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超3000人去世，30000人感染....美國“毒血”正賣向全世界

那是午夜前的最后一次輸液，管子里緩慢流淌的，不只是液體，而是一條被金錢與隱瞞編織出來的命運線。有人靠它重獲生活，有人因此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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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一張看不見的全球供應表，在實驗室、血站、監獄與議會之間秘密延展：廉價血漿換來暴利，風險人群被當作“可循環資源”，而當受害者舉起疑問，體制卻以文書、沉默與銷毀記錄回應他們的呼喊。

2024年5月，一份長達2,527頁的調查報告揭開了這層布，英國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拖入噩夢：至少3,000人死亡、3萬多人感染。真相不是“意外”，而是可以被追溯、也本可避免的制度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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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真童年到孤兒人生

20世紀70—80年代，隨著血友病治療藥物（以第八凝血因子 Factor VIII 為代表）需求暴漲，英格蘭的醫院與血友病中心大量依賴進口血漿制品來維持治療。

部分從美國進口的血漿，來源復雜，其中包括被記錄為高風險的供血人群——囚犯、吸毒者、從事性工作的人員甚至跨境短期勞工。這些血漿經過混合、濃縮、制成藥品后分發到醫院病房；只要混合中有一位帶毒者，就足以污染成千上萬份制劑。受感染的并非少數單個病例，而是形成鏈式的群體災難。

英國被感染人群的悲劇，從家庭到社區蔓延，成為無法忽視的公共衛生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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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Palmer的父親Stephen是一名嚴重的血友病患者（Haemophilia A）。由于凝血功能障礙，他長期依賴第八凝血因子（Factor VIII）注射維持生命。遺憾的是，他所輸注的制劑在當時被污染，攜帶 HIV（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他自己并不知情。

更糟糕的是，Stephen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把病毒傳染給了妻子 Barbara。 (ITVX)1993年8月，兩人相隔僅八天先后去世，那時候，Lauren只有 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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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雙亡后，Lauren 的生活徹底變了。她的兩個異父兄弟被送回他們父親那里（即她母親之前婚姻的孩子），而她自己則被安排到姨媽家中生活。

在姨媽家，Lauren 經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我從來沒能真正放松過，覺得自己永遠沒辦法做我自己。” 她回憶起當時的孤獨、失根，以及被迫告別與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日子。

她說，直到今天，最傷痛的不是父母的死亡本身，而是他們離世后，她便失去了所有家人。

Lauren 回憶，當時她睡不好、食欲不振，有時夜間遺尿（大人也許很難想象，但這是很多兒童壓力極大時的反應）。更復雜的是，姨媽告訴她，不要提 HIV。Lauren 被警告：這個話題“不能和別人說”，因為“人們不會接受”。

這樣封閉又被壓抑的環境，讓她從小就學會把痛苦埋在心里。她在 17 歲那年離開姨媽家，搬去和家庭朋友一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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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Lauren 一直在壓抑過去。她幾乎不談論自己的父母，也不了解那個丑聞有多嚴重。直到某一天，她在看 BBC 的紀錄片時，才意識到事情遠比她想象的重大——很多像她父親那樣的血友病患者，曾因污染的 Factor VIII 喪命。

這成為轉折點：Lauren 決定不能再沉默。她開始為自己、為父母、也為其他受害家庭發聲。

她翻出了母親 Barbara 生前寫給議員和公眾人物的信，信中母親表達了對正義和公眾關注的渴望。即使隨著調查深入和公眾壓力增長，英國政府推出了某種賠償機制，Lauren 卻發現自己不在某些方案范圍內。

她在媒體中痛陳：賠償并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責任認定才是關鍵。她說：“沒有了父母，我從小到大都沒有穩定的支持——沒有人顧著我上大學、沒有人幫我存首付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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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的聲音，也代表了許多像她一樣因丑聞失去父母、又沒有得到充分承認的孩子。她持續參與公開聽證、媒體呼吁，成為該丑聞中非常具代表性的受害者之一。

在公開聽證會上，她曾表示：“這是可以避免的災難，但從一開始人們就努力掩蓋真相。” 她也曾在議會相關討論中發聲。根據上議院 (Lords) 的記錄，她寫郵件表達自己對賠償方案不滿：“我父母的生命沒有被真正承認。”

多家媒體報道她的遭遇，強調政府賠償方案對有些“遺屬”的覆蓋仍有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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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的故事是英國“血液污染丑聞”中極具象征意義的一環：她不僅是受害者子女，更是歷史不公的見證者。她對賠償制度、公正認定的持續呼吁，推動了公眾與政府對“責任”和“承認”層面的反思。

