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竟不是西天取經第一人？

向大海彼岸表達虔誠

（節選）

作者：常任俠

本文摘自

《海上絲路與文化交流》

1985年12月3日，中國第一條貨輪海運郵路開通，為現代物流史寫下新篇。然而，中華民族面向大海的探索，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久遠和壯闊。

這并非歷史的起點，而是一場跨越千年的偉大傳承。早在公元399年，高僧法顯便以血肉之軀劈波斬浪，踏上了“海上絲綢之路”，其歸程之艱險，堪稱一場偉大的壯舉。學者常任俠在《海上絲路與文化交流》中深刻指出，驅動商船與僧侶遠航的，是利益，更是對知識與信仰的虔誠。

從法顯、鑒真到今天的遠洋貨輪，變化的只是舟船的形式，不變的，是向大海深處探索、與彼岸世界溝通的永恒渴望。閱讀此文，讓我們知悉來路，更懂當下。

西南海上絲路的展開，商人與僧侶，實為先導。商人逐利，雖歷驚濤駭浪，也無所不往。僧侶以對宗教的虔誠，跋涉萬里，敢舍身命，以求達其愿望。商旅來往海上，不知始于何時；若佛教的傳入，則相傳始于漢明帝永明年間——有永明三年（60）、十年（67）、十三年（70）諸說，均在1世紀時。以前張騫奉漢武之命，出使月氏（公元前122）已知有身毒（即印度），又見邛杖、蜀布（蜀中以產絲織蜀錦著名），這種商品之傳入月氏，早于佛教之傳入中國約二百年。它是從哪條道路傳到月氏的，現在尚無可考。不過商品的流通，較佛教為早，這大概是可能的。漢明帝之派遣使者，尋訪佛法，與以前秦皇漢武派人去海上求仙，以求長生福祐，大約有同樣的希冀心理。其后宗教被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則是另一用途，歷世很久。

其初佛教徒的來往，多由中央亞細亞的陸路。漢時東來譯經的有僧俗十人，其中印度人四、安息人二、月氏人二、康居人二，都是由北路東來，尚無漢僧西去。據《后漢書》卷八十八說：“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象焉。”晉袁宏《后漢紀》的記載與此略同。又《佛祖統紀》等書也記其事。傳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68年，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當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魏書·釋老志》說：“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又說：“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這是中國最初自作的佛教畫，可惜已隨古建筑而毀滅了。據此則造像、畫佛、造塔的圖樣，最初都是從印度傳來的。

以前梁任公先生認為《四十二章經》非漢人所譯，并疑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人并不存在。據馮承鈞氏的研究，佛經作偽者，尚不止此，如《正法念處經》其第七品中之閻浮提（Jambudvīpa）志，即轉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myana）》的文字，決非佛說。但元魏時的譯者波羅奈（Vrnasī）婆羅門波若流支（Prajruci）還是真有其人的。不過由漢至三國時，譯經者多為印度及中央亞細亞人。佛法先傳播于安息、月氏、康居、龜茲等地，即由這些國人轉譯而來漢地。有的同是一書，內容詳略不同，文風也不同，它所從來的語言也不同。因此東晉的法顯，唐代的玄奘、義凈等，決志西游，尋求佛法，希望得到梵本，加以訂正，也已疑心過去的譯本難免訛誤，發愿加以重譯了。

據馮承鈞氏所著《歷代求法翻經錄》，自漢至唐，凡有翻經述作者，共二百人。其由中國赴印度途經南海者，以法顯為首。法顯常嘆經律缺誤，誓志尋術，公元399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往印度，由陸路經中亞，過張掖，與智嚴、僧紹、寶云、僧景等相遇，同行到敦煌。法顯等五人先行，智嚴等后至，共到焉夷國（即今焉耆）。法顯等五人，度蔥嶺，到北印度，過犍陀衛國（Gandhavatī）、竺剎尸羅國（Taksail，Taxila）、迦膩色迦（Kanishka）、起塔之、弗樓沙國（Purusapura）。寶云、僧景二人自此還。

慧景、道整、法顯共三人，南度小雪山，慧景道卒，由是法顯、道整再進，觀禮諸佛跡。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于是到中印度，在巴連弗邑（Ptaliputra，今巴特那）摩訶衍（Mahyna）僧伽藍（Samghrama），得摩訶僧祇（Mahsmghika）（即大眾部）律一部，復得一部抄律，有七千偈，是薩婆多（Sarvstivda）（即說一切有部）律。復得其他經卷。

