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西域都護府管轄三十六國到五十五國的演變——基于敦煌漢簡文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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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漢書》等史籍對西漢西域都護府管轄范圍變化記載模糊，而懸泉漢簡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西域”作為官方專屬地名被廣泛使用，始于鄭吉任西域都護。西域都護府最初僅轄塔里木盆地三十六國，后匈奴款附，其勢力擴張，將東天山十余國、蔥嶺以西大宛等國亦納入版圖，三十六國增至五十五國。此外，西域都護府對烏孫等國影響力也逐步增強。這表明西域屬國數(shù)量增多，不只是轄地內部的析分，更是管轄地域擴展、統(tǒng)治力度加強的體現(xiàn)。

關鍵詞：西漢；西域；三十六國；五十五國；地域擴展

漢武帝開拓河西之初，將西域稱為西國、西北國、宛西諸國、西北外國等，尚未形成正式固定的名稱。關于西漢時期西域地名以及區(qū)域范圍問題，楊建新、林梅村、劉進寶等諸多學者皆曾著文探討，形成了對西域的一些基本認識。即狹義西域指陽關、玉門關以西的今新疆地區(qū)，廣義西域則涵蓋中亞及更遠地區(qū)，更有論者指出廣狹義“西域”概念出現(xiàn)于漢武帝之后。前人諸說為西域概念形成及區(qū)域范圍界定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唯惜這些研究成果由于刊發(fā)較早，故未能充分利用懸泉漢簡等簡牘資料，且狹義西域概念形成的時間以及與之相關的西域都護府轄域范圍界定、變化等問題仍有繼續(xù)推進的空間。有鑒于此，本文嘗試結合傳世史籍和懸泉漢簡相關記載，對相關問題再做進一步梳理。

一 西域都護府設置與西域三十六國

"西域"指代新疆乃至更遠地區(qū)的概念，始見于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作諭告巴蜀橄，其文曰：“康居西域，重譯納貢。”此事系于元光五年（前130）。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嘉獎霍去病詔書中提到“攻匈奴西域王渾邪”。孫聞博考證《史記》所載早期“西域”概念多與匈奴有關，主要對應河西地區(qū)。此論有理。“匈奴西域”多見于武帝時期奏詔中，彼時“西域”相對官方的地域指向是匈奴西部，主要指河西地區(qū)。《鹽鐵論·西域》稱：“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此處“西域”顯然已與后世漢朝西域概念趨同。《鹽鐵論》作者桓寬為宣帝時人，桓寬著文雖以昭帝時鹽鐵會議“議文”為根據(jù)，然其中亦摻雜其個人的整理和創(chuàng)作。故也不排除是桓寬將宣帝時的西域概念運用到其著作中，因此廣狹義西域概念是否在漢昭帝已明確使用難以確定。漢宣帝本始三年（前71），“及校尉常惠使護發(fā)兵烏孫西域”。“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常惠應從烏孫東部東擊匈奴，匈奴自車師一帶襲擊烏孫，也應是擊其東部。則此處“烏孫”與“西域”應是并列地名， “西域”大概指狹義西域，但這一記載也不排除是班固套用后世西域概念追記前事懸泉漢簡Ⅴ92DXT1812③：22AB記載：“其五詣酒泉，一封詣淵泉。入東書八封，敦煌大守章。一封詣廣至，一封詣盜賊史昌在所，一封詣宜禾都尉府，一封詣領西域，一封詣冥安，一封詣逐亡軍將”“本始四年二月癸平旦時，平望廄、遮要廄御逢以來縣泉廄御充立行。”這里的“領西域·······”應指某位領護西域某項事務的官吏。以此推知，至遲到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狹義“西域”概念已經出現(xiàn)，并與西域職官相關聯(lián)。又，神爵元年（前61）趙充國進奏時提到“臣恐匈奴·······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治湟狹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前者是說匈奴若奪取張掖、酒泉會斷絕西方通道，該“西域”應指狹義西域(或還包括敦煌)；后者“西域”在鎮(zhèn)壓西羌語境下提出，故應指西羌盤踞的青海乃至以西地區(qū)。可見此時狹義西域概念雖已使用，然其指代區(qū)域并不固定，尚未發(fā)展為專屬地名。

