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揚帆局長被捕后，許世友大怒：我讓他找人，到現在也不見人影

1955年初秋的一個午后，南京上空剛剛散盡烏云，華東軍區的辦公室卻因為一封由北京急發的電報而沉悶下來。電報只有短短兩行字：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已被中央專案組帶走。屋里的人以為許世友會松口氣，畢竟揚帆在上海樹敵不少，可許世友猛地一拍桌子，茶水四濺——“我讓他找的人，到現在連影子都沒有！”

那孩子究竟是誰？答案要追到1948年9月。濟南戰役的沖天炮火里，許世友指揮第九縱夜襲東門；14米高的城墻，短短數分鐘炸出缺口。攻城部隊拼死沖鋒，一名戰士胸口中彈卻仍咬牙往前爬，嘴里念的只有三個字：“許司令……”

城市全面光復當天下午，野戰醫療所送來急報：一位傷勢垂危的戰士死前點名要見司令。許世友快步進病房，同那名臉色慘白的年輕人握手。對方氣若游絲：“我……上海……妻女……”話沒說完，就長眠不醒。

檢視身份牌后，部隊政工處才知道，他叫郭由鵬，浙江寧波人，1943年潛入上海地下黨組織，抗戰勝利后身份暴露，只好北上參軍。他離家時，新婚不到百日。妻子后來來信，說生下女孩，先天性心臟病，取名娟娟。臨終念妻女，可見牽掛之深。

許世友把這事硬生生記進隨身筆記本。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借在滬休整之機，托戰友聶鳳智暗中尋找。聶鳳智翻遍了街道登記，也沒找對門牌。1951年，許世友升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再把任務交給時任上海公安局局長揚帆。

揚帆知道分量，當場承諾：“找到孩子，立刻給首長回電。”可那會兒的上海，戶籍系統剛搭骨架，黑市謠言沸反盈天，信息像被攪渾的河水，哪能一勺見底。揚帆把活交給老刑警錢運石——地頭蛇門路多，或許能摸到線索。

錢運石追到一個榆林區紗廠，排查工簿好幾星期，卻連“秦玉蘭”三個字都對不上。有關郭由鵬的訊息，只有“娟娟，心臟病”這些零碎。戰場形勢又緊，許世友調兵東南西北，無暇再問。事情一拖，眨眼就是幾年。

1955年揚帆出事，許世友才想起自己那句托付無人兌現。憤怒歸憤怒，孩子總得有人找。很快，新任公安局長黃赤波把舊卷宗攤開，重新梳理。黃赤波留意到：“有心臟病的女童，極可能留下醫院記錄。”他把搜索范圍縮到全市三所重點醫院。

有意思的是，只過了兩天，廣慈醫院檔案室就給出一個可疑病例：五年前，一個張姓太太常帶養女來檢查心臟。護士長回憶：“那小姑娘說是在城隍廟遇到的老奶奶那里抱來的。”線索對上兩點——棄嬰、先天性心臟病。

幾天后，張太太再次帶孩子復診。黃赤波趕到，核查身份。張太太丈夫解放前與軍統來往，戰后跑去臺灣，她孤身留滬，因寂寞而收養孩子。女孩今年十一歲，讀小學五年級，身體瘦弱但精神不錯。經過指紋和血型比對，確認她正是郭由鵬之女。

黃赤波對此保持戒心。畢竟對方家屬背景復雜，不敢貿然向軍區報告。多輪政審、鄰里訪談后，確認張太太本人并無政治問題，這才寫信給許世友。信里一句話最打動人：“她念書識字，喜歡唱歌，常把烈士像貼在課桌里。”

許世友心里一松，立刻讓隨員去上海，帶糖果五斤、餅干五斤、文具一套，還有一匹寧波絲綢。東西送到，張太太卻謝絕絲綢：“我一個普通市民，受不起軍區大員禮物。”隨員只好帶回。許世友神情淡淡：“她收養烈士孤女就是功德，禮物送得起，再去挑兩只南京板鴨，一并送。”

1960年5月，許世友到滬開會，約張太太和娟娟在延安飯店見面。他看著那個瘦小女孩，眼神柔下來：“要好好讀書，別忘了爸爸。”娟娟點頭，笑得靦腆。誰也沒想到，那次握手竟成永別。

兩個月后，盛夏的南京路熱浪滾滾，一輛飛速自行車把放學路上的娟娟撞倒。她受驚過度，心臟驟停，醫院全力搶救仍告無效。上海公安局緊急拍電報，字句哽咽，卻只能寫：“烈士之女，不幸病故。”

許世友當天在合肥開會，聽完匯報后沉默很久，只說了六個字：“給孩子厚葬，務必體面。”隨后轉身走向窗邊，再沒有其他指示。

郭由鵬、秦玉蘭、張太太、娟娟，這些名字在檔案夾里排成一列，看似微不足道，卻折射出那個年代的責任與人情。許世友拍桌子的怒氣不為私人，而是對承諾的執念——一句承諾，要有人替犧牲者兌現，這才算對得起槍口下流過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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