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專訪｜陳培鴻：AI算法+3D打印 “分布式生產”制藥平臺助力科技平權

? 采訪：李葉

? 受訪：陳培鴻（2025年戴森設計大獎中國大陸賽區亞軍，中國藥科大學博士研究生）

前言

來自中國藥科大學陳培鴻的作品AI-3D藥物制造研發平臺奪得本年度戴森設計大獎中國大陸賽區亞軍。該設計通過提供精準的藥物釋放時間、空間、速度與劑量控制，能夠解決兒童、老人需手工分劑量用藥、罕見病人群按需制藥成本高等痛點，實現個性化精準用藥，并且其AI打印技術，還可以為藥物制作觸覺標簽，減輕視障群體用藥困難。

觀點提純

“AI-3D藥物制造研發平臺”的核心使命是“設計”藥品。通過一次性載藥墨盒與專用的DIW打印設備，平臺將藥物的釋放時間、作用位置與劑量轉化為可精準編程的參數，在一個完全閉環的系統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性與合規性。

這不僅是一個硬件或軟件的創新，更是一個從研發到終端制造的完整生態閉環。它整合了載藥“墨水”、AI優化模型、打印硬件和處方數據庫，并具備高度的應用拓展性，未來可延伸至精準營養、營養補充劑等多元場景。

2025年戴森設計大獎中國大陸賽區三強名單日前公布。這項國際性的設計與工程大獎由戴森創始人詹姆斯·戴森設立，旨在激勵更多年輕人通過工程、科技、設計，解決科技、醫療、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全球性難題。自2016年入華以來，大賽持續為中國年輕發明家提供全球性的交流和展示平臺，并為優秀作品搭建通往成功的道路，幫助他們產出有社會價值和產業潛力的創新發明。

在傳統制藥的宏大敘事中，一種顛覆性的力量正在悄然興起，它由人工智能的深邃智慧與3D打印的精微工藝共同驅動，旨在為那些被標準化生產線遺忘的少數派——罕見病患者、兒童以及視障人士——譜寫個性化醫療的新篇章。這便是“AI-3D藥物制造研發平臺”的核心使命：它并非簡單地制造藥品，而是“設計”藥品。通過一次性載藥墨盒與專用的DIW打印設備，平臺將藥物的釋放時間、作用位置與劑量轉化為可精準編程的參數，在一個完全閉環的系統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性與合規性。這套系統支持“分布式生產”理念，未來，醫院或藥房將能現場按需打印，讓每一片藥都成為獨一無二的、為個體生命而生的精密設計。

這不僅是一個硬件或軟件的創新，更是一個從研發到終端制造的完整生態閉環。它整合了載藥“墨水”、AI優化模型、打印硬件和處方數據庫，并具備高度的應用拓展性，未來可延伸至精準營養、營養補充劑等多元場景。平臺的設計充滿了人文關懷：它能在藥物表面打印盲文，為視障患者點亮用藥安全的燈塔；它也能為腎功能不全的慢性病患者設計復雜的緩控釋結構，通過物理形態的智慧，有效降低藥物在體內的蓄積風險，減少給藥頻次。這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設計的溫度。

展望未來，團隊的計劃清晰而具體，分為六大戰略方向。首先是通過運動控制與新設計進行硬件升級，以提升合規性與精度；其次是加速多發性硬化癥藥物制劑的研發，并推進臨床前/臨床研究；第三，團隊將致力于拓展配方庫，通過開發新的輔料和數字協議，支持微劑量及復雜釋放曲線的實現。在商業模式上，將著力構建B2B生態，聯合藥房與醫院部署就地按需生產方案。同時，團隊將扮演罕見病倡導者的角色，在全球論壇上展示3D打印的應用方案，以推動法規革新。最后，為實現臨床轉化，將嚴格執行試點與合規流程，完成GMP批次的生產，并準備用于申報FDA/EMA藥物臨床試驗的全部材料。

《設計》：陳博士，您的學術背景是藥學。是什么契機讓您將“AI”和“3D打印”這兩種看似屬于工科領域的技術，與傳統的藥物研發相結合？您最初想解決的核心“痛點”是什么？