《漢書·鄭吉傳》記載宣帝元康二年（前64）鄭吉“遷衛(wèi)司馬，使護善以西南道”。居延漢簡118.17記載：“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護善以西校尉吉、副衛(wèi)司馬富昌、丞慶、都尉[鳳]重都。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護橄書，遣尉 將施刑士五十人送將車。”有論者將此簡中的“使都護”視為《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所載“宣帝地節(jié)二年”建“都護”之號的佐證，此說具有一定道理。但結合史籍與漢簡記載元康二年、四年鄭吉官職皆未提及"西域"二字來看，即便“都護”之號果真始建于地節(jié)二年（前68），此時期的“西域”之名也仍不常用。

《漢書·鄭吉傳》記載神爵二年(前60)：

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乃下詔日：“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zhèn)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而成于鄭吉。

據(jù)此得知，西域都護的全稱是“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于西域中央設立幕府，表明此時西漢政府已給西域劃定了一個大概清晰的輪廓，否則就無法確定中央位置。換言之，西域概念初步擁有穩(wěn)定的地域范圍。事實上，不但西漢號令班行西域成于鄭吉，而且西域成為常用地名也是從鄭吉任職西域都護開始。這一點在懸泉漢簡中有著充分體現(xiàn)。如Ⅱ90DXT0213③：135記載：“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安遠侯吉謂敦煌：駕，當舍傳舍，如律令。三月甲寅過東。”Ⅱ0214③：197提到：“五鳳三年二月辛亥，使護西域騎都尉安遠侯吉。”Ⅱ90DXT0115③：188記載：“·都護西域騎都尉書佐田弘甘露二年”ⅤT1512③：11提到：“初元五年十一月詔侍御史曰都護西域校尉司馬令史竇延年。”Ⅱ90DXT0115③：37提到：“詔書一封，丞相之印章，詣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建始元年四月。”Ⅰ90DXT0112①：58記載：“元始二年二月癸未，西域都護守史猥司馬令史趙嚴，罷詣北軍，為駕一封招傳，有請詔。”Ⅱ90DXT0114③：401記載：“入東綠緯書二封。西域都護上公車司馬。元始五年四月乙已日中，縣泉嗇夫鳳，受遮要御牛康即時遣望行。”ⅤT1311④：47提到：“西域騎都尉上書一封。”ⅤT1311③：332B提到：“使都護西域校尉。”可見西域都護府設置后，“西域”—詞頻繁見載于懸泉漢簡中，且往往以“使都護西域騎都尉”“使都護西域校尉”“西域都護”等職官名稱出現(xiàn)。由此推知，“西域”作為官方專屬地名被廣泛使用同樣始于鄭吉出任西域都護，此事還標志著西漢開始全面管轄西域地區(qū)。

西域都護府最早的管轄范圍，即是西漢最初劃定的西域地理范圍。《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漢哀帝建平四年（前3）楊雄上書提到：“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這表明西域都護府管轄范圍是城郭三十六國，而主要防范對象為匈奴及其掌控下的車師，其次是康居、烏孫，則車師、康居、烏孫等國皆不在三十六國之列。Ⅳ92DXT0916③：6提到："州六國，長復安寧。"亦可為西域都護府管轄城郭三十六國的實證。又，《漢書·西域傳上》記載：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

此處再次明確西域都護府最初管轄的范圍就是三十六國，其區(qū)域范圍在匈奴之西，烏孫以南，陽關、玉門關以西到蔥嶺，南北有大山，即塔里木盆地中南北兩道的城郭諸國。《漢書·西域傳上》記載：

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日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

