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如何看待“人沒動物值錢”的觀點？

昨天寫了《為什么組織賣淫罪的量刑會比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量刑還重》一文，有讀者進一步提出尖銳質疑：“走私販賣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法定刑為何比拐賣婦女、兒童罪更重？難道人還不如動物值錢？”這一質問雖帶有情緒色彩，卻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從法定刑條文看，拐賣婦女、兒童罪（《刑法》第240條）最高可處死刑，而走私販賣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刑法》第341條第1款）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似乎前者更重。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時常出現刑罰倒置現象：一名大學生因掏鳥窩被判十年，而多數拐賣婦女案件僅判十年以下，才出現公眾對“人的價值是否被法律低估”的質疑。

一、案件簡要回顧

2014年7月，河南新鄉大學生閆某在家鄉掏了12只燕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并出售，被以非法獵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起訴。2015年一審判決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引發輿論風暴。“大學生因掏鳥蛋被判十年”的標題刷屏網絡，公眾普遍質疑：“一個人的命運竟不如幾只鳥？”

辦案機關解釋稱，根據《刑法》第341條及當時司法解釋，非法獵捕、出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10只以上即屬“情節特別嚴重”，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決合理合法。閆某于2023年刑滿釋放后，面臨就業歧視與社會排斥，人生軌跡徹底改變。這一結局再次引發對“機械司法”“形式正義”的深刻反思。

二、類似案例

閆某案并非孤例。近年來，因野生動物保護被重判的案件頻發，比如：江西某村民捕獵3只野豬案（2020年）：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福建林某網購兩只鸚鵡案（2019年）：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四川某攝影愛好者驚擾藏羚羊案（2021年）：行政拘留，引發執法邊界爭議。總之，野生動物案件中，因數量標準剛性，輕罪重判現象突出，引起公眾質疑。

三、法律適用需兼顧形式與實質

閆某案暴露了司法機械主義與公眾價值認知之間的斷裂。法律規定本身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在于：司法裁量中缺乏對主觀惡性、行為后果、社會危害性的綜合評估；未能回應“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中的“責”與“刑”是否匹配；缺少對被告人個體情況（如初犯、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性）的充分考量。

筆者這幾天多次探討刑罰倒置現象，并非否定現行法律體系的合理性，更無批評司法機關之意。我想強調的是，法律的生命不僅在于邏輯，更在于經驗與良知。只要法官具備良好的專業素養、獨立的審判空間和公正的司法品格，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熨平法律的皺褶”。

現實中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這些問題不應成為否定司法的理由，而應成為推動改革的動力。法治的進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爭議、反思與修正中逐步實現的。

“人沒動物值錢”是一種偏頗的情緒表達，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一只燕隼的命值得保護，一個被拐母親的眼淚更值得被聽見。法律不應制造對立，而應實現平衡；不應急于懲罰，而應追求修復。

讓我們共同期待：未來的司法，既能精準打擊犯罪，也能溫柔對待每一個在法律邊緣掙扎的普通人；既守護綠水青山，也照亮人間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