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四編（全三十冊）

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四編（全三十冊）

編著者：余新忠 選編

定價：24000元

ISBN：978-7-5013-8607-9

裝幀：精裝

開本：16開

內容簡介

近代以來，隨著西醫的普及、新式醫院的建立、大學醫學院的創設，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本書共收錄近代醫療衛生文獻百余種，包括圖書54種，期刊24種，分衛生行政、醫療機構建設、公共衛生知識、醫療期刊四類。其中，衛生行政類資料包括民國時期政府醫療衛生機構組建和發展過程中的工作報告、報告表、工作計劃綱要等，還包括民間醫療組織研究機構的工作年報及工作紀要；醫療機構建設類資料包括醫院、醫學院、藥房的報告、周年紀念刊及工作計劃等；公共衛生知識類資料，主要是一些有關衛生知識普及的小冊子。醫療期刊類資料收錄包括《天津特別市衛生月刊》等衛生行政機構、醫療機構的期刊。這些文獻資料有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能為相關研究的開展提供一手研究資料。

作者簡介

余新忠，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后。南開大學杰出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和中國社會史學會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主任等職。主要從事醫療社會文化史和明清社會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等著作，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中英日文論文百余篇。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和特聘教授、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等人才項目。榮獲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獎，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一、二等獎等獎勵。

編輯推薦

1.資料上，收錄江蘇、浙江、上海、天津、貴州等地衛生局、醫院資料，還包括各機構、個人所寫的普及性小冊子，資料來源廣泛，全方位展示了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點滴。

2.本書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元以來中醫知識的演變與現代‘中醫’的形成研究”（18ZDA175）階段性成果，由南開大學余新忠教授選編，在資料選擇、篇目梳理等，確保文獻選擇的專業性和研究價值。

底本欣賞

內頁欣賞

前 言

滑動查看全部

史料解讀中視角與情境探論——以醫療衛生史料為中心

余新忠

二十多年前，在開始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時，因為一些機緣巧合，我關注到了中國歷史上的疾疫與醫療。當時國內史學界還很少有人對中國醫療社會史這一新興研究領域有所了解，所以當我決定將“清代江南的瘟疫”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后，不少師友都對是否有足夠的史料支撐一部博士論文表示出疑慮。這當然也是我當時感到擔憂的，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我很快有了信心。雖然傳統時期這方面的資料十分零散，但其實只要細心搜集，相關的記載還是相當豐富的。特別是近代以降，由于整體的資料豐富程度不斷增強，加上國家對醫療衛生的關注也日漸加增，以及近代公共衛生制度的引入和建立，相關的史料更是變得汗牛充棟。近年來，史學界不斷有中國疾病醫療史方面的論著問世，其中不少是包括漢唐宋元甚至前秦在內傳統時代的研究。這多少說明，對于醫療社會史研究來說，史料的缺乏并不見得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

毫無疑問，史料是史學的基礎，任何經得起考驗的歷史敘事都必定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及其考釋基礎之上的。我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對于疾病醫療史研究來說，史料已不成問題。實際上，史料豐富與否，永遠都是相對的。一方面，即便史料再豐富，也不可能無縫對接般地為敘事者提供所有信息環節；另一方面，盡管史料零星而且分散，若研究者有足夠的信息解碼能力，亦能以探賾索隱的方式，構建完整的敘事。所以，對于醫療史研究來說，盡管史料的豐富度未必是個桎梏，史料的搜集利用顯然仍然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史料的搜集基本是個需要“下笨功夫”和“用巧勁”相結合的技藝，目前諸多的史料學著作已對此多有論述，而且現在不斷增加了諸如《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匯編》及續編這樣的大型資料集的編纂出版，也為今日的研究者提供極大的便利，故于此不多申論。就我看來，相對于資料的搜集，對其的解讀利用，對于一項研究的成功與否、水平高低，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一、史料與史學

談到史料與史學，相信很多人會不由地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學便是史料學”。這一說法提出后，影響甚巨，誤解亦不少，其實若將其論述放到具體的語境中，便不難看到傅氏的旨趣并不像大家熟知的那句口號式的話語的所直接表現的意思那么簡單，其最早有關這一問題的表述是這樣的：

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九二八年）》，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三頁。）