西漢的西域都護繼匈奴憧仆都尉后管轄西域，其設立之初的管轄范圍是南道、北道的三十六國，而烏孫、康居諸國屬于其督察范圍。《資治通鑒》將三十六國與烏孫、康居綜合一起記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表明西域都護管轄三十六國之說深入人心，然《資治通鑒》認為三十六國包括康居、烏孫在內，當誤。

烏孫與西漢交往初期，雙方是結盟關系。但到漢宣帝時烏孫在漢匈間搖擺。神爵二年，即西域都護府設置的同一年，烏孫與西漢結親失敗，漢外孫元貴靡不得立，西漢這次失利證明當時其對烏孫影響力有限。蕭望之對此發(fā)表意見，稱“烏孫持兩端······前少主在烏孫四十余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說明烏孫首鼠兩端，不僅尚未真心附漢，甚至還對西漢西域造成威脅。另外，當時烏孫的事務主要由常惠護持，不歸西域都護鄭吉處理，凡此種種皆反映出彼時烏孫與西漢關系惡化，烏孫既然不聽從新設的西域都護鄭吉號令，自然就不在其所統(tǒng)轄的三十六國之列。

至于康居國，《漢書·西域傳上》記載康居“東羈事匈奴”，漢宣帝時匈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fā)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支單于。至漢成帝時“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糜而未絕"。西域都護府極盛時“最凡國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廚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shù)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可見西漢政府雖曾康居，然其不屬西域都護府管轄范圍。因此，西域三十六國并不包括烏孫、康居。又，《漢書·陳湯傳》記載建昭三年陳湯曾言：“西域本屬匈奴，今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shù)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注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此處的城郭諸國應即指西域都護府管轄的三十六國，并且由此再度印證了烏孫、康居以及大宛、伊列、安息、月氏、山離烏弋皆不在西域城郭三十六國之列。故匈奴一旦控制這些勢力則會對西漢西域城郭諸國構成威脅。

綜之，漢武帝時“西域”多指匈奴西部的河西地區(qū)。至遲到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西域”之名因設置西域職官而被使用，然彼時西域指代地區(qū)仍顯籠統(tǒng)，尚未發(fā)展為專屬地名，但狹義西域概念已現(xiàn)形。直至宣帝神爵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西漢才將服從號令的南、北兩道城郭三十六國，劃定為西域地區(qū)。此后，“西域”開始擁有穩(wěn)定的地域范圍，并成為官方專屬地名被廣泛使用。

二 車師諸國的歸附與西域都護府轄域的拓展

西漢西域都護府建立時所轄三十六國的具體名目，歷來存在爭議。悅《漢紀》最早列出三十六國名目，其中包括車師以及其旁的烏貪、郁立師國、單桓、蒲類、西沮（且）彌、劫、狐胡等諸國。清人徐松對荀氏之誤進行了糾正，其所列三十六國名目亦包括姑師、劫、狐胡等國。張維華認為車師在三十六國之列，然其分裂之事在日逐王降漢后，其分裂后的東天北十三國不在三十六國之數(shù)。周振鶴則在辨析前人觀點基礎上提出不同見解，其所列三十六國包括車師前國、車師后國、卑陸、卑陸后國、蒲類、蒲類后國、西且彌、東且彌等八國。總的來看，盡管自古至今學者們對三十六國具體名目沒有形成統(tǒng)一共識，但基本都將東天山南北的車師諸國計算在內。實際上這一觀點有所偏誤，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之初，車師很可能尚在匈奴治下，故不應在西域三十六國之列。

漢武帝至宣帝時期，漢匈在車師展開長期拉鋸。到宣帝元康二年，西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 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結果西漢得到車師的人口，匈奴得到車師土地及剩余人口。《漢書·西域傳上》記載：