法顯住巴連弗邑三年，學梵語梵書，道整留此不歸。法顯欲令戒律流通漢地，于是獨還。順恒河東下。歷瞻波國（Camp）到多摩梨帝國（Tmralipti），住此二年，寫經畫像。附商舶泛海至師子國（Ceylon，今斯里蘭卡），又住此國二年。得其他律藏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Ksudraka Agama）（即小阿含）一部，皆是我國所無者。再載商人大舶。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如是晝夜十三，到一島邊，補塞漏船。于是復前九十日許，乃到耶婆提國（Yavadvīpa，即爪哇），停此五月，復隨其他商人大舶，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趨廣州，行一月余，遇黑風暴雨，諸商人歸罪于顯，議置之海邊，得施主的抗救幸免。經七十余日，始西行求岸，又經十二日，至七月十四日，漂抵長廣郡不其縣牢山南岸［牢山在今青島，《魏書》作勞山，屬不其（音基）縣］，這個南海行程，作一結束。

法顯俗姓龔，平陽武陽人，于399年首途，由陸路往，由海路返，經歷諸國，前后凡十五年，以宗教的虔誠，成此偉大的壯舉。在我國航行這條海上絲路有記錄可考者，佛僧中當推法顯為第一。其所攜回的經律佛像，身歷的佛教史跡，刊之后世，確實可信。我于1945年赴印度，住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講學，1956年夏旅行中印各地，曾于諸史跡，一一考察，并攜顯師《佛國記》。于王舍城靈鷲山七葉洞顯師逢黑獅子處，親見此獸，跳躍而來，可證前哲一無妄語。至其海途所經，險遭不測，氣象暴變，幾至覆舟，彼時艱險，或逾陸路。前賢開此新道，后之繼者，因以日多。但中國赴印僧人，由大海而西者，多在玄奘法師西行之后。玄奘往返，皆遵陸路。由南海航行者，據馮承鈞氏《歷代求法翻經錄》所輯，有三十余人。他們以晉代的法顯最早由南海歸航。其他自常愍以下，皆是唐代佛教僧人，皆來往于海上。有些人死于海上的風濤；有些人染上了熱帶的病患，大愿未成，早年逝去；有些人眷戀佛土，一去不歸。但他們敢于在這條海洋的旅程上，冒險遠游，這是宗教的虔誠支持他們的獻身精神。不論成就大小，都是受人尊敬的。這中間法顯、玄奘、義凈、鑒真等有杰出的貢獻。特別是鑒真東渡，帶去了“玉作人、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綃師、修文、鐫碑等工手”近百人。圍繞著宗教活動，他和他的弟子們對日本天平文化在漢文學、醫學、雕塑、繪畫、建筑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中國和日本在文化上有極密切的關系，在藝術的諸領域，都有顯著的表現，特別是在8世紀的奈良時代，中國的藝術技法、樣式和美術制成品，大量傳進了日本，致使日本美術與中國美術結成了兄弟般的血緣關系，在東方具有相類的風格。雖然中日兩國各有其民族的特點，但卻有不少共同之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是當時的佛教與佛教藝術。鑒真大和尚經東海上的絲綢之路把盛唐文化大規模地傳向了日本。鑒真東渡的事跡，成為中日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話，一直流傳至今。

我們再看一看南海絲路上我國和各國的交往，也是在唐代開始頻繁起來的。從印度來的佛教僧人，帶來了印度的文化藝術，從中國去的佛教僧人，也傳播了中國的文化藝術。單是從吸收的這方面看，文化、藝術隨著宗教以俱來，其成果也是豐碩的。不單是佛教，另外還有東羅馬的景教，波斯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蘭教等。由這些宗教的傳播，可以看到南海上的海程，已經通到東羅馬、北非和阿拉伯了。而且來到廣州、泉州、揚州等地的西方商人，已經不少。義凈自廣州西行，所附的是波斯商舶。鑒真在廣州，見有婆羅門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并載香藥珍寶。師子國、大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舊唐書》卷十說，758年，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可見當時外國商人，在廣州者頗眾。泉州外國胡商，往來頻繁，至今遺留不少阿拉伯文碑碣。揚州居留外國人應亦頗多。史載龐勛之亂，殺大食、波斯胡人甚眾。我國古代，海運商舶遠及歐洲，中華文化對西方不斷傳播。舉其大者，如造紙術、印刷術、羅盤針以及火藥、煉鋼術等傳自中國，皆為世人所熟知。這些發明，對歐洲文化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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