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假象下的恐懼：印尼華裔憂慮排華暴動會否卷土重來......

“印度尼西亞經濟陷困，加上政府貪污與擴軍爭議，社會動蕩加劇。當地華裔憂慮治安惡化與民粹升溫，恐再次淪為經濟危機下的代罪羔羊。”

▲ 1998排華暴動暴徒趁火打劫商家：華裔成首當其沖目標

原文標題：排華會否卷土重來？ 華裔擔憂民粹升溫

作者：黃詡

從遍布印度尼西亞全國的蜜雪冰城，到協助提煉鎳礦的中資企業，再到雅萬高鐵，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從民間到官方的合作表面上看空前緊密；然而，在繁華的表象下，近年印度尼西亞的華裔卻越來越感到不安，擔心針對華裔的暴力事件會卷土重來。

這種不安的來源，除了是因為1965年「9·30」大屠殺及1998年排華暴動至今未獲平反外，更是因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導致大量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回去當所謂的地痞流氓。他們以收取保護費及騷擾商家維生，而華裔則成為了他們下手的目標對象。

今年9月，印度尼西亞莫羅瓦利縣的托波加羅村之中，一名中資企業中國籍員工曹先生（Cao Xinsheng）在制止公司財產被盜時遇害。案發當晚，兩名嫌疑人試圖盜竊廢棄金屬，曹先生在阻攔期間遭鐵棍及其他鈍器毆打，不幸身亡。

去年6月，該縣一家中資企業倉庫也發生了相似事件。60歲的中國籍員工王先生在制止盜竊銅材時遇害。據警方通報，王先生被犯人以鈍器襲擊，被多刀連續刺殺。

莫羅瓦利地區聚集了大量中資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成為了盜竊首選目標。這些事件雖并非種族暴力事件，但鑒于印度尼西亞最近一年不斷爆發大規模動蕩，讓當地華裔擔憂治安進一步失序，并在民粹推波助瀾下，讓華裔再次成為經濟問題的代罪羔羊。

從2018年到今年期間，印度尼西亞中產階層大幅萎縮。

雖然官方給出的就業數字亮麗，失業率不高，但這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從幾十年前開始就采用了特殊的統計方式，把很多沒有合同、收入不穩定的「非正式勞工」也歸類為非失業人口，而印度尼西亞的非正式勞工人口高達約60%，其中當然有大量如外送員那樣的零工，但也有為數不少是地痞流氓。這些地痞流氓嚴格上來說不算失業，但活動多限于以各種名義提供服務并征收費用，背后都是千絲萬縷的地方裙帶關系。這些灰色活動在經濟壓力下更為猖獗，致使軍政背書的暴力滲透日常生活，一般民眾及華裔感覺自己是經濟不佳時的被攻擊對象。

印度尼西亞總統普拉波沃上任一年來，無法有效繼承前朝的經濟遺產，在財赤嚴重下，約1/4的地方醫療、教育等福利投入被砍，增值稅也提高了1%以及開征了中小微型企業稅、強制性汽車保險等9項新稅。城市青年及底層不少只能打零工度日，淪為就業條件不穩的「蒲公英族」（生活不穩定、無就業保障階層）。

同時，曾位居軍方權力頂層的普拉波沃急速擴軍，將國防部開支預算從初期分配額增加近50%至152億美元（約1078億元人民幣），明年將進一步增至220億，不但在國內引起了利益輸送的爭議，更被《衛報》指出是正在復辟獨裁時期軍隊在軍政兩個領域同時擔任「雙重職能」（dwifungsi）的高壓統治制度，是人權倒退的重要信號。

不可否認的是，普拉波沃政府不斷爆發貪污丑聞，學生示威頻繁升級。今年3月，印度尼西亞國家石油子公司被曝光涉案總值約117億美元的貪污案。8月，人力部副部長伊曼紐爾被揭在上任僅兩個月就收受了18萬美元賄賂以及豪車，3年內個人資產暴增兩倍。

從今年初開始，印度尼西亞已先后爆發了「黑暗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Gelap）以及「反對軍隊修訂案」（Tolak Revisi UUTNI）等大型學生及群眾示威，年輕網民更發起了「先逃為妙」（Kabur Aja Dulu）的出國移居運動，反映對政府貪污等問題的嚴重不滿。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華裔響應了這一運動，也是反映了他們的恐懼情緒。

面對投資放緩、工業活動疫情后未完全復蘇、關稅貿易戰等壓力，印度尼西亞就業市場形勢緊張，導致印度尼西亞青年的就業信心比馬來西亞、新加坡的低很多。據官方統計，18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是全國平均的3倍以上，達到了逾16%。而在1,800多萬就職青年中，逾45%或830多萬的青年都是上述的非正式勞工，其中500萬人更是「沒有受薪」，僅是名義上沒有失業。實際上，現時印度尼西亞失業率的數據很多都沒有公布，如今年1月的月裁員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逾32%以后，當局2月開始便暫停了公開相關統計。

然而，即便普拉波沃政府的確是正在面對軍方擴權、貪污腐敗等一系列丑聞，但是其經濟問題早于前總統佐科威的第二任期的疫情期間已經顯露了勢頭。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維哈賈布（Maria Monica Wihardja）及前印度尼西亞財長巴斯里（Muhamad Chatib Basri）的研究指出，從汽車注冊數據可見，印度尼西亞民眾至今不僅未能回復至疫情前的消費能力，該國存款低于一億印度尼西亞盾（約42,638元人民幣）賬戶的每月儲蓄增長率亦從8.5%下降至5%，顯示中產階層正在萎縮。

就業方面，佐科威第一任期中成功創造了大量正式勞工的就業崗位，純增長1,000多萬，而非正式勞工的則增長了約200多萬，可是，在他的第二任期中，正式勞工的就業崗位僅增加了400多萬，而非正式勞工的則增加了逾900萬，說明了就業條件惡化的問題早于疫情時期便已經開始。

普拉波沃政府雖然維持了佐科威時代的高增長率，但主要都是依靠政府開支和財務管理技巧（今年印度尼西亞國家銀行分別在1月、5月、7月3次減息），難以持續，考慮印度尼西亞的貿易出口及國際投資也正在放緩，深層經濟危機不斷發酵。印度尼西亞現時的財政儲備高達千多億美元，不至于發生像1998年危機那樣的混亂，但是在軍方權力回朝等明顯社會倒退下，當地華裔的擔憂不無道理。

本文刊載于亞洲周刊2025年第48期

文章與雜志內容相比有刪節

策劃：邱立本

編輯：李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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