至宣帝時，遣衛(wèi)司馬使護善以西數(shù)國，及破姑師，未盡珍，分以為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神爵二年西域都護府設置之際，西漢能夠控制焉 以西的地方，但是否重新奪取車師故地史無明載，從戊己校尉設置時間較晚來看此時車師地區(qū)仍不為漢有。至于西漢所立車師王軍宿，或屬三十六國之列，然其國僑居渠犁，故地歸于匈奴。匈奴衰弱后雖“不得近西域”，卻仍掌控著車師故地，這說明車師之地不屬三十六國組成的西域范疇。并且同一時期，車師國在漢匈相爭背景下而分化為“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又，懸泉漢簡Ⅳ92DXT0916③：6記載：“明常為奴虜，不敢負天， 六國，長復安寧，車師六國，歸命至誠，于······”此簡中三十六國與車師六國并列而稱，可以說是車師六國不屬三十六國最為直接的證明。《后漢紀·孝殤皇帝紀》記載：“北通車師前、后王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前后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如此，車師前部、車師后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孟凡人認為西漢“山北六國”不包括車師前部、后部，是以地域作為劃分標準，而東漢時期“車師六國”應以族屬為劃分標準。又據(jù)薛宗正進一步考察，“車師六國”不同于“山北六國”，而是指以車師后部為盟主的車師六國聯(lián)盟，其形成起源于王莽秉政及新朝時期。新莽、東漢時期，包括車師前部、后部在內的車師六國既不屬三十六國，則上溯至漢宣帝時，車師諸國自然也不屬西域都護府所轄三十六國范圍。《漢書·匈奴傳下》記載：“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乃以制匈奴也。”可見西漢設置西域都護管轄三十六國主要是為了對付匈奴、車師，由此亦可說明車師不屬三十六國之列。那么車師諸國是何時被并入西漢西域都護府治下的呢？

西域都護府設置后數(shù)年，匈奴因內部爭權而陷入分裂，甘露四年（前50），呼韓邪、郅支俱遣使入朝，漢匈關系改善，因此雙方在車師未見再有沖突。黃龍元年（前49），支單于率部向西攻略右地，欲與烏孫小昆彌烏就屠聯(lián)合，烏就屠殺其使舉兵對抗，于是：

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fā)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shù)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郅支單于留都堅昆，距車師路途遙遠，似已無法對車師地區(qū)實施有效統(tǒng)治。有可能即在這種情況下，西漢占據(jù)車師故地，設置戊己校尉。《漢書·西域傳下》記載：“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戊己校尉設置時間是在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曰：“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胡三省亦認為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列，并指出初元元年西漢屯田車師故地是匈奴款附的結果。此前匈奴呼韓邪單于勢弱，得到漢朝大力扶植，而其付出的代價之一或即將車師故地轉交西漢。還有可能是當時呼韓邪、支實力不足，都難以再對車師之地進行有效控制，于是西漢乘機進入車師故地。以當時匈奴形勢看，這種可能性甚至更大。《漢書·匈奴傳下》記載王莽執(zhí)政時“西域車師后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可見西域都護府設置之初，主要任務還是對付車師，但當車師歸漢后，就納入西域都護府管轄，這一點從西域都護有權誅殺車師后王可以得知。

《漢書·西域傳上》雖載“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然傳文所記車師所在的東天山地區(qū)諸國包括：車師前國、車師后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后城長國、烏貪離國、卑陸國、卑陸后國、郁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蒲類后國、西且彌國、東且彌國、劫國、狐胡國等十五國。《漢書·西域傳下》記載：“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后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可見西域都護府設置前，車師周邊還有小蒲類、小金附等國，小金附既能跟隨漢軍行動應已附漢，則很可能在三十六國之列。又，《漢書·西域傳上》記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余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后王之西為烏貪離地以處之。”則元帝之前，有東蒲類國隸于匈奴，而無烏貪離國。這表明《漢書·西域傳》所載車師等諸國情況可能依據(jù)西漢末年局勢，而并不等于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時的情形。

