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過兩地市長，當過三國大使，還當過“村長”，活了105歲

1990年9月，北京北四環外的新建亞運村燈火通明。身著淺灰色中山裝的焦若愚走到運動員公寓前，抬腕看了看表，距離第一批代表團抵達只剩半小時。工作人員湊上來提醒流程，他只是擺擺手：“別慌，先把歡迎牌舉正。”一句輕描淡寫，卻讓緊張氣氛瞬間緩和。此刻，誰都難以想象，這位“村長”曾橫跨地方行政與外交兩條戰線，履歷長得像一部縮影版的共和國發展史。

鏡頭拉回1915年。河南葉縣，一個普通農家誕生的焦若愚，從小記性好、算盤快。20歲那年，他踏進華北聯合大學，隨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全面爆發，他被派往冀南，先是縣長，很快又兼任地委書記。戰火是最好的磨刀石，前線后方反復調動，讓他練就了“眼里有全局，手里抓細節”的硬功。

1945年秋天，他走進工業重鎮沈陽。城市剛解放，百廢待興。先是副市長，旋即升任市長，再到市委第一書記。二十年光陰，親手批過的工廠復工計劃、糧油配給表堆滿倉庫。有人勸他保管稿紙留作紀念，他搖頭：“城市是活的，這些紙以后都得翻新。”一句話道出他務實的脾氣。

1965年春末，一紙電報把他從沈陽調往北京。中組部直截了當：“準備出任駐朝鮮大使，先參加學習班。”他沒問緣由，只把三個孩子托付給同事，帶著妻子登車南下。原因其實顯而易見——遼寧與朝鮮一江之隔，沈陽更是金日成主席往返蘇聯的固定中轉站，焦若愚早已和朝方高層打了多年交道。

進入學習班不久，周總理把他叫到釣魚臺。總理語速不急：“從地方到外交，別想著一口吃成胖子。”簡短囑托，字字分量。他記在心里，赴任后先做減法：壓縮歡迎儀式、精簡節慶開支，把省下的錢用在烈士陵園整修。1966年清明，他帶全館人員去掃墓，在毛岸英墓前種下一棵松樹，“長青”二字透著堅定。

形勢變化很快。1967年初，他被召回國內參加運動，隨后隨大批干部下放湖北“五七”干校。那段歲月他自嘲“勞動牌外交”。種菜、挑水、背磚，一樣不落。晚飯后他照例把干校廣播里的國際新聞摘抄下來，第二天清晨貼在黑板報，習慣沒有丟。

1971年底，我國同秘魯建交，焦若愚被點將出任首任駐秘魯大使。1972年1月，他抵達利馬。安第斯山風大，華人社團早早等在機場，一面五星紅旗在人群中獵獵作響。秘魯提出200海里領海權，與美國摩擦不斷，他下基層、跑漁港，摸清“海洋線”背后的經濟邏輯。1973年回國述職，周總理當面詢問200海里的來龍去脈，他從漁業產量講到國際法變遷，喬冠華在一旁豎拇指：“條理清晰，難得。”

外交舞臺上待久了，地方治理經驗依舊派得上用場。1977年，他改駐伊朗。那時德黑蘭剛鋪設地鐵一期，市政配合短板多，他把中國施工團隊的現場管理辦法介紹給伊方，對方連連稱贊“東方效率”。華國鋒乘專機經停德黑蘭，國王熱情邀請訪問，兩天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條，焦若愚從歡迎禮兵站位到餐桌擺花都親自過目，場面體面又節儉。

1979年回國后，他調任第八機械工業部黨組書記、部長。機械工業是當時的“重頭戲”，設備老化、產能不足、外匯緊張問題集中爆發。他提出“先拆后裝”的技改思路——拆舊設備回收鋼材資金，再引進成套機床，減少政府一次性巨額投入。方案后來被業內稱為“滾動改造”，不少工廠因此起死回生。

1981年，他北上入主北京，先后擔任市長、市紀委書記等職。北京迎來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改造，一條條環路、立交和軌道交通規劃在他辦公桌上鋪開。技術人員討論高架橋跨度，他不插話，只把石英鐘放在桌角，超過預定時間就輕輕敲一下——節奏掌握得死死的。

臨近退休卻又迎來新任務。亞運會籌委會急需一位熟悉外交、懂城市管理、身體還得跟得上的總管，很多人同時想到了焦若愚。任職談話開場，他爽快一句：“市長我干過，村長也行。”從此，“亞運村長”成了京城街談巷議的新稱呼。6000多名運動員、官員進駐期間，他每天早六點查餐廳，夜十一點巡醫務室。有人打趣：“105歲的底子，那時就打下了。”

賽事落幕后，他又擔任北京市對外友協名譽會長、社會福利基金會會長。探望孤寡老人時，常有人認出他：“焦市長，又來啦？”他一笑：“現在是村長，也是義工。”

1996年12月，他正式離休，卻幾乎沒在家歇過。2020年元旦凌晨，這位跨越三個世紀的老人安靜離世，享年105歲。醫療記錄上，“心功能衰竭”幾個字簡單，卻擋不住人們對他長壽原因的猜測——也許是愛運動，也許是忙個不停的精神，或者兩者兼有。事實證明，軌跡夠長，時間會替他寫完注腳：從縣長到“村長”，從工業部長到三國大使，所有角色都干得像在崗位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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