陳培鴻：我最初想解決的核心“痛點”，是傳統“一刀切”的藥品生產模式與精準醫療日益增長的個性化需求之間的矛盾。本科在省婦幼保健院實習時，我了解到兒童用藥需要精準劑量，但常規操作是將成人藥片手動分劈或磨粉。雖然可以將藥片大致分為2份或4份，但要精確分出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不僅存在顯著的劑量誤差，還伴隨著污染和交叉污染的風險。罕見病患者因人群基數小，藥廠缺乏研發與生產動力，藥物可及性極差；視障患者則需要可識別的標識來確保服藥的自主性與尊嚴。這些本質上是小批量的用藥需求和傳統大規模制造方式之間的矛盾，需要有新的技術來平衡。

我本科的專業是制藥工程，對制藥機械的設計和藥物制造工藝非常感興趣。后來我接觸到了3D打印技術，看到它被廣泛應用于消費品、醫療器械等領域，實現產品的快速原型驗證和小批量制造。我便開始思考，能否將這種為個性化而生的制造方式，應用到藥品研發與生產中來，從而實現小批量、精準劑量的藥物制備。我碩士期間的研究工作就是圍繞如何使用3D打印應用于個性化、改良型藥物制劑展開的。我們可以實現精準劑量、特殊標志（數字、盲文等）以及緩控釋制劑的小批量按需制造。到了博士階段，我們面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碩士階段的研究讓我們有能力開發出結構復雜的藥物制劑，但這引出了一個新難題——如何精準預知這些復雜結構的藥物釋放行為？在當時，答案依舊是依賴繁雜且重復的試錯試驗。因此，我們又進一步將人工智能（AI）融合進來，訓練AI來指導我們的制劑結構設計，即給定一個結構，即可獲得準確度高的釋放曲線。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們做的不再僅僅是一枚藥片，而是一個可以被重新設計、被賦予全新功能的“產品”，它讓我們朝著個性化用藥的理想邁進了一大步。

《設計》：在您看來，傳統的藥片是“工業品”，而您通過3D打印技術制造的藥片更像是“設計品”或“軟件定義的產品”。您如何重新定義“藥物設計”這個概念？其內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陳培鴻：我所說的“藥物設計”，特指藥物制劑的設計，我將其重新定義為一種更接近“設計工程”的“藥物遞送系統設計”。它的目標是在已有藥物分子的基礎上，采用AI輔助結構設計，關聯制劑結構與功能，設計出具有預期給藥途徑、劑型特征和體內釋放行為的制劑。傳統的藥物設計更關注藥物分子本身，即開發新的有效成分，但無論分子多新穎，最終都會被制造成單一規格的工業品。而我所定義的“藥物設計”，其核心是回答4個遞送問題：藥物要送到哪里去？什么時候開始釋放？釋放速度多快？以及釋放劑量多少？這本質上是一個“設計工程”的命題，需要針對不同患者進行個性化設計，但傳統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模式恰恰無法滿足這種靈活性。

我希望通過這種理念，推動“藥物設計”的內涵從過去的“分子化學”走向“系統工程”，從單一的成分研發擴展為對藥物釋放的時間、空間、位置和劑量的整體規劃。我們借助AI和3D打印技術，把藥物看作一個可編程的系統，設計的重心從藥物的“成分是什么”，擴展到了藥物“如何被遞送”的全過程。這意味著藥品不再是被動制造的標準品，而是可以根據個體需求主動設計的、可編程的非標品。

《設計》：從藥學跨到智能硬件和軟件生態，這種跨界思維對您和團隊提出了哪些挑戰？您認為“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橋梁作用？