如此，西域都護府設立之前，東天山南北存在小國數(shù)量其實難以確定。其中“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雖明確有八國數(shù)目，然其具體所指，除去車師前、后國比較明確外，山北六國具體指向難以確定。而僅蒲類諸國就包括蒲類國、蒲類后國、小蒲類、東蒲類國等四國，顯然“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之后還發(fā)生進一步分裂，以致這一地區(qū)出現(xiàn)十余小國。至漢元帝初元元年，隨著西漢于車師故地設置戊己校尉，車師諸國或即全部納入西域都護府管轄之下。如此，西域都護府轄地就擴展到四十余國。抑或是至“車師六國”出現(xiàn)的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車師諸國才全部“歸命至誠”。通過以上對車師諸國歸入“西域”歷程進行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西漢西域都護府的管轄范圍并非始終與城郭三十六國相綁定，而是經歷了一個轄域擴展的發(fā)展演變過程。

三 西域五十五國的出現(xiàn)與西域都護府統(tǒng)治的加強

《漢書·西域傳上》記載：“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顏師古注引司馬彪《續(xù)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謝承《后漢書·傳》記載：“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后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國。”《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據(jù)此，到漢哀帝、平帝時期（前75），西域三十六國已變?yōu)槲迨鍑Ｊ芳覍a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三十六國的“自相分割”，這種現(xiàn)象也的確存在。但通過對車師諸國歸入西域都護府治下的過程考察得知，三十六國向五十五國的演變，也是西域都護府轄域擴展的歷程。

西域烏孫以東，匈奴以南的東天山南北地區(qū)，在西漢中晚期先后存在過車師前國、車師后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后城長國、烏貪訾離國、卑陸國、卑陸后國、郁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蒲類后國、西且彌國、東且彌國、劫國、狐胡國、東蒲類國、小蒲類國、小金附國等十八國。其中姑師國分裂為車師前、后國及山北六國以及車師后國分出烏貪訾離國皆屬內部析分。又以國名看，蒲類諸國當由蒲類國分化，卑陸、且彌應也有析分。因此，這一地區(qū)是"自相分割"發(fā)生的主要區(qū)域，甚至如果這些小國在西漢哀、平時期全部存在，則加上舊有的三十六國，已達五十四國之數(shù)，基本與五十五國形勢吻合。但由于不能確定這些小國在哀、平時期是否都存在，又是否盡皆歸漢，故而對三十六國向五十五國的演變過程還須作進一步考察。

隨著日逐王歸漢、匈奴分裂，漢匈關系改善，匈奴在西域影響力減弱，進而促使匈奴右部附屬部族、政權進一步歸附西漢，也令西域都護府轄域進一步擴大。《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左伊秩王稱：“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可見此時烏孫變?yōu)槲鳚h附庸，而匈奴右賢王、右大將的入侍，表明匈奴右部歸漢誠意更足，其中或許就包含匈奴讓渡右部利益給西漢。此時期的匈奴右部諸部落間為爭奪地盤互相殘殺，支單于聯(lián)合烏孫小昆彌失敗，反為其所攻。輾轉遷徙至康居，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fā)兵至康居殺支單于，匈奴對西域的威脅解除。Ⅰ91DXT0409④A：1記載：“康城之歌勒金石，不刊之勛教詣口。”此簡“康城”或指康居，意在歌頌陳湯進兵康居，擊殺支單于的軍功。西漢攻滅支后，呼韓邪單于竟寧元年（33）“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似暗指敦煌以西地方不再屬于匈奴管轄，也即原屬匈奴右部控制的東天山南北漸歸于西域都護府管轄。

