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百萬的基金經理，越來越難了？

本想提前退休的基金經理，因為“抗議”管理產品太多，火了。

“自己的需求與公司錯配，我并不看重公司的收入是多少”“不想不停地發新產品”“明年會減少管理產品數量”……近日，招商基金基金經理蔡振的一條朋友圈引發行業關注。在業內人士看來，基金經理求減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募基金行業轉型期的思考。

而隨著近日基金行業新規“重石落地”，公募基金業績比較基準即將迎來系統性重塑。新規更是將業績與基金經理薪酬深度綁定，基金行業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曾經年薪百萬的基金經理，現在越來越“難”了。

圖/圖蟲創意

“一拖多”背后的規模焦慮

網傳朋友圈截圖顯示，蔡振的核心訴求聚焦“減少管理產品數量”與“聚焦精力”，以至于不看重公司收入多少。這樣的言論或許并非“凡爾賽”，從產品角度看蔡振肩上的壓力確實不小。

公開資料顯示，蔡振于2014年7月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資部，主要從事量化投資。截至目前，蔡振管理主代碼基金數量已達12只。但如果算上聯接、發起式等產品，他實際管理的基金數量接近20只，總管理規模為135.99億元。這些產品橫跨債券型、指數增強型、偏股混合型、靈活配置型等，風格及資產配置跨度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蔡振2024年至今接管基金產品的速度顯著加快，累計接管11只，其中2025年新接管產品多達7只。

圖/網絡

基金經理的“一拖多”其實并不罕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公募基金行業有近290位基金經理在管主代碼基金超10只。

僅招商基金內部，就有7位基金經理管理主代碼產品數量達10只及以上。其中，知名基金經理侯昊管理27只基金，涵蓋白酒、科創板、碳中和、消費電子等多個領域。

雖然目前國內尚未對基金經理管理產品數量設置明確上限，但基金經理的精力被不同產品分散，對產品的長期回報來說或許并不是一件好事。

天相投顧基金研究中心曾指出，基金產品過度集中到少數基金經理手中，可能導致策略失效、責任模糊，甚至引發人才流失后的運營風險。

南開大學金融學教授田利輝對中國新聞周刊進一步分析指出，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暴露了行業“規模為王”的畸形發展邏輯。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基金經理人均管理2.7只基金，是美國的兩倍，“一拖多”已成行業通病。

因為基金公司主要收入來源為管理費，而管理費是基于基金規模計算的，產品線越豐富，就意味著管理費的來源就越多元，而發行新基金成為追求規模增長的不二法門。這也與蔡振“不想不停地發新產品”的呼吁相對應。

此外，銀行等銷售渠道在新發基金時能獲得更高的認購費分成，因此更傾向于推動新發基金，而非持續營銷老基金。有行業機構在2023年的一項調研數據顯示，在首發階段，單只基金平均營銷費用高達1200萬元，但持營階段年度維護預算平均不足200萬元。

《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銷售費用管理規定》（2025年9月征求意見稿）明確約束“重首發輕持營”行為，指出這是導致“贖舊買新”現象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首發，輕持營”，不少新基金出現后繼無力、持續下滑的情況，以至于產生了大量規模較小甚至面臨清盤的“迷你基”。新發產品越來越多，基金經理一人多管也就成為常態。

有基金行業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在通過不斷新發基金試探市場機會的背景下，由單一基金經理同時管理多只產品，可以維持基金運作和規模的相對穩定，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的重要前提。

田利輝指出，基金公司需建立科學投研資源分配機制，控制基金經理管理產品數量上限。監管部門要引導行業從“規模導向”轉向“投資者利益導向”。唯有如此，才能讓基金經理有時間、有精力、有動力把產品管好。