從這段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斯年是從近代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相區別的角度來談論這一問題的，桑兵曾就此指出：“傅斯年所認為‘只是史料學’的史學，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歷史學。……所謂‘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絕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對于中西史學歷史變遷的理解與把握的濃縮。”并進而分析了他這一論斷的基本內涵：“傅斯年所謂近代史學為史料編輯之學，主要有兩層意思。其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其二，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由事實之經驗。史料編輯之學，并非只是簡單地機械地將史料排列一起，史學便是史料學，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認識整理史料之于研究歷史的作用。”（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五期，第二十七、三十二頁。）

由此可見，傅斯年那句名言，顯然并不是簡單地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而是道出了史料學對于史學的重要性，表明了近代的新史學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是通過更新對史料的認識和運用方法而實現的。實際上，不僅上個世紀初的新史學如此，其后半葉出現至今仍影響深遠的后現代史學亦是如此，比如后現代史學奠基性著作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便是通過對史料的性質及其史學界對其運用的深入分析來完成對“歷史真實”的解構的。（［美］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譯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關于從史料角度對后現代史學的思考，可以參閱趙世瑜：《歷史學即史料學：關于后現代史學的反思》，《學術研究》二〇〇四年第四期，第十二—十五頁。）而對于后現代史學的意義，即便是這一思潮的批評者，也往往會承認其對促進我們更深入謹慎地認識和運用史料所具有的價值，比如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伊萬斯曾在《捍衛歷史》一書中指出：“就其更為建構性的模式來說，后現代主義鼓勵歷史學家更仔細地審視文獻，更認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銅銹，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敘事。……它鼓勵歷史學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審視他們自己的方法和程序，使他們處在一個更具自我批評性的過程中。” （Richard J·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1997 p248轉引自趙世瑜：《歷史學即史料學：關于后現代史學的反思》，第十三頁。）由此來看，一種新的史學思潮的出現和發展，往往離不開對史料性質及其運用方法的重新認識，反過來說，新的理念和視角也必會促使研究者從史料中獲取新的信息和認識。就此，我們不妨以近年來影響深遠的新文化史為例做一探討。

二、新文化史視野下的史料探論

文化史的重新出發，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國際史學界的大事，伴隨著后現代史沖擊，一個被名之為“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的新史學流派迅速崛起，影響日甚，成為二十世紀后半葉史學風向轉折的標桿，被一些學者視為“西方史學的第六次轉折”。（ 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一—二頁。）而且其影響所及，也絕不限于西方，而是很快擴展至整個國際史學界，就華人學界而言，臺灣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引入以來，早已成為主流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陸的起步稍晚，不過新世紀以降，也日益成為最受矚目的新史學思潮之一。（參閱蔣竹山：《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四十五—一〇八頁。）

“新文化史”的興起可謂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整體性的“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對特別注重結構主義和社會科學化研究取向的社會史的一種反動。根據周兵的總結，“新文化史”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注重考察歷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于政治軍事或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的范疇之內；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歷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類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內涵與意義。” （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二頁。）這是就“新文化史”的總體而言的，若結合本文的主旨來說，筆者認為該研究至少有以下兩個突出的特色：一是其特別強調歷史現象的建構性與意義的破解和詮釋，這正如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林·亨特所言：“文化史是一門詮釋的科學，其目的在于‘含義——當時人銘刻下的含義’。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務是破解含義，而不是因果解釋，就像吉爾茲將破解含義認作文化人類學的中心任務一樣。” （［美］林·亨特編：《新文化史》，姜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十一頁。）二是其較多地引入人類學的深描法和后現代的敘事理論，力圖通過細節的刻畫和歷史敘事來重現文化現象及其意義。（關于深描法，參閱［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譯林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三十六頁；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范疇史》（第三卷），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七頁；關于新文化史的敘事理論，參閱克倫·哈圖恩著；吳子苾譯：《文化史與敘事性的挑戰》，載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第四輯《新文化史》，第二十八—四十二頁。）故而在史料的利用上，不僅會大大拓展史料范圍，將眾多以往不受關注的史料，比如小說、民間傳說、實物等援入分析的對象，而且也常常采取推理甚至合理猜測等手段對有限的史料做深度的解讀。（參閱王晴佳：《新史學講演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六十三—六十四頁）。

