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要在中亞最混亂的吉爾吉斯斯坦投資？

在中國的對外決策邏輯中，無論他國合作項目的利益誘惑多么巨大，只要潛藏安全隱患，中國便不會派遣人員參與。這是巴基斯坦總理在中巴經濟走廊相關討論中，對中國海外投資理念的精準描述，亦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中國投資核心原則，中國政府始終將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

通常而言，對于局勢動蕩的國家，中國寧可舍棄巨額潛在利益，也不愿大規模開展投資。但凡事皆有例外：部分國家即便國內安全局勢欠佳，依舊贏得中國投資的青睞。例如恐襲頻發的巴基斯坦，抑或是局勢動蕩的吉爾吉斯斯坦。

這個曾被西方媒體冠以“中亞民主典范”的國家，為何如今淪為中亞最混亂的區域？它又對中國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能成為中國投資的“特例”？

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名中，“吉爾吉斯”意為“山里的游牧人”，“斯坦”指代“土地”。從主體民族構成看，該國是以吉爾吉斯族為核心的民族國家。但其國家構建并未伴隨民族意識的自主覺醒，而是在蘇聯推動下，從部落社會直接邁入現代國家形態。中國國內的吉爾吉斯族另有譯稱“柯爾克孜族”，含義同樣是“山里的游牧人”。可見，吉爾吉斯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高流動性和松散的社會組織結構，難以自主凝聚為統一國家；加之境內多山地貌，不同部落間聯絡受阻，共同的國家意識更難培育。

古代中國王朝強盛時期，雖曾多次將吉爾吉斯地區納入版圖，但受制于交通條件，實際管控范圍有限。對這一遠離中央核心區的地域，朝廷僅能實行羈縻統治，并未推動吉爾吉斯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近代：沙皇俄國迫使清朝割讓吉爾吉斯地區后，即便對當地進行初步建設，局面仍未發生根本改變。

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抵御舊勢力反撲，迫切希望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為拉攏包括吉爾吉斯族在內的少數民族，蘇維埃政權提出“民族自治”口號，這恰好契合了長期受沙俄壓榨、且在全球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爆發過反俄起義的吉爾吉斯族的訴求。于是，在南部地區礦業工人引領下，吉爾吉斯族投身蘇維埃革命浪潮，與其他起義的中亞民族共同建立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待蘇維埃政權穩定后，依據民族分布格局，1924年對突厥斯坦進一步劃分，最終形成如今的中亞五國版圖，吉爾吉斯斯坦也在此過程中正式成為獨立政治實體。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秉持共同繁榮理念，并未放任吉爾吉斯斯坦這樣的偏遠落后地區自流，而是通過行政手段與國家力量強力推動當地發展，為仍處于游牧社會的吉爾吉斯斯坦奠定了相對堅實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基礎。

但這種外力驅動的加速發展，也讓吉爾吉斯斯坦不可避免地遺留大量部落時代的問題：許多中基層干部由原本的部落首領直接“轉職”；此外，在劃定自治共和國邊界時，蘇聯為彰顯公平、防范加盟共和國獨立，將烏茲別克人聚居的費爾干納盆地劃出部分區域納入吉國境內，這直接埋下吉國與鄰國的邊境爭議，以及國內民族沖突的隱患。

蘇聯時期，憑借中央政府的統籌協調與兜底保障，吉國的各類問題并未凸顯：與鄰國的糾紛、移民引發的民族矛盾，均由蘇聯中央出面調解；基層的舊社會遺留問題，也隨經濟、社會與文化教育發展逐漸淡化。遺憾的是，未等吉爾吉斯斯坦徹底消化這些潛在矛盾，蘇聯便在美蘇爭霸中耗盡國力。20世紀80年代，蘇聯社會經濟陷入停滯，俄羅斯族與各少數民族的矛盾集中爆發，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謀求獨立。

1990年12月，吉爾吉斯斯坦發表主權宣言，但當時的吉國雖追求主權，仍愿加入戈爾巴喬夫倡導的主權國家聯盟，1991年3月的全民公投中，超94%的吉國公民贊同保留蘇聯。直至“8·19”政變后蘇聯名存實亡，吉爾吉斯斯坦才正式宣告獨立。

獨立后，蘇聯時期被掩蓋的隱患逐一爆發，成為引爆國家的地雷，因邊界劃分問題，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關系長期緊張，邊境沖突頻發，直至2024年才與兩國完成劃界談判；國內不同民族為爭奪資源爆發的沖突，嚴重破壞社會穩定，為極端主義提供滋生土壤，甚至威脅民主政權的存續；部落政治遺留則導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觀念根深蒂固，公權私用、貪污腐敗現象極為嚴重，且不同部落的利益沖突常投射于政壇斗爭，使得吉國政治局勢格外動蕩。

不過，邊境沖突、民族矛盾、部落政治殘余并非吉國獨有，其他中亞國家也面臨類似問題，為何吉國情況格外糟糕？這需從其中亞民主典范的稱號說起。

獨立轉型期，其他中亞國家要么由獨立前的第一書記轉職掌權，要么靠武力上位，建立的多為威權統治；唯有吉爾吉斯斯坦，代表南方勢力的第一書記與代表北方勢力的部長會議主席針鋒相對，最終無人能當選總統。各方妥協之下，推舉此前未涉足政治的民主派人士，原科學院院長阿卡耶夫上臺。

阿卡耶夫既無權威根基，也無執政經驗，卻執意推行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最終將分權制衡異化為部落分立。發現民主導致議而不決后，他又試圖收攏權力，大肆任命北方部落親信，引發南方部落強烈不滿。眼看吉國南方勢力異動，在民主化改革期間大量涌入的NGO非政府組織立刻推波助瀾，協助反對派發動郁金香革命。

原本吉國南北方勢力便勢均力敵，否則也不會讓阿卡耶夫撿漏上臺，此次南方有美國背后支持，最終成功推翻政府。這場成功對吉國而言，無異于打開潘多拉魔盒，此后，各方勢力對利益分配不滿時，都會試圖通過暴力街頭政治推翻合法政府。在吉國出現能壓制各方的強勢力量前，這種亂象難以平息，而吉國顯然暫無此類實力。

如此混亂的社會政治環境，對投資而言無疑是巨大障礙，國際資本因此對吉國避之不及；即便有資本愿冒險，還需面對俄羅斯不愿中亞后院受外部勢力染指的阻撓。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里，吉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竟是自身經濟也捉襟見肘的俄羅斯。

然而近些年，中國對吉國的投資持續攀升，2019年中國已成為吉國最大投資來源國。眾所周知，中國對外投資一貫將安全問題列為首要考量，而吉國的混亂局勢顯然不符合常規標準。吉國能讓中國破例涉險，甚至頂著俄羅斯壓力加大投資，關鍵在于其地緣位置的特殊性：中亞地區是亞歐大陸的核心連接樞紐，是貫通亞歐大陸的關鍵走廊，而吉爾吉斯斯坦正是這一走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

中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若想進一步走出去，必須打通這條戰略通道；而吉國既是距離中國最近的中亞國家之一，又是局勢最混亂的國家，尤其需要中國通過合作加以經營。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深知“經濟向好則社會矛盾易解”的道理，因此選擇通過助力吉國發展經濟改善其局勢。這些努力已初見成效：近些年吉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社會政治局勢較此前明顯穩定。

但這份穩定僅是相對過去的糟糕狀況而言，從整體看，吉爾吉斯斯坦仍面臨局勢動蕩、政府腐敗橫行、政治矛盾尖銳等問題，風險隨時可能爆發。中國的中亞戰略經營，依舊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