陳培鴻：在將藥學與智能硬件及AI技術相結合的過程中，團隊遭遇的最大挑戰并非單純的學科差異，而是思維邏輯上的不兼容：藥學強調藥物的療效與安全性，而工程與AI則追求結構效率和預測精度，兩者在問題定義和評價標準上存在沖突。舉例來說，藥學研究往往關注藥物成分能否達到治療目標，而工程師更在意設備如何穩定、快速地打印，AI研究人員則希望算法能夠從有限數據中得到泛化模型。單一學科的思路無法滿足臨床對個性化、安全性和可操作性的多重需求。正是在這一矛盾下，設計思維成為關鍵的橋梁。它要求團隊以“用戶體驗”為中心，將復雜問題轉化為系統化的設計邏輯：先從患者需求出發，再將其分解為可實現的結構和功能模塊。由此，藥片的劑量、釋放節奏和外觀標識不再是孤立的研究變量，而被重新整合為可編程的設計參數。例如，團隊為視障患者引入盲文標識，解決了藥物識別和服藥尊嚴的問題；為兒童開發精準劑量的分割打印藥片，避免了人工分藥導致的誤差和污染；并通過結構設計控制藥物在腎功能不全患者體內的釋放速度，有利于降低蓄積風險。這些案例表明，設計思維不僅幫助團隊跨越了藥學、硬件和AI之間的學科壁壘，更讓藥物制劑從傳統的工業化標準品轉變為以患者需求為導向的可編程系統，實現了功能、體驗與療效的有機統一。

《設計》：“個性化”往往意味著“高成本”。您如何通過設計（包括產品設計、商業模式設計）讓這項技術不僅服務于高端市場，更能普惠到廣大真正需要的患者，從而推動用藥公平？

陳培鴻：確實，在傳統制藥模式里，“個性化”常常被視為“奢侈品”，因為它往往意味著小批量生產、額外的研發投入和更高的單位成本。但我們認為，隨著技術和模式的變革，個性化完全可以做到“低成本普惠”。我們主要從3個層面來解決這個矛盾：

（1）制造方式上的降本——3D打印與自動化結合。傳統藥物需要開模、建產線，任何劑量或規格的調整都意味著重新生產一整批，固定成本極高。我們的平臺采用數字化、無模具的3D打印，一旦有處方數據即可直接打印，不存在批量開工的浪費。同時，通過AI優化設計，能顯著減少試錯實驗和研發周期。再加上自動化與一次性墨盒的應用，人力需求大幅降低。尤其是在物聯網、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快速發展的推動下，越來越多地區已經出現“黑燈工廠”。我們認為，未來這種制造模式的成本結構將被進一步簡化，其核心將主要取決于能源與原材料，而非人力和產線投入。

（2）我們借鑒了“云打印”和“預制菜”的理念，以期推動藥品從傳統的單一規格、大批量的集中生產，轉變為“中央預制—分布式中心個性化制造”的模式。這實際上是一種“化整為零、化集中為分散”的思路：由中央工廠集中生產標準化的載藥墨水，再分發到各地藥房或醫院，由終端設備根據處方按需打印個性化藥物。這樣既保留了工業規模化的成本優勢，又兼顧了患者的個體化需求。尤其是對于罕見病或兒童用藥這類“小市場”，分布式模式能夠有效避免因批量過小而無人愿意生產的困境，從而提升藥物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3）價值層面——個性化的普惠化轉型。過去個性化藥物常被認為是“奢侈品”，因為小批量生產成本太高。我們的模式通過成本結構重構，讓個性化也能批量化、網絡化——罕見病患者不用再為高價買單，兒童能安全用藥，基層醫院也能就地拿到個性化藥品。換句話說，我們是把個性化從“高端標簽”變成人人可負擔的基本保障。這正是我們提出“科技平權”的核心初衷。

《設計》：平臺專門為兒童、罕見病患者、視障人士等群體設計。您能分享一個在用戶研究過程中最讓您觸動的故事嗎？這個故事如何直接影響了產品的最終設計？（例如：盲文標識的引入、劑量的精確分割）

陳培鴻：第一個是我在省婦幼保健院藥房實習時看到的場景：很多孩子需要低劑量用藥，但市面上只有成人規格。藥師或監護人只能把藥片掰開、磨粉再分裝，1/2或許還能做到，但像1/3、1/5的劑量幾乎沒法保證準確，更別說不同人操作時的誤差和交叉污染。有一句話讓我觸動很深：“用藥靠掰、劑量靠猜”，那一刻我覺得必須有一種更精準、更安全的方式。后來和罕見病患者交流，他們說“不僅可用的藥少，而且還很貴”，因為人太少研發與生產積極性低。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所謂“技術創新”不只是為了做出更復雜的藥片，而是要把患者最真實的痛點轉化為產品功能。也正是這些樸素的需求，直接促成了我們在平臺中引入劑量精準控制、免污染小批量制造，以及藥片盲文標識等功能設計。

