標準;對于并購方來說,則是評估標的企業的核心維度。一家人力資源管理良好的企業,其業務表現通常不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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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過拐點:跨越人才發展陷阱
在高度不確定的商業環境中,技術、品牌甚至規模優勢都可能被迅速顛覆,唯有深植于內部的組織能力,才是企業最寬闊的護城河。
對此,冉濤提出了“企業人才發展陷阱”這一深刻概念。每個企業都渴望用一流人才成就一流事業,但對大多數中國企業而言,在突破某個“成才拐點”之前,往往受限于行業競爭激烈與人才職業化程度不高的現實,難以吸引頂尖人才,只能依靠普通團隊在市場中拼搏,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積累過程。
唯有快速沖過這一拐點,企業才能跨越這一“人才陷阱”。因此,對大多數企業而言,核心命題在于:如何讓一群普通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實現突破,活下去、強起來。
DBS最值得稱道的價值之一,在于它通過一套嚴密的操作細則,將普通員工有效組織起來,實現中等偏上的績效水平。相比于復雜的流程型組織改造,DBS對人的基礎素質要求較低,更易于執行,特別適合中小企業快速降低成本、夯實管理基礎。
然而,推行DBS最大的挑戰在于:它要求企業以工匠精神將每一件小事做到極致,信奉“慢就是快”的長期主義。冉濤對此表示:“中國市場是否愿意留給企業‘慢下來’的時間?中國的人才隊伍中,又有多少人愿意沉下心來成為經歷1萬小時錘煉的工匠?”這些問題,直指中國商業生態的深層結構。
管理的本質:回歸常識,堅持應用
丹納赫前CEO Tom Joyce 曾這樣評價DBS:“都是常識,唯強大應用而已”。冉濤用四個字回應這一評價:至理名言。
DBS的精髓,正在于“以常識為綱,以貫徹為法”,它借助基礎工具將管理常識轉化為可量化、可追蹤、可復制的執行動作。
冉濤指出,管理學本身并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其核心多源于對人性的理解與對基本商業規律的認知。大道至簡,無論企業規模是一億還是千億,商業的本質始終回歸交易。
那么,為什么企業在實踐中容易偏離常識?根源在于組織膨脹。冉濤分析道:“干部多了、層級多了、部門多了,這些新增的結構為了自身存在感,往往將簡單任務復雜化、人為化,這正是‘大企業病’的典型癥結。”
因此,不少企業家提出“把企業做小”的理念。這一思路雖有道理,但并非根本解決之道。對此,冉濤提出了他的核心主張:“順著人性做制度設計,逆著人性做日常管理。”制度應順應人性,激發員工積極性;而日常管理則需克服人性的惰性與復雜性,堅守最基本的商業邏輯。
那么,我們是否具備讓這些“常識”真正落地、耐心生長的組織土壤?這或許是丹納赫DBS留給所有追求卓越的企業最珍貴、也最具挑戰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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