毫無疑問，史料乃是史學的基礎，無論我們對史料的認知如何不同，但不可避免地都需要借助史料來論說歷史，沒有史料，也就沒有史學。而且無論我們秉持怎樣的史學理念，都會承認，一個好的歷史作品，不僅需要扎實的史料基礎，其對史料的解讀也必須是合乎規范并深入細致的。史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就對史料的搜集廣度和理解深度的進展之中。就筆者的近二十年從事史學研究的體會而言，相較于國內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史學研究，當前史學十分重要的兩大進展乃是：一方面，史學關注對象漸漸不再局限于以往那些居于歷史舞臺中心的政治或文化名人，而開始較多地轉向以往相對邊緣的群體和人物；另一方面，對史料的利用，也漸趨不再像以往絕大多數研究那樣抽離其具體語境直接為自己的需要服務，而開始越來越關注史料的語境以及文本背后的意涵。這些進展的取得，原因自然是多方面，但應該與包括“新文化史”在內的國際史學思潮的日益重要的影響密切相關。或許可以說，重新認識史料的性質，更加多元化和情景化搜集和利用史料，既是“新文化史”的特點所在，也是其對當今中國史學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重要體現之一。那么，在“新文化史”視野下，對史料及其運用又有怎樣的認知呢？

首先，在新文化史家看來，史料與其說是歷史事實的載體，還不如說是有意義的文本。對此的認識，無疑是與對歷史事實的認識直接關聯在一起的。經過后現代史學的沖擊，在當今的西方史學界，雖然人們歷史的客觀性的認知，仍有爭議，但大概已不會有人仍會對自己能呈現和掌握全然客觀的史實而信心滿滿。“沒有天然是歷史學的史實；沒有立足點，就談不上歷史學事實”，“沒有問題，就沒有事實”已逐漸成為史界的主流認識。（參閱［法］安托萬·普羅斯特著；王春華譯：《歷史學十二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四十五—八十七頁）。也就是說，所謂的史實，乃是歷史學家根據個人的認識和體驗，藉由史料，依照一定的規范建構而成的。對此，海登·懷特曾明確地指出：“歷史編撰是一個意義產生的過程。認為歷史學家僅僅想講述有關過去的事實，這是一種錯覺。我堅持認為，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也想，并且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想賦予過去以意義。” （［美］海登·懷特著；陳恒譯，《舊事重提：歷史編撰是藝術還是科學？》，載陳啟能、倪為國主編：《書寫歷史》（第一輯），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第二十四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新文化史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樣，特別注重對意義的破解和詮釋。與此同時，新文化史也不再將史料與事實直接關聯，著名的新文化史家達恩頓等就新聞的史料價值談到，“新聞并不等于過去發生過的事，不過是記者根據發生過的事情寫出來的故事”，本質上乃是一種敘事文本。（［美］羅伯特·達恩頓著；蕭知緯譯：《拉莫萊特之吻：關于文化史的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七頁）。新聞如此，其他史料自然就更是如此。故而，新文化史研究者往往就較少糾結于史料敘述的真偽的判斷上，而更多地會去追問如此敘述意義何在，展現了怎么樣的文化變遷。這樣的研究取向在歐美史學界已經司空見慣，并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也有比較明顯的反映。比如柯文較新的一項有關越王勾踐故事的研究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這一研究并沒有將越王勾踐的故事本身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而是致力于探析后世主要是二十世紀的人們是如何來重述這一故事以及這些重述的意義何在 （Paul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而且這樣的研究也早已不限于西方學界，岸本美緒有關明末“五人”形象的研究，趙世瑜針對沈萬三傳說的探析等等 。（［日］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二〇〇二年，第一〇一—一四二頁；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二十世紀的新史學到后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二〇〇三年第二期，第一七五—一八八頁。這樣的研究近年來似不斷增多，比如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陳曉昀：《明代女性復仇故事的文化史考察》，山西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楊瑞松：《想象的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二〇〇五年第二十三期，第一—四十四頁；余新忠：《醫圣的層累造成（一〇六二—一九四九）：“仲景”與現代中醫知識的建構系列研究之一》，《歷史教學》二〇一四年第七期（下半月刊），第三—十三頁等等。，都顯現了這樣的旨趣。）