《設計》：AI算法是平臺的“大腦”，但它是無形的；而3D打印出的藥片是“有形”的最終體驗。您如何通過設計，讓醫生、藥師和患者信任并理解這個由“黑科技”驅動的復雜系統？在交互界面、硬件外觀或藥片本身的設計上做了哪些努力來建立這種信任？

陳培鴻：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藥品關乎健康和生命，因此，建立信任是我們整個系統能夠被接受和應用的前提。我們將此視為一個系統工程，從無形的算法到有形的設備，都貫穿著“建立信任”的設計考量。首先，我們必須讓無形的AI算法變得有據可循。我們的AI“大腦”并非一個憑空決策的“黑箱”，它是根據實驗室大量的研究數據，并且決策過程符合藥劑學的基本邏輯的。它要解決一個非常具體的痛點：3D打印可以制造出各種復雜結構，但何種結構對應何種藥物釋放曲線？這在過去需要大量的試錯實驗。我們的AI模型通過精準預測，讓研究人員只需輸入結構參數，就能計算出理論的劑量和釋放曲線。這種方式用科學模型代替了“猜”和“試”的過程，為醫生、藥師和研究人員的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這是建立專業信任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通過嚴謹的閉環系統設計，確保全流程的安全與合規，讓信任看得見、摸得著。我們設計的“一次性載藥墨盒”是保障藥品安全的基石，它采用預充填、密封的設計，用完即棄，從根本上杜絕了不同藥物交叉污染的風險。同時，我們采用氣動方式驅動打印，通過壓縮空氣而非機械部件與藥物接觸，保證了打印過程的純凈，也免去了繁復的清潔步驟。在硬件外觀上，我們希望它看起來像一臺精密的“桌面儀器”，而非冰冷的工業機器，簡潔友好的設計旨在讓它無縫融入應用環境，讓使用者第一眼就覺得它可靠、好用。

最后，信任最終要通過有形的體驗來傳遞。我們在藥片本身的設計上下了很大功夫，例如在藥片上打印盲文、數字編碼甚至可追溯的二維碼。當視障患者能親手觸摸到標識，當用戶能用手機掃碼了解藥品信息時，這種“黑科技”所帶來的關懷就變得具體可感，信任感也油然而生。此外，我們采取了務實的落地策略：目前并非研發全新的藥物，而是對市面上已有的藥品進行二次加工，相當于用我們的設備以更高的精度，去完成藥師日常掰藥、磨粉的工作。從本質上講，我們是“藥物的搬運工”，這讓我們的設備更容易被行業理解和信任，當然，最終的信任還是要靠嚴謹的臨床數據來證明，我們正與多家醫院合作開展臨床研究，用科學驗證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設計》：這臺設備的設計語言是什么？你們是希望它看起來像一臺嚴謹的“醫療設備”，還是一臺友好的“桌面電器”？這種外觀上的決策是如何做出的？

陳培鴻：我們在外觀設計上最核心的關鍵詞是“穩定、安全、可靠”，這是所有藥品和醫療設備必須具備的基本氣質。但我們并不希望它看起來像一臺冰冷龐大的工業機器，而是更接近一臺友好的桌面級醫療設備。因此，我們在設計上做了大量取舍——設備整體小型化、外觀簡潔，界面采用直觀的觸控屏，讓人一眼就能明白操作邏輯。這樣不僅保留了醫療設備的嚴謹感和專業性，也降低了操作者在使用時的心理距離。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讓醫藥不再嚴肅”，希望通過設計，在保證專業性與嚴謹的前提下，為操作人員創造一個更溫和、更具人文關懷的體驗。

《設計》：您的“分布式生產”理念是對傳統集中化、大規模制藥模式的顛覆。在設計這套新模式時，你們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是技術瓶頸、法規限制，還是人們固有的觀念？

陳培鴻：“分布式生產”確實是我們最想傳達的理念，在研發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源于此，它主要來自法規的限制和人們固有的觀念。當一項新技術出現時，必然會受到很多質疑。起初，很多人覺得這項技術只能停留在實驗室里“刷論文”，因為它成本高、效率低、產量低。2023年，當我們帶著第一代原型機去尋求合作時，就遭遇了非常直接甚至令人沮喪的拷問：“你們這機器又傻又大還貴，速度又這么慢，放在這里能掙錢嗎？”這種來自外界效率至上、金錢至上的觀念壓力，一度讓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