據多家媒體報道蔡振該條朋友圈已經刪除，但仍在行業內引發持續討論。截至發稿，招商基金并未對此做出回應。

新規來了，“頂流”消失？

而曾經動輒以百萬年薪示人的基金經理們，如今正面臨多重洗牌。“一拖多”的痼疾被公開宣泄不滿之外，昔日明星經理走下神壇的“暗流”同樣值得關注。

其實與“一拖多”的內核相呼應，明星基金經理的誕生，同樣可以視為基金公司規模情結下的“一體兩面”——正是為了擴張銷售規模，才以明星基金經理的個人流量效應“吸金”。

但隨著規模情結的退潮，明星基金經理的光環也逐漸褪去，部分“頂流”最近甚至迎來了產品“贖回潮”。以2022年年末前十大主動權益產品為例，這些產品不僅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凈贖回，在業績普遍更好的2025年，它們中的大多數還被基民拋棄得更猛烈。

尤其在2025年三季度，明星基金經理的產品如劉慧影管理的諾安成長、謝治宇管理的興全合潤，以及傅鵬博參與管理的睿遠成長價值、葛蘭參與管理的中歐醫療健康等百億規模的產品，均被贖回超過20億份。

基金行業的邏輯正在變化，以明星基金經理為主導的規模打法不奏效了，基民們更信賴綜合實力更強的平臺，而非“頂流”。

畢竟投資歸根結底要看成績。根據國泰海通發布的《公募投研體系有效性報告》，已經建立“平臺化投研模式”的基金公司，其主動權益基金近三年的收益波動率僅為18.7%，明顯低于“明星依賴型投研模式”的25.3%。

這也是基金公司陷入“規模陷阱”之后的反噬——追逐管理規模擴張而忽視投研能力、風險管理與規模的適配性，最終導致業績下滑、行業生態失衡等一系列負面問題。

更進一步看，買基金這件事信任的基礎不再是基金經理，進一步轉化為對平臺投研能力的考量。2025年5月出臺的《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已明確提出“推動基金經理團隊制管理模式”，引導基金公司從“明星經理”依賴轉向“平臺化投研”。

尤其是針對業績評價過度依賴全市場短期排名，基金經理重規模擴張輕長期收益，引發“基金賺錢而基民不賺錢”的亂象，上述方案提供了“制度糾偏”——通過調降認申購費率、優化贖回費安排、鼓勵長期持有等措施，引導銷售機構從“流量”收入向“保有”收入轉型。

不僅如此，基金行業的更重磅的改變在于，2025年10月31日，中國證監會發布了《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業績比較基準指引（征求意見稿）》，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同步發布《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業績比較基準操作細則（征求意見稿）》，兩者合稱“新規”。

最受關注的亮點之一是新規將業績表現與薪酬直接綁定——明確主動管理權益類基金長期業績明顯低于基準的，基金經理績效薪酬需明顯下降。

此前公募基金行業廣為詬病的就是坐收管理費的“旱澇保收”，基金經理的考核導向也是重規模排名和短期業績。而新規則倒逼基金管理人建立以投資者盈虧為核心的考核體系，強化基金管理人、高管、基金經理與投資者的利益綁定。

中信建投分析稱，新規將基金經理薪酬與“長期跑贏業績基準”這一目標深度綁定，從而引導其投資行為更趨理性。這意味著，以往為沖刺短期排名而“追漲殺跌”的博弈行為將失去激勵，取而代之的是對持續創造經風險調整后超額收益的追求。

在田利輝看來，基金行業正迎來從“規模導向”轉向“投資者利益導向”的重塑。這對基金經理與基金公司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正如新規所強調的‘讓投研資源與產品節奏重新匹配，比單純規模擴張更能決定未來競爭力’，新規相關舉措的協同推進，將把規模沖動關進制度的籠子，把投研能力轉化為可持續的持有人價值。”田利輝說道。

對基金行業來說，從“重規模”向“重回報”的轉變也應該快一些了。

參考資料：

《一人管12只基金！基金經理發朋友圈求“減負”》，2025-11-25，南都周刊

《年內公募基金新發數量創三年新高，4家狂攬近2000億》，2025-11-20，第一財經

《“一拖十二”壓垮招商基金經理：朋友圈喊話“減負”！》，2025-11-26，國際金融報

記者：于盛梅（yushengmei1231@126.com）

編輯：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