其次，特別重視史料的語境分析，主張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深度解讀史料。這與前面所談的對史料性質的認知是相關聯的，史料主要乃是有意義的文本，我們對史料的探析也主要是對于意義的破解和闡釋，而對意義的破解和闡釋顯然不是研究者可以率性而為，而須依據長期形成的一套史學規范。這就需要我們將具體的史料放在具體的語境中來加以分析，通過理清歷史情境中的復雜關聯來探究作為文本的史料的字面和背后（文本幽暗處）的意涵。這實際上是對人類學文化研究方法，如“深描法”的借用。達恩頓的《屠貓記》可謂這類研究的典范性作品，他開宗明義就指出，不妨將自己的研究稱之為文化史，“因為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那是因為民族志觀察入微所看到的歷史”。并認為：“這個模式應該可以讓歷史學家發現思想的社會面相，并且從文獻梳理出意義，只要他們深入故紙堆探索其與周遭環境的關聯，在文本與其文義格局之間來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條通路穿越陌生的心靈世界。” （［美］羅伯特·達恩頓著；呂健中譯：《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新星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一、四頁。）

最后，在運用史料展開歷史敘事時，往往會在對相關史料的深入探析的基礎上，采用合理的演繹、推測甚或假設等手段來讓敘事變得完整而更具意義。這種做法一方面乃是與新文化史往往以普通小人物和民眾的心靈世界為研究對象，這方面本來就資料缺乏，若拘泥于史料有效的字面信息，相關的探究根本無法展開。另一方面也跟后現代史學對歷史編撰的認識有關，其認為歷史編纂是一種敘事，而敘事無可避免會借助比喻話語和故事的“情節化”，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虛構化，故任何史學著作，都是事實化過程和虛構化構成并存。“以敘述化形式對事實的任何表述都必定會虛構其主要內容，無論它對依賴事實有多深。”（ 參閱［美］海登·懷特著；陳恒譯，《舊事重提：歷史編撰是藝術還是科學？》，載陳啟能、倪為國主編：《書寫歷史》（第一輯），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第二十八—三十一頁。）故而，新文化史史家并不諱言他們的研究可能有失傳統所謂的嚴謹。比如林·亨特在揭橥新文化史大旗的著作《新文化史》的導論中直截了當地明言：“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示新一代文化史家如何運用文學技巧和進取去開發新材料和新分析方法的。” （［美］林·亨特編；，姜進譯：《新文化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十四頁。）而且他們也借用拉卡普拉（LaCapra）的話，將這一方法視為對傳統社會史的挑戰。“我們更多地注意到文學批評家和哲學家解讀偉大作品的方式，這會挑戰社會史家‘將文本的功能簡化為（現實的）再現、圖示、或征兆’的渴望。” （［英］羅伊德·克雷梅：《文學、批評及歷史想象：海登·懷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學挑戰》，載［美］林·亨特編；姜進譯，：《新文化史》，第一〇三頁。）當然，這并不表示研究者可以任意虛構和曲解，他們仍會嚴格遵守學術特別是史學研究的相關規范，這一點，只要我們認真閱讀《馬丁·蓋爾的歸來》《屠貓記》等典范性的作品，都會有深切的體會。

三、視角與情境：醫療史史料解讀芻議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一個新的史學思潮的形成和實踐，往往是通過更新有關史料的認知和運用方法而得以實現的，不僅如此，新的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和應用，則更可以促進史料展現出眾多新的意涵，促使研究者在將史料視為一種文本的基礎上，更多地去關注和透視文本背后的意涵，更進一步地進入歷史的情境，去探究文本的制作及其意義，更好地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人性化地認識和理解文本。通過這一案例的分析以及筆者多年來的研究實踐，我深深地感到，在系統和全面地搜集和解讀史料的過程中，適當的視角和較好的歷史情境意識，對于解讀利用史料、完成高質量的研究，是極為重要的。

首先說說視角。視角簡單說就是看問題的角度，表面來看，似乎是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實際上，視角的背后有著豐富而復雜的內涵，研究者的視角與其認識世界的理念和立場是密不可分的。在不同的視角之下，同樣的史料，會解讀出相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涵，是非常常見的現象。對此，我們不妨先看看下面這段晚清外交官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的記錄：

