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體與組織

今年是摩爾定律60周年。按照計算性能每18個月翻倍，即成本下降一半，60年來計算成本下降了1.1萬億倍。它說明了我們當前所處的信息技術革命，或者數字文明中，計算的邊際成本早已基本為零了。

奇點大學出版的著作《指數型組織2.0》，其理論與方法，就是建立在摩爾定律之上的。當年庫茲韋爾延伸了摩爾定律，其著作《奇點臨近》指出了技術的一個根本的屬性：“當你朝一個以信息為基礎的環境轉移時，發展速度就會跳躍到一條指數級增長曲線上，性價比將會每1～2年翻一番。” 這就是加速回報定律。

技術加速回報定律

技術的大規模應用推動經濟加速增長，遠早于信息技術革命。技術本身帶有指數性，因為它帶有復利性，如果你看阿瑟.布萊恩的《技術的本質》，就明白這一點，所有的技術，都來自之前技術的積累和重新組合。即使是生成式AI，也是之前的數據、算力結合后，加上算法的集成后”涌現“的能力。

看下人類經濟增長的曲線，工業革命之后財富的陡峭上升，之前的長達數千年的幾乎水平，直觀地說明，人類歷史唯一的拐點就是工業革命。

所以，指數型增長，是技術大規模用于生產力增長的一個本質特征。也正因為如此，工業革命之后，先進工業化國家才不斷出現規模經濟型的企業。

但同時我們要看到，技術所帶來的增長機會，并不是平均分布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百多年過去了，先進國家進入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世界上還有10億人沒有用上電。這說明使用技術促進經濟增長，還是取決于人，即組織和文化，國家和企業。

具體到企業來看，每次技術革命，都產生了相對于當時技術條件的“指數型企業”。如書中提出的指數型企業的典型特征，是十倍速的增長，但這并不是一個新的提法，如當年英特爾CEO格魯夫就提出過十倍速變化的概念。當計算能力增長十倍、成本下降十倍時，它將顛覆行業現有的格局。

信息技術革命，使得“指數型增長”變成了企業成功的主流。看下當今美國的“科技七雄”企業，到中國的科技大廠，幾乎沒有一家不是經歷指數型成長而成為平臺型企業的。

21世紀指數型企業最重要的事件，作者們認為一個是2007年蘋果推出的智能手機，另一個是2008年亞馬遜推出公有云服務EC2。我認為另外一個重要事件，是2012年開始用GPU訓練出來的圖像識別模型發生了質的提升，之后迅速超過了人類的水平，迎來了深度學習的黃金時期。

AI時代的指數型組織

什么是AI時代的指數型組織？作者用SCALE和IDEAS這十個英文字母，和一個右腦左腦的示意圖，概括了其外部和內部的十個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簡潔優美的提煉的底層，AI推動組織變革的邏輯。

有意思的是，作者把員工這一企業最核心的資產，看成是指數型企業最重要的外部屬性，而不是內部屬性。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企業為了保持企業的靈活度，希望用人可以“隨需隨聘”，到了AI時代，這種靈活性可以進一步增強，智能體和機器人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人力，更不用說那些有形的外部資產的利用和共享，汽車、住房、空間、云計算、供應鏈、基礎設施，等等，都成為企業可用而并不擁有的“杠桿資產”。另一個外部屬性AI與算法，能更有效利用數據。

就參與感而言，企業與客戶、粉絲、開發者、大眾、伙伴之間的協作也會變得智能化，建立在一系列智能合約、代碼和協議的基礎之上，形成了可編程的、自動化的協作形式，是目前正在興起的加密經濟，以及web3和DAO等新型平臺與組織。

既然作者認為科斯定律不再起作用了，那么內部屬性與外部屬性之間的界限在哪里？應該是指從界限轉到界面。其實并不是指資產集中于一個企業內部，而是最重要的信息、創意、知識、技術、數據等這些無形資產在一個企業內部集中和創造，然后通過界面與外部連接交互。這里所有的內部組織設計，都是圍繞著更有效地創造無形資產展開的。

科斯定律產生于工業時代，它強調主要把有形的資產集中于一個企業中進行生產經營，其成本比利用外部資產更低。如果在指數型組織中，這一定律不起作用了，一家企業的“內部性”體現在什么地方？應該是組織內部的學習過程，它也包括不斷的實驗與失敗的創新過程，都是組織有機體內在的生命力。讓所有自治團隊從中進一步學習，是保持內部自治與“宏大改變目標”統一的方法。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就是內部社交、儀表盤的建立。

一個組織更為根本的價值，在于一個組織內部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或者是一種被稱為深層技藝（deep craft）的技能和知識體系，可以通過這種內部團隊共處加上社交技術，得以深化、擴展和保存傳承，這才真正構成組織的知識深度，也能定義AI時代組織的內部性。

AI時代的組織，核心命題是引入了機器人這個新的角色。OpenAI推出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五個發展階段，最高等級是AI從創新者向組織者成長。進入這個階段，AI智能體能在組織內部真正建立起與人類的協作關系，目前企業內部幾乎每一個功能部門，都可以期待有智能體完成主要的任務。智能體還能在組織之間協作。各種協議讓智能體之間的互相調用更加方便，進一步模糊了組織之間的界限。

記得2023年4月，GPT-4剛發布，就有人預測，未來的獨角獸企業，將來自“AI第一”的企業，最少可能只需要3個人：CEO，產品主管，運營主管。兩年后，Anthropic在發布Claude 4時，其創始人阿莫迪(Dario Amodei)稱，只需要一個人的獨角獸企業，最快可能在2026年出現。

也就是說，未的創始人和CEO，只是提出最有價值的問題和構建解決問題方案之人，會管理和調動一群智能體，完成編程、產品開發等工作，還能處理營銷、財務、法務，這樣的企業又與類似的企業之間分工、協作和交易，這一過程本身又是智能化的。這些可能是AI時代“指數型組織”的基本特征。

指數型組織的中國基礎

應該看到，作者提出的指數型組織，建立在一些前提之上。美國主導了計算能力，中國主導了制造能力。這些層層的技術棧、基礎設施和資產存量，構成了指數型的商業模式和組織的創新的基礎。正如臺積電強大的代工能力，支撐了全球絕大多數先進芯片的設計，而數據中心、云計算，以及該書作者所說的當iPhone的發明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形成了人人可及的個人計算平臺，才有可能形成指數型組織。

但是作者設定的一些外部屬性，遭遇了一些問題。供應鏈的保障與安全，挑戰著指數型組織的“外包”屬性，特斯拉和SpaceX自己設計和制造汽車、火箭和發動機。GoPro這個書中的明星企業，成于當初把制造外包給了富士康，但也敗于中國供應鏈足夠密集的生態中出現的挑戰者。作者十年前預言，3D打印將會“嚴重威脅“中國制造，但是，3D打印本身對制造業的影響還沒有那么大，其次，中國已經成為3D打印的領導者。智能硬件領域的指數型組織，正出現在中國。

人類的組織形式，已經因為技術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實最先歷經這一點的，正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發源地美國，不僅體現在企業的層面，那里社交媒體對其社會制度與治理方式的已經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AI是不是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值得觀察。

從向善的角度，技術具備了一種內在的可能性，讓那些具備崇高價值觀、能利用技術直面人類重大挑戰、又能對社會和用戶需求做出快速響應的組織，成為真正的指數型組織。

AI時代指數型組織唯一的等級，就是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等級。

（本文是作者為《指數型組織2.0》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