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城瓜分10萬億轉移支付，重慶2500億居首，南京倒貼180億

當高達10.34萬億元的轉移支付預算落地，從36個重點城市的分配清單來看，重慶以2491.65億排名第一，南京收下254.73億，卻要上解434.45億，倒貼近180億。

轉移支付的多少，與城市的貧富，并沒有直接的關聯，而是與戰略使命密切相關。那些拿到高額轉移支付資金的城市，其實是接過了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任。

直轄市的戰略溢價，不是錢多了，是責任更重了。

在36城的轉移支付排行榜上，4大直轄市排在了最前列。2024年，重慶以2491.65億位居第一，北京、上海緊隨其后，分別拿到1834.31億和1188億，直轄市里排名最末的天津，883.62億的規模也遠超絕大多數省會城市。

上海、北京這樣的經濟高地，為何還要拿這么多的轉移支付？

以重慶為例，作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扛起了西部經濟引擎的重任，還要承擔三峽移民安置、武陵山區脫貧等使命。2024年重慶市級對區縣的轉移支付為1783億元，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1409億，相當于頂層設計給到重慶的資金，很大一部分都分給了下轄的貧困區縣。

再看上海，2024年給上海的轉移支付決算數，比預算多了354.2億，額外資金主要投向基建投資和節能減排，這背后是長三角一體化的戰略要求，上海要用財政杠桿，撬動區域協同發展。

直轄市的轉移支付帶有乘數效應。2025年財政政策報告強調，轉移支付是“強化國家重大戰略財力保障的重要工具”，直轄市拿到的資金相當于戰略溢價，都轉化為了區域發展的紅利。

比如，北京拿到的1800多億中，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了科技創新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以期帶動整個華北地區的產業升級。天津的883億重點支撐濱海新區建設，夯實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支點。

強省會的轉移支付，有的拿了保底錢，有的拿了激勵金。

轉移支付究竟作何作用？既要兜住基本的財力底線，也要激勵經濟發展的活力。

直轄市之下，7個拿了超500億轉移支付的城市里，哈爾濱、武漢、長春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較高，2024年分別達到620.5億、509.56億和467.25億，占各自轉移支付總量的77%、64%和84%，這些資金有保底屬性，主要用來保障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比如武漢的預算調整，2024年一般性轉移支付預算314.1億，最終決算509.56億，差額近200億，來自頂層設計和省里對社保、產業的追加支持。作為中部強省會，武漢要承載千萬人口的公共服務，要帶動湖北乃至中部地區的發展，基本財力的足額保障是重要前提。而哈爾濱和長春，有著老工業基地轉型的壓力，一般性轉移支付成為穩定地方財政、保障民生的“壓艙石”。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廣州，2024年296.7億的稅收返還，占轉移支付總量的47%。經濟發達地區貢獻的稅收多，返還額度自然更高一些。2025年廣州推出跨境電商離境即退稅政策，進一步激活了外貿活力，預計每年可為企業釋放百億級現金流，而這部分新增稅收帶來的返還，又將形成發展-貢獻-返還-再發展的良性循環。

中西部強省會拿到的轉移支付金額，多集中在300億至400億的梯隊。成都、鄭州、西安等城市，轉移支付規模雖不及直轄市，但專項轉移支付占比逐年提高。西安的573.25億中，有相當一部分投向中歐班列樞紐建設和先進制造業。合肥的540.37億，重點支持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資金精準服務于強省會戰略下的產業升級需求。

發達城市的反向貢獻，南京的“倒貼”，不是例外。

在城市轉移支付清單中，南京的情況頗為有代表性。2024年南京僅獲得254.73億轉移支付，排在36城的第32位，而上解上級的支出高達434.45億，凈流出近180億。這種反向貢獻，是區域發展平衡的必然結果。

作為經濟大省江蘇的省會，南京自身經濟實力雄厚，2025年出臺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辦法顯示，南京更傾向于通過資本金注入等方式，自主支持產業強市，而非依賴上級的轉移支付。江蘇是財政凈上繳省份，南京承擔了更多的上解責任，這些資金最終通過轉移支付，流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有力支持“東部輸血、全國受益”的格局。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杭州、蘇州等城市。杭州2024年564.69億轉移支付中，專項轉移支付占比不斷提高，主要用于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其自身的財政收入，更多用于省內統籌，支持相對欠發達的地區。

轉移支付的初心，本就不是讓所有城市“一碗水端平”，而是通過資金的跨區域流動，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頂層設計已下達轉移支付9.29萬億元，其中民族地區轉移支付1196億元、邊境地區轉移支付336.8億元，這些資金大多來自東部發達地區的財政貢獻。南京的“倒貼”，其實是在為全國發展大局做支持，這種區域間的互助共濟，正是我國財政體制的優勢所在。

2025年新趨勢，轉移支付向戰略性加速轉型。

2025年頂層設計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達到10.34萬億，同比增長8.4%，資金分配正從被動兜底向主動賦能轉變，更加聚焦國家重大戰略和高質量發展。

從結構上看，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持續提高。2025年重慶市級對區縣的一般性轉移支付達1542億，占市級轉移支付的94.3%，這種財力下沉的趨勢，讓地方基層有更多自主空間保障民生和基本運轉。

目前來看，專項轉移支付更加精準了，頂層設計下達的45億元支持兩批重點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420億元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資金，都體現了資金跟著戰略走的導向。

從區域層面來看，戰略支點城市獲得了更多的傾斜。2025年重慶頂層設計轉移支付預算為2096.28億，北京是1282.17億，雖然較2024年決算有所調整，但都保持了高位，這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重大戰略深度綁定。

同時，老區、民族地區、邊境地區的轉移支付持續增加，2025年老區轉移支付255.4億元，這些資金將保障特殊地區的持續發展。

面向未來，轉移支付不是旱澇保收，而是與城市的發展質量、民生改善、債務管控等指標掛鉤，那些能高效使用資金、帶動區域發展的城市，將獲得更多支持。

轉移支付資金以更精準的方式，分配到了最需要的地方，兜住基層“三保”的底線，也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動力，支持直轄市和強省會發揮引擎作用，也保障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不掉隊。

這不是追求絕對的平均，而是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讓每個城市，都能在國家戰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