中國自天開地辟以來．歷年最多，百數十大圣繼起其間，制作日加精備，其言理之深，有過于外洋數倍者。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得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勝為強。此其理非可驟語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彼之以為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清）劉錫鴻：《英軺私記·觀電學有感》，收錄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七冊），岳麓書社，二〇〇八年，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如果從現代化的視角來看，在當時民族危機深重、中西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有著天淵之別的情形下，說這樣的話，不僅顯得保守顢頇，而且實在是昧于時勢，空言大義，于事無補。不過若轉化視角，當有人希望從傳統文化的梳理中建構文化自信時，卻很可能會豁然發現，這位保守的清朝官員，其實對中國文化的價值乃至前途的認識，卻著實有著“動人”之處。這就像魯迅談《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魯迅：《〈絳花洞主〉小引》，載《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六一〇頁。）

“橫看成嶺側成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潮，一個人也有其各自的見解和立場，這些顯然都是十分自然的事。這里特別提出視角，是希望表明，對于研究主題來說，適切的視角，對于更好地闡發史料的意涵、提升研究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就我的體會，不僅可以使一些原本難以利用的史料變得頗具價值，甚或妙趣橫生，而且也可以讓我們對一些史料的闡釋更為合理而順理成章。

就前者而言，不妨舉一個筆者最近遭遇的史料來加以論說。最近，我和我的兩位同行汪燕平和劉鵬在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網站發現了三部晚清手抄的民間處方集《手到生春》《萬病回春》和《濟世活人》，其中《手到生春》是比較完整的劉氏醫生一年的處方抄本。這類處方基本是醫生日常看診的原始記錄，有人名及其簡單的信息，一頁一個處方，按日期先后排列，有如流水賬一般。這幾本手稿只是在封面標注了“劉氏錄”，此外并無任何其他信息。這顯然是民間普通醫生留下的處方記錄，既非珍稀秘方，而且信息簡單，格式單調，千篇一律，連疾病的癥狀都沒有。對于這樣的流水賬，以往的研究者幾乎無人關注，即使有人注意到并給予了收集，似乎也不覺得有多少利用價值。然而，當我們引入新文化史、微觀史和日常生活史等史學思潮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將該書的作者定位到具體時空中的確定的個人，從具象的人的視角來探究一個具體時空的醫療世界，這樣的流水賬完全可能煥發強大的活力，對于我們了解前近代民間的日常醫療世界，特別是醫療實踐，具有其他資料無法取代的重要價值。不僅可以讓我們真切地看到當時一位普通醫者的醫療觀念與實踐、醫療范圍、日常關系網絡、藥材的來源與流通網絡以及民間的疾病求醫狀況，并還將有利于我們打破以往以文本化的醫學知識為中心的價值關懷和研究體系，從一味關注醫學知識轉向對醫學知識和醫學實踐的互動的探究。并將醫學和醫療實踐置于時代社會文化網絡中來全面地理解和探究，將醫學、人、社會文化體系綜合起來全面考慮。

關于后者，這里也舉一例來加以說明。在現代之前，人們雖然對于瘟疫的傳染機理并不真正了解，但由于瘟疫顯而易見的傳染性，每當瘟疫發生，民眾往往會出于本能，而采取棄置病人、逃離疫區等現在看來符合防疫要求的行為。對于這樣的行為，宋元以來，出現了相當多嚴厲的批判聲音，比如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嘗言：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甚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論也。（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偶讀謾記），載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二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三四一七頁。