除了觀念上的阻力，更深層次的挑戰來自現有的藥品監管體系。全球的藥品法律法規，都是圍繞著中心化、大規模的生產模式建立的，沒有任何法規是為小批量、去中心化的制造模式而設計的。我們的模式，是對這個現有框架的根本性挑戰。但是，我們認為技術的發展與法規之間是一種相互推動的關系，就像自動駕駛技術一樣，當它剛出現時也沒有對應的法規，但技術的發展最終推動了法規的完善。所以我們的理念是：要通過技術去推動法律法規的完善，而不是等待法規允許了我們才開始做。

《設計》：藥品監管是世界上最嚴格的監管之一。你們的設計流程如何主動融入對GMP（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和FDA/EMA申報的考量？是否為此發明了新的設計準則或驗證方法？

陳培鴻：的確，合規性是我們從設計之初就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令人欣慰的是，全球的監管環境也在與時俱進。美國FDA已經在為3D打印醫療器材設計新的監管框架，而國內在今年9月也頒發了第一個3D打印藥品的生產許可證，這標志著合規性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們的設計流程是主動朝著合規方向走的，我們并非在技術成型后才去考慮如何滿足法規，而是在設計的源頭就將合規性作為核心準則。比如，我們設計的封閉式系統、一次性載藥墨盒以及氣動打印技術，使其天生就滿足GMP對避免污染的核心要求。

由于傳統藥品的質量控制標準并不完全適用于3D打印，在研發過程中，我們確實建立了一系列針對3D打印工藝的質量標準和驗證方法，即關鍵工藝屬性（CQA）和關鍵產品質量屬性（CPP）。目前我們已經能做到單批次95%以上的生產率、98%的合格率，為未來大規模驗證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此外，我們也在和醫院合作，把3D打印藥物用于臨床研究，比如清晨高血壓的治療。如果這些試驗能從實驗室走向臨床，就意味著我們獲得了監管層面的認可。

《設計》：基于您的愿景，描繪一下10年后，一家部署了你們系統的“未來藥房”或“未來診所”會是什么樣子？患者和醫生的體驗將發生怎樣的革命性變化？

陳培鴻：在我們的設想里，10年后的“未來藥房”將會讓拿藥像取快遞一樣方便。患者拿著醫生開具的二維碼處方到社區藥房，幾分鐘內就能打印出一整療程、為自己量身定制的藥物。背后是“中央工廠+分布式打印”的模式：中央大藥房生產標準化的載藥墨水，再配送到各個分布式中心，由藥房或診所的打印機根據處方即時生產。

對患者而言，兒童用藥可以做到毫厘不差的精準劑量，不再需要掰藥片或磨粉；慢性病患者則能通過特殊結構的藥片實現控釋與減負，減少給藥頻次，降低身體負擔；視障患者甚至可以直接通過藥片上的盲文識別藥物，維持生活的獨立與尊嚴。對醫生和藥師而言，這將徹底改變工作流程：處方不再對應單一規格的工業化藥片，而是一個個可編程的治療方案。未來診療會更高效、更安全，同時也更以患者為中心。

《設計》：您提到平臺可拓展至精準營養、寵物用藥等領域。這是否意味著你們正在設計一個“萬物皆可打印”的通用型平臺？設計的擴展性是如何被考慮的？

陳培鴻：是的，我們的目標確實是構建一個具有高度擴展性的通用型平臺。您可以把我們的系統想象成一個“桶裝水機”：這臺“水機”本身是通用的硬件，您可以裝入“桶裝水”（一種藥物），也可以換成“果汁”（另一種藥物或營養補充劑）。但我們解決的核心問題，并不僅僅是簡單的劑量控制，我們的創新之處在于，這臺設備能對標準的“藥物墨水”進行“深加工”，通過改變其內部的3D結構，來實現高度的個性化輸出。也就是說，即便使用同一種藥物，我們也能通過不同的結構設計，實現截然不同的釋放時間和釋放位置。例如，治療胃部幽門螺桿菌的藥物，我們不希望它很快進入腸道。傳統藥片會沉到胃底，而我們可以把它設計成中空的，或者帶有“氣囊”，讓它能漂浮在胃液上；甚至可以設計成進入胃部后會“盛開”的結構，尺寸變大后就不會被輕易排空，從而在患處停留足夠長的時間，最大程度地發揮藥效。這種通過結構設計來控制藥效的底層邏輯是通用的，因此我們的平臺具備很強的擴展性，可以輕松拓展至精準營養、營養補充劑等多個領域。