對她而言，這場戰斗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那些無聲去世、無人記得的父母——以及所有因此丟失家庭、丟失未來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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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真相：一份壓了幾十年的報告

2017年，英國政府決定對這起涵蓋數十年的醫療災難展開正式調查；經歷多年取證、聽證與法律程序后，2024年5月，由 Sir Brian Langstaff 主導的“感染血液調查（Infected Blood Inquiry）”最終發布長達2,527頁的報告。

約 30,000 人感染艾滋或丙型肝炎；已因相關疾病死亡至少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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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明確指出：這是一次“由上至下的道德失敗”，衛生系統、血友病中心乃至歷屆政府存在拖延、隱瞞、銷毀和誤導公眾的行為；關鍵文件被毀，風險警告被忽略，向病人告知感染風險和盡早篩查的機會被錯過或延后。

首相在下議院公開道歉，稱之為“英國國家的恥辱”，并承諾將設立巨額賠償方案。

為什么一連串看似“醫療安全”的決策會變成災難？調查報告與歷史記錄揭示了幾個關鍵機制：

在70—80年代，為了滿足患者對血制品的巨大需求，NHS 選擇依賴進口、集中采購與高劑量制備，而非迅速建立本土安全而昂貴的替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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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血友病中心主任、衛生部門逐步形成一種“防御式醫療治理”——不主動披露可能引起恐慌或官司的信息，調查發現，多個時期的官方陳述含有誤導性或不完整信息；更嚴重的是，部分內部紀要與備忘被發現已遭銷毀，削弱了追責的可能性。

多任政府在面對賠償訴求時，多以“醫學當時無法得知”“補償成本過高”為由回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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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英國早在1981年就意識到進口血制品潛在風險，但系統化篩查與熱處理等安全措施直到 1985 年甚至更晚才被逐步實施，全面篩查更是到1991年才開始生效——在這期間，已經有大量患者被暴露在風險中。

調查認定，這并非單純的技術滯后，而是決策延緩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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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血漿“富國”與有償采集

追問“誰在賣血？”就會看到一個由市場邏輯、監管差異與貧富不平等構成的全球體系。

美國是全球最大、以有償供血為主的來源國。多個學術與調查報告顯示，美國貢獻了全球近70%（不同年份統計在 64%—74% 區間） 的來源性血漿（source plasma），并由幾家大型制藥公司（如 CSL、Grifols、Takeda、大型合同制造商等）主導市場。

美國允許并規范有償采集：在法規與實踐中，來源性血漿捐獻者可以每周捐獻至多兩次（FDA 指導），這創造了以“現金收益”為導向的采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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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新聞與研究揭示，美國邊境地區、貧困社區與監獄，是采集密集區。ProPublica 與德國媒體的聯合調查指出：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邊境短期簽證持有者被吸引跨境賣血，血站以獎金、拉新獎勵和廣告進行招募；一些血站在貧困社區設點，成為居民可觀的“補充收入”來源；監獄中的供血問題（例如阿肯色監獄的“Factor 8”紀錄片揭露）更將高風險供血者納入產業鏈，從而造成“風險外溢”。

此外，少數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采集中心與血漿加工、制劑生產。市場集中帶來效率，但也放大了任何供給側問題：一處環節的“放水”或監管漏洞，能迅速影響國際供應鏈。不同國家對有償獻血的法律與監管差異，為跨境“洗血”或轉運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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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8：阿肯色監獄獻血丑聞”等紀錄片與系列報道，揭露了在美國境內的采集環節存在的問題：有償采集刺激部分群體高頻次獻血、部分供血源被隱瞞/偽造、對高風險供體的篩查與追溯存在漏洞。

多起跨國訴訟和庭外和解也顯示，美國某些制藥公司曾以和解形式處理索賠，未必在公共層面徹底說明事實。ProPublica 的調查還指出：為追求低成本供給，公司在邊境招募并利用短期簽證勞動力，形成一種“新型移動血庫”。這些做法，既反映市場動力，也暴露了監管如何在商業與公共利益之間被拉扯。

英國政府承諾將為受害者支付可能高達 100 億英鎊（或更多）的賠償，并設立專項方案處理索賠與補償細節。

受害者們的淚水與怒吼，提醒我們：當生命被計價、當脆弱成為“可循環資源”、當權力選擇沉默以自保，最昂貴的代價終將由普通人承擔。

賠償與道歉只是開始，更重要的是重建制度的透明與問責，重塑一個不會再次把人當作商品的醫療體系。否則，這份遲來的正義，只會變成另一個注腳，而真正的教訓仍未被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