若從中國的防疫史角度來看，這樣的觀念實在可謂是反常出現的反動思想，實際上這也是現在研究者共同的認識。（比如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華東醫務生活社，一九五三年，第九十一—一〇〇頁；鄭洪：《南宋時期有關防疫的倫理爭議》，《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二〇〇六年第四期，第三十六—三十七頁。）現代對歷史的認識，大抵是帶著進化發展的眼光來看的，如果僅僅將疫病的危害視為對生命和健康的損害，這樣的認識顯然沒有問題。面對會傳染的瘟疫，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應該采取防避的舉措，那么，何以歷史上有相當多士紳精英，特別是像朱熹這樣對中國思想文化貢獻巨大的大儒會給予嚴厲批判，甚至認為必須防避呢？如果僅僅從上述單一視角來解讀這些史料，確實會產生令人難以理解之處。但若我們轉換視角，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認識瘟疫的危害，認識到，瘟疫的危害不只是生物性的傷害，而且還有由此引發的社會無序應對以及對社會道德和價值體系的沖擊，那么，我們就很好理解這樣的批評其實正是對瘟疫引發的道德危機的一種有效應對。而且，若歷史地理解，以往的解讀可能有些失于簡單。近代以前，人們對于疫病傳染往往源于直觀的感受，缺乏科學的認識，并不明白其傳染的內在機理，難以確認疫病如何傳染，甚或是否傳染。一方面，疫病的致死率、傳染性各不相同，個人易感程度也千差萬別，所以出于畏懼之心，不顧人倫道德簡單隔離和棄置，不對疫病者進行必要的救治，是否真的是合理的應對，即便是從現在認識來說，也是可議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學的認識，當時的一些隔離或遠避他鄉的行為，不僅未必能起到隔離的成效，而且還可能造成疾疫的傳播。在這種情況下，批判為了一己之私而棄親人于不顧的反倫理行為，本身就彰顯并強化了中國社會重德的精神，也無疑對于更好地維護社會的人倫道德具有正面的意義。

其次再看看看情境。這里說的情境，主要是說我們解讀思考，需要情境意識，即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時空來中依據人情和常識來理解，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特定目的或現代認識來削足適履或以今解古。這就需要研究者要有歷史主義的意識和良好的歷史感。

對此，筆者也在研究中深有感觸，比如在探究清代的城市水環境和衛生時，如果我們只是依據當時眾多外國人特別日本的晚清游記的話，那就會很自然地認為當時中國城市水環境的污染已經十分嚴重，衛生狀況也十分糟糕，但若我們將這些游記置于具體的語境和歷史脈絡以及多元的史料中來看的話，就會發現情況可能并非如此簡單，不僅存在著其他資料乃是外人游記中不少相反的記載，還可以看到相對而言，日本人這類論述最為顯著，若進一步去體會游記作者的思想觀念和對中華文化的態度，則可以進一步發現，這樣的表述背后不僅有不同族群的感官文化的差異，而且還有西方和日本人在文化優越感以及對中國文化認同方面的不同，即便同樣是日本人，因為對中國文化情感的差異，也會直接影響到他們來中國后對當地衛生狀況的切身感受。（參閱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環境問題探析——兼論相關史料的解讀和運用》，《歷史研究》二〇一三年第六期，第七十一—八十五頁。）這樣的一種對史料語境和關系網絡的深入探究，就筆者的體會，就如同一個信息解碼的過程。各種史料，無論其持何種立場、態度和性質，都會或多或少凝聚著留下這些史料者所賦予的意義，或者說信息，這些意義（信息），有些可能是顯而易見的，也有些或者說更多的則往往是幽暗不明的，我們要對其凝結的意義（信息）進行譯碼，無疑就需要我們對史料的性質、編纂者的認知和意圖以及史料表述內容的相關背景等等問題做深入的考察，才有可能做到。

二〇二〇年五月

目 錄

滑動查看全部

總目錄

第一冊

萬國衛生博覽會章程 醫學書局,民國間鉛印本一

公共衛生事務所之衛生護士事業 廣學書局，一九三一年鉛印本六九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衛生特刊 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衛生組編 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衛生組,

一九三五年鉛印本一〇七

中國城市衛生之概況 李廷安著 上海市衛生局,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二二三

上海市近十年來醫藥鳥瞰 龐京周著 中國科學公司,一九三三年鉛印本二四五

衛生撮要 工部局衛生處編 工部局衛生處，民國間鉛印本三九一

一九四二年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衛生局報告 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衛生局,一九四二年鉛印本四五七