蒲類諸國原為匈奴屬國，日逐王降漢后，也陸續(xù)歸于西域都護管轄。《漢書·西域傳下》記載地節(jié)二年，“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可證小蒲類為匈奴附庸，故車師擊之以取信西漢。《后漢書·西域傳》記載：“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余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后部馬行九十余日。人口貧贏，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這段記載交待了蒲類從西域大國到得罪匈奴后，被拆分遷徙的歷程。Ⅱ90DXT0115④：39記載：“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遠侯副衛(wèi)司馬遣假千人尊，所將送匈奴歸義類王使十一人，質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東。”《敦煌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田野發(fā)掘報告》將此簡內容系于宣帝甘露元年（前53）。“匈奴歸義類王”應指匈奴蒲類王，“歸義”表示其已歸漢。則至遲到甘露元年蒲類國歸順西漢，且其使團由安遠侯、西域都護鄭吉遣人護送。另，漢元帝設置戊己校尉后，"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余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后王之西為烏貪離地以處之”。東蒲類王率眾降漢，被安置于烏貪離地，此即烏貪離國。可見蒲類諸國分批次分時段陸續(xù)向西漢西域都護歸順。蒲類國、東蒲類國歸順后的土地安置與使者護送工作皆由西域都護負責，可證二國先后歸于西域都護府統(tǒng)轄，或即列入五十五國之列。至于蒲類后國、小蒲類是否也在宣、元時歸漢，抑或是始終居于匈奴治下，難以得知。

除蒲類諸國外，且彌也與西漢進行交往。Ⅱ90DXT0113④：134記載：“出米六升。閏月乙未，以食守卒史孫晏所且彌王使者一人，再食東。”同批相鄰簡號Ⅱ90DXT0113④：135有明確紀年為五鳳四年200。據(jù)此推測且彌王使者經過懸泉置或在五鳳四年（前54）前后，此時期匈奴陷于內亂，而西域都護府正向車師方向拓展影響，且彌國應在此背景下歸漢。又，Ⅴ92DXT1813②：12記載：“呼律歸王、副郝宿湖王/使永。”呼律歸王、郝宿湖王應為降漢的匈奴名王，并且很可能就是活動在東天山一帶的匈奴右部治下的部族或小國，故而經敦煌郡向東入朝。二國位置不詳，然亦有可能與且彌一同進入五十五國之列，成為西漢西域都護府拓展的“新土”。

再者，懸泉漢簡中還記載有一些國家或部族與漢朝進行交往。如Ⅱ90DXT0114④：46記載：“出東書蒲封一，敦煌大守章。詣烏西使者建平五年三月。”建平五年（前2），實為漢哀帝元壽元年。“烏西”并不見載于《漢書·西域傳》，烏西使者在哀帝時朝漢，或即為新附西域小國，是否在五十五國之列，難以判斷。Ⅰ91DXT0309③：98提到：“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Ⅰ91DXT0405④A：22記載：“府移玉門書曰：降歸義大月氏聞勒等。”《漢書·西域傳下》記載：“最凡國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shù)中。”則大月氏國人有來歸義者，然其國不在西域都護府管轄的五十五國之列。并且這條記載也為西域五十五國界定了西部邊界，即康居、大月氏、賓等諸國自北向南構成了一條南北方向的邊界，此三國以東至西漢敦煌郡陽關、玉門關之間的區(qū)域大致就是西域五十五國的范圍。如大宛原本親近匈奴，“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后咸尊漢矣”。據(jù)上文得知大宛原不屬于西域三十六國，至呼韓邪單于附漢后，才真正臣服漢朝，而大宛恰位于康居東南、大月氏東北，這更進一步表明其應屬西域都護府管轄的五十五國之列。以此而言，西域都護府控制地區(qū)向西跨越蔥嶺囊括大宛。

