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變與傳承”的清代書法，各適其極，各領風騷！

明末清初，書法繼承了明代中期以來崇尚個性的的浪漫主義思潮。以張瑞圖、王鐸、傅山為代表的書法家們往往從磅礴的氣勢、雄渾的力感和激蕩的線條運動節奏中營造書境，不斷將人情化了的自然風采中的神韻化入作品，鑄就了嶄新的風格學價值和風格史意義。

康熙、乾隆兩朝，書法風氣變化趨勢為帝王的偏好所左右?；实坌睢⒑霘v先后推崇董其昌、趙孟頫，使朝野上下仿董、趙成風，復古之風蔓延，或二王及董其昌，或效米芾，多求形似，帖學盛行。笪重光、沈荃、姜宸英、查昇、汪士鋐、何焯等學董名家和張照、汪由敦、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等學趙名家構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書法的精彩面貌。

王鐸 自作七律 軸 綾本 草書

211×56.3cm 1635年 江蘇省美術館藏

清代中期以后，隨著靡弱妍媚之風流行，帖學日益狹隘，逐漸衰頹。幾乎同時，伴隨著金石碑刻的發現增多，書家們不斷開拓審美視野，熱心金石考據，陶染于質樸之美，耕耘于形式實踐，書法創作進而出現了新突破、新范式。萬經、王澍傾注先驅之力，金農、鄭燮標新立異，鄧琰、伊秉綬開拓創造，陳鴻壽、吳熙載、何紹基、俞樾、趙之謙、吳大澂、吳昌碩、康有為等人各適其極，各領風騷，標志著碑學書法大興其道，風行天下。

趙之謙 “騎驢”“放鶴”七言 聯 紙本 隸書

221×54.6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當然，所謂“帖學”“碑學”相互依存，此消彼長。作為中國古代書法審美走向近代的轉折階段，清代書法在金石鑒藏成風的格局中，逐漸形成一種浪漫與復古、求變與傳承、突破與反思的氛圍。一方面館閣體規矩深嚴，走向極端僵化；另一方面作為正統的反叛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法帖之權威，取法開始從以二王、趙、董的書法為典范轉向以民間俗刻拓本為范，崇尚北朝碑版，進而發生質的轉換，審美觀念則以妍為美轉變為以樸為美，于是碑學大興，最終一舉統治天下，成為清代書壇的典型風格。

李瑞清 “鶴立“花留”五言 聯 紙本 隸書

146.5×35.5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梁啟超 游君山 軸 紙本 隸書

32.8×40.3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康有為 感言 軸 紙本 行書

81×40.3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董其昌 晉唐古詩 冊 綾本 行書

22.4×15cm×12 江蘇省美術館藏

程邃 甲申贈變二首 扇頁 金箋 行書

15.4×50.5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吳熙載 “乃有”“緣無”五言 聯 紙本 行楷

157.5×35.5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何紹基 “跡巖””窺野”五言 聯 紙本 行書

88.7×21.2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曾熙 “高志”“英名”五言 聯 紙本 隸書

131.5×32.6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查士標 賀甫《題畫次矯以明韻》 軸 絹本 行書

130×47.7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王澍 臨石鼓文 軸 紙本

51.4×23cm 1734年 江蘇省美術館藏

錢泳 “文章”“翰墨”七言 聯 金箋 隸書

130×29.7cm×2 江蘇省美術館藏

魏儒魚 書祝君隆道翁 軸 紙本 行書

123.7×57.7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李宗瀚 張旭 春游值雨 軸 紙本 行書

115.8×25.5cm 江蘇省美術館藏

高邕 “黍稷”“麟麑”八言 聯 紙本 行書

135.8×38.2cm×2 1916年 江蘇省美術館藏

吳昌碩 “獨鶴”“赤鯉”七言 聯 紙本 行書

129×32.3cm 1927年 江蘇省美術館藏年

冒襄 午日席上懷其年 軸 紙本 行書

121.6×56.8cm 1666年 江蘇省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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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