第二冊

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衛生部門詢問案 一九四六年油印本一

江蘇省會衛生事務所工作概況（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江蘇省會衛生事務所編

江蘇省會衛生事務所,一九三四年鉛印本三三

推行衛生教育的一個新嘗試 江蘇省衛生處編 江蘇省衛生處,一九四八年鉛印本七九

南京市衛生事務所助產工作實施方式 南京市衛生事務所編 南京市衛生事務所,

一九三六年鉛印本八九

江蘇省立鎮江鄉區衛生實驗區第一年工作概況 鎮江鄉區衛生實驗區辦事處編

鎮江鄉區衛生實驗區辦事處，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一七五

都市衛生與杭州 杭州市政府編一九三五年鉛印本三一三

農村衛生工程概說 江西省政府建設廳編 一九四〇年鉛印本三五三

黔衛概況 貴州省政府衛生處編 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三九五

第三冊

衛生法規匯編 福建省衛生處編 永安現代印刷局，一九四一年鉛印本一

醫院社會工作 宋思明、鄒玉階著 中華書局，一九四六年鉛印本三五七

第四冊

國立清華大學醫院報告書(第一次) 國立清華大學醫院編 國立清華大學醫院，

一九三〇年鉛印本一

北平大學醫學院在軍委會第一重傷醫院工作報告 北平大學醫學院，一九三三年鉛印本三九

北平育嬰堂報告書 北平育嬰堂編 北平育嬰堂，一九三五年鉛印本一二七

家庭口腔衛生學（司徒博牙醫師開業二十周年紀念特刊）司徒博編著 中國牙科醫院，

一九三一年鉛印本二三九

上海難民救濟協會 第一醫院一周年紀念刊 一九四〇年鉛印本二八九

第一屆胃腸病展覽會、醫藥書畫展覽會提要 海煦樓主主編 上海胃腸病院，一九四二年鉛印本三八七

第五冊

新中國醫學院研究院第一屆畢業紀念刊 新中國醫學院,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馥南金針醫院特刊 馥南金針醫院，一九四一年鉛印本二三一

宏仁醫院年報 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二九五

上海市第二勞工醫院奠基特刊 上海市社會福利事業委員會編 上海市社會福利事業委員會，

一九四七年鉛印本四三七

浦東醫院征信錄（民國廿四年六月起至廿五年七月份止） 民國間鉛印本四五五

第六冊

無錫揚名戒煙醫院概況 揚名戒煙醫院編 揚名戒煙醫院,一九三〇年鉛印本一

武進醫院十、十一、十二三月之經過 武進醫院,一九一八年鉛印本二二三

武進醫院四、五、六三月之經過 武進醫院,一九一九年鉛印本二三三

鼓浪嶼平民醫院議案簿 紀廷文記錄 一九四六年油印本二五一

山東德縣衛氏博濟醫院報告書 衛氏博濟醫院編纂 衛氏博濟醫院，一九三〇年油印本二六七

創辦東陽私立溥濟平民醫院（自二十八年創辦起至三十年十二月止）各項公告清冊

民國間鉛印本二九五

一年來廣西軍醫院之腳氣病 英延齡編著 軍醫院健社,一九三四年鉛印本三四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概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秘書室,一九四八年油印本三七七

第七冊

振務委員會中央國醫館設立中醫救護醫院工作報告書 張鍾毓報告 民國間鉛印本一

餐衛叢刊（鼠疫之二） 集成圖書公司，一九一〇年鉛印本七三

餐衛叢刊（第五會紀事 論鼠疫） 集成圖書公司，一九一〇年鉛印本一一九

種痘常識 龍伯堅著述 湘雅醫科大學,一九二九年鉛印本一五五

結核常識 譚世鑫著 湘雅醫科大學,一九三〇年鉛印本一九九

醫藥常識 大生制藥公司編 大生制藥公司,一九二四年鉛印本二五五

第八冊

衛生雜記 天津市立民眾教育館，一九三三年鉛印本一

保健指南（第一期通俗衛生專號）楊郁生著 一九二九年鉛印本二一

家庭醫藥指南 金秉卿編著 指南編輯社,一九三四年鉛印本九三

夏季衛生講座（衛生類） 喬君琦編 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二〇三

通俗衛生小叢書（第一冊） 中央刻經院編 中央刻經院，民國間鉛印本二三九

第九冊

個人衛生 中華教育衛生聯合會著 中華教育衛生聯合會，民國間鉛印本一

非常區域救護事業辦法大綱衛 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七年油印本一九

保健制度衛生員方案 陳志潛編著 農村建設協進會鄉政學院衛生組，一九三九年鉛印本三九

夏令衛生 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編 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民國間鉛印本一二一

個人日常衛生 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編 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民國間鉛印本一三九

醫藥常識與急救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編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

民國間鉛印本一六三

傳染病防治報告集民國間鉛印本二〇九

衛生事業消息 第十二—二十五期（有缺期） 衛生署衛生教育組編 衛生署衛生教育組,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鉛印本三七三