西漢西域都護府統(tǒng)治的加強，不僅體現(xiàn)在其控制地區(qū)的拓展，還表現(xiàn)在其權力的增強。比如西域都護在烏孫問題上的話語權提升。宣帝甘露元年，烏孫烏就屠殺狂王泥靡自立為昆彌，西漢派辛武賢將兵至敦煌，欲伐烏孫。“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愿得小號。’······馮夫人錦車持節(jié)，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此時期西域都護以馮夫人為媒介參與烏孫事務，但是后續(xù)烏孫分治等大事仍由駐扎赤谷城的長羅侯常惠處理。長羅侯之后，烏孫國事務皆歸西域都護府處置。烏孫在大、小昆彌分治之后，國力削弱。解憂公主死后，馮夫人又出使烏孫鎮(zhèn)撫烏孫大昆彌，都護韓宣奏稱烏孫大吏、大祿、大監(jiān)皆賜以金印紫，后奏稱更以星靡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未獲漢廷許可。然亦可得知西域都護已有建議廢立烏孫昆彌之權。《漢書·西域傳下》記載：“后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時大昆彌雌粟靡健，翩侯皆畏服之，······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粟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粟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末振將弟卑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余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可見西漢對烏孫的分治策略，使得西域都護在烏孫事務中逐漸掌握了更大的話語權。并且烏孫分治后實際上已變成西漢附屬國，然《漢書·西域傳上》記載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既然匈奴不在西域諸國之列，那么同為參考坐標地的烏孫應當也不在三十六國及之后的五十余國之列。可見盡管西域都護府在烏孫的影響力逐漸增強，然烏孫始終未列入五十五國之列。究其原因，或與西漢對烏孫的推崇有關。《漢書·西域傳下》記載：“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并入朝，漢以為榮。”可見西漢政府將烏孫昆彌視為與匈奴單于同等層次或稍次層次的大國首領，這是西漢未將其與西域五十五國同列的重要原因。又從“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來看，烏孫雖不復昔日之盛，然亦為西域強國，隨時能調動數(shù)萬之兵，故西漢在處置烏孫變故時，仍未敢輕易動兵，而主要是依靠西域都護進行政治干預，這也是西漢未將烏孫納入西域五十五國的原因之一。

總的來看，西域三十六國演變?yōu)槲迨鍑炔课龇滞猓匾欠从吵鑫饔蚨甲o府轄區(qū)的擴展及其在西域統(tǒng)治的日漸加強。

四 結語

漢武帝時“西域”多指匈奴西部的河西地區(qū)，后隨西漢在河西統(tǒng)治日趨穩(wěn)固并向西方繼續(xù)開拓，新的“西域”概念應運而生。至遲到漢宣帝本始四年，狹義“西域”概念已隨著西域職官設置而使用，然其指代區(qū)域仍不穩(wěn)定。后至神爵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西漢才劃定塔里木盆地中服從號令的城郭三十六國為正式的西域地區(qū)，此即狹義西域最初的范圍。此后“西域”成為有著穩(wěn)定地域范圍的官方專屬地名，被廣泛使用。

西域都護府最初管轄的三十六國，西邊不過蔥嶺，而東天山地區(qū)的車師諸國亦不在其列。至漢元帝初元元年，西漢于車師故地設置戊己校尉，“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或即于此時納入西域都護府管轄之內，抑或是晚至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車師六國才“歸命至誠”。綜之，原匈奴控制下的東天山地區(qū)是西域都護府轄區(qū)的主要擴展地，而且由于車師所在的東天山地區(qū)政權一再析分，這就導致這一地區(qū)成為西域都護府管轄的三十六國向五十五國轉變的主要“增長點”。

隨著匈奴款附，西域都護府統(tǒng)治日漸加強，包括車師諸國、蒲類諸國在內的東天山十余國以及蔥嶺以西的大宛等國都陸續(xù)納入西漢西域版圖，三十六國才最終增至五十五國。不僅如此，西域都護府對五十五國之外的烏孫、康居、大月氏的影響力也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強。其中最為顯著的案例是烏孫分治后西域都護在烏孫話語權逐漸增強，而陳湯遠征康居擊殺支單于、大月氏人遠來歸順也是重要力證。總的來看，西域都護府轄域從三十六國發(fā)展到五十五國，不僅是西域都護府管轄地方內部的析分，還是西域都護管轄地域擴展與統(tǒng)治力度加強的表現(xiàn)，同時這更是西漢對西域治理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重要歷程。

作者：司豪強，鄭炳林

來源：《敦煌研究》2025年第4期

選稿：耿 瞳

編輯：江 桐

校對：杜佳玲

審訂：汪依婷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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