《設計》：作為一種顛覆性創新，這個平臺的技術壁壘高不高？會不會成為熱門賽道？目前的團隊構成是怎樣的？

陳培鴻：這個行業的技術壁壘非常高，這也是為什么從2015年美國FDA批準第一款3D打印藥物上市以來，未出現第二款的原因。我們團隊從2023年開始宣傳這項技術，國內的另外一家同行已經開始了臨床研究。

它的門檻之所以高，是因為要求一種極為罕見的跨學科知識融合：團隊不僅要精通藥劑學，還要熟悉機械設計、系統工程原理乃至軟件算法。對于單純懂機械設計的廠家來說，制造出類似的機器或許不難，但我們平臺真正的核心與護城河，不在于機器本身，而在于“墨水”——也就是如何將藥學知識深度融合到機械制造中，把藥物制備成合規、有效且能穩定打印的“水”，這是一個極其困難且痛苦的融合過程。

正因為技術壁壘極高，所以它目前還不是一個擁擠的熱門賽道，但這恰恰是它的潛力所在。顛覆性創新在初期往往是孤獨的，高門檻過濾掉了絕大多數的參與者，為我們創造了專注研發和建立標準的機會。我們相信，隨著個性化醫療的趨勢愈發明確，以及我們在法規和臨床應用上的不斷突破，這個賽道的熱度會隨之而來，但屆時，率先跨越了技術鴻溝的團隊將擁有定義行業格局的先發優勢。

我們目前的團隊構成正是為了攻克這種跨學科挑戰而組建的。團隊有3位核心合伙人，分工明確：我主要負責最核心的“墨水”研發，以及平臺的設計和AI算法模塊，另一位合伙人羅建旭負責硬件的制造生產以及公司的整體運營管理。還有一位合伙人則專注于財務、商業化和市場推廣。除此之外，我們的團隊還包括一些在校的碩博研究生，以確保我們與學術前沿保持緊密連接。

《設計》：對于同樣想用設計和技術去挑戰傳統行業、解決社會問題的年輕設計師和創業者，您有什么基于自身經驗的心得可以分享？

陳培鴻：我有幾點非常深刻的體會想和大家分享。

好設計源于具體而樸素的社會問題。就像戴森創始人 詹姆斯·戴森先生所鼓勵我們的那樣，設計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我自己的靈感來自童年時一個很小的困惑：“為什么小孩子要吃大人掰碎的藥片？”所以我建議大家先沉下心，關注那些真正讓你共情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支撐你堅持下去的原始動力。

第二，要敢于挑戰“存在即合理”。很多傳統行業看起來理所當然，其實只是因為暫時沒人想出更好的辦法。藥品大規模生產犧牲了個性化需求，這并不是一個完美模式，而是一種無奈的現狀。年輕人最大的優勢，就是敢于打破常規，去嘗試新的可能。

第三，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準備。在追求效率的時代，真正的創新往往漫長而孤獨，且充滿挫折。我們這個項目做了將近8年，也曾因為外界質疑而想過放棄。團隊內部常互勉說：“在無人問津處播種，在萬眾矚目前生根。”想要挑戰傳統行業，就得耐得住寂寞。

最后，要關注“系統”，而不僅僅是“產品”。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往往需要一個完整的生態閉環。我們做的不只是打印機，還有載藥墨水、AI模型、硬件和未來服務網絡。與此同時，還要考慮如何把“創新”變成“創業”，找到既能產生社會價值又能維持經濟可持續的模式，讓設計真正落地，產生長期影響。多參加像戴森設計大獎這樣的比賽，也能幫你獲得曝光和資源支持，讓我們有機會建立起一些潛在的合作關系，也提升我們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