第十冊

衛生事業消息 第二十六—四十三期（有缺期） 衛生署衛生教育組編 衛生署衛生教育組,

一九三四年鉛印本一

衛生署醫藥證照公告月刊 第一—五期 行政院衛生署編 行政院衛生署,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九三

第十一冊

衛生署醫藥證照公告月刊 第六—十三期 行政院衛生署編 行政院衛生署,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第十二冊

衛育 第一卷第一—十二期（有缺期） 衛生署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編 衛生署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鉛印本一

生命與健康畫報 第一—九號 上海生命與健康社、中國藝術攝影研究社編 上海生命與健康社、中國藝術攝影研究社，一九二九年鉛印本一九三

新藥月報 第一卷第一—二號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編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二六五

第十三冊

新藥月報第一卷第三—七號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編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一

第十四冊

新藥月報 第一卷第八號—第二卷第二號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編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第十五冊

新藥月報 第二卷第三—四號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編 全國新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藥月報社,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戰時醫政 第一—十九期 戰時醫政旬刊社編 戰時醫政旬刊社,一九三八年鉛印本二二一

第十六冊

戰時醫政 第二十期—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 戰時醫政旬刊社編 戰時醫政旬刊社,

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鉛印本一

第十七冊

戰時醫政 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第四卷第四期 戰時醫政旬刊社編 戰時醫政旬刊社,

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鉛印本一

醫事月刊 第一—三期 艾酉學會編 艾酉學會,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鉛印本二一七

第十八冊

醫事月刊 第四—九期 艾酉學會編 艾酉學會,一九二四年鉛印本一

第十九冊

醫事月刊 第十—十五期 艾酉學會編 艾酉學會,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冊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月刊 第一卷第一—六號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編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

一九二九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一冊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月刊 第一卷第七號—第二卷第四號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編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二冊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月刊 第二卷第五、六號合刊—第三卷第一號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編

天津特別市衛生局,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三冊

康健雜志 第一—十一期、十二期合刊 中華康健學會編 中華康健學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四冊

上海市藥師公會年報 第一—三期 上海市藥師公會編 上海市藥師公會,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五冊

上海市牙醫公會月報 第一卷第一—十期 上海市牙醫公會月報社編輯 上海市牙醫公會月報社，一九三五年鉛印本一

牙醫月報 第二卷第一—九期 上海市牙醫公會月報社編 上海市牙醫公會月報社,

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一〇五

中華營養促進叢刊 第一—三、四號合刊 中華營養促進會編 中華營養促進會,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二八九

濟世日報醫藥衛生專刊 第一—五期 濟世日報，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三六七

第二十六冊

濟世日報醫藥衛生專刊 第六—十八、十九期合刊 濟世日報,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一

新中國醫刊 第一—二期 新中國醫院編 新中國醫院,一九四八年鉛印本一八五

南京衛生 創刊號—第七期 南京市衛生事務所豐富路分所編 南京衛生月刊社,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二〇一

第二十七冊

南京衛生 第八—九期 南京市衛生事務所豐富路分所編 南京衛生月刊社,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江蘇衛生 第一—八期（有缺期） 江蘇省衛生處編 江蘇省衛生處，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七三

祥林醫刊創刊號 祥林醫院編 祥林醫院,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四五

醫藥廣播 第一卷第一—三、四期合刊 大眾醫藥雜志社編 宋經樓書店,

一九四七年鉛印本一七七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匯刊 創刊號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教務處編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教務處,一九三五年鉛印本二二九

第二十八冊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匯刊 第二—四期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教務處編 廣西省立梧州區醫藥研究所教務處,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鉛印本一

第二十九冊

廣西衛生通訊 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廣西省政府民政廳衛生處編

廣西省政府民政廳衛生處,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鉛印本一

第三十冊

柳江醫藥月刊 第一—五、六期合刊 張子英、駱一樵編 柳江縣國醫國藥研究會,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鉛印本一

閩醫院刊 第一—二期 福建省立醫學院編 福建省立醫學院，一九四一年鉛印本一三九

河南省立醫院年報 第一—二期 河南省立醫院編 河南省立醫院,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鉛印本二〇七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

供稿 | 王錦錦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