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5日,北京西直門車站的夜風仍帶著料峭寒意。一個花白頭發的老人被南京軍區派來的聯絡員攙扶著走下硬座車廂,他叫鮑君甫。就在十幾分鐘前,陳賡讓警衛連打來電話:“老朋友到了,務必接穩。”
從南京到北京不過一夜,可鮑君甫心里七上八下。兩年前,他還在下關路口擺煙攤。1954年秋,他鼓足勇氣寫信給陳賡,信紙很薄,字卻顫抖——生活確實難,三個孩子讀書,全靠一點零散稿費。短短兩頁,沒有一句埋怨,只求“得一碗熱湯”。信寄出不到十天,陳賡的回信就到了:“我曾托南京公安局照顧您,具體困難再告。”這一句,把老人支撐到今天。
拉回到1928年5月,上海霞飛路一家咖啡館里,鮑君甫與陳賡第一次握手。那時他化名楊登瀛,表面是中統駐滬特派員,暗地卻給中央特科遞情報。陳賡開門見山:“敵人密網扎得緊,你愿不愿扯開一個口子?”鮑君甫端起冷咖啡,輕聲答:“只要救得了人,這碗咖啡算交押金。”簡短一句,決定了他此后三年的危險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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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租界巡捕房、淞滬警備司令部、英捕房等處,頻頻出現鮑君甫的身影。他向中統遞上一份無關緊要的“勝利戰報”,又悄悄將真正情報塞進陳賡隨身的皮手套。1930年那場針對周恩來的誘捕行動,正因鮑君甫一句“務必設法確保周恩來的人身安全”,才讓中央提前布置,黃第洪就此被清除。有人說這只是驚險小說,檔案卻一頁頁寫著事實。
1931年,顧順章叛變。鮑君甫被捕,南京憲兵司令部夜里燈火通明,刑訊時有人吼:“說還是不說?”他一聲不吭,只冷笑。半年后,張道藩活動使他出獄。最灰暗的日子里,他只記得陳賡臨別那句:“以后共產黨要得天下,絕不會忘記你。”
抗戰爆發,他被任命為南京反省院副院長,卻已心灰意懶。1949年春,解放軍進城,他沒跑,只把公函丟進下水道,轉身去擺攤。鎮反登記開始,他自認曾立過功而未報,結果還是被捕。法庭準備重判,他沖著審判長說出陳賡的名字。此舉并非豪賭,而是相信那句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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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陳賡從朝鮮戰場寄來的親筆信抵達南京,“鮑與我黨關系確實存在,貢獻頗大。仍以注意、管制為好。”法院態度立即改變,最終改判管制一年。對外人看來,他逃過一劫;對他而言,這只是昔日承諾兌現的第一步。
管制期滿,生活依舊困頓。陳養山已任司法部副部長,得知情況又去信南京公安局,“鮑君甫當年服務隱蔽戰線,理應協助。”補助款很快批下,卻因手續復雜拖到1954年才發到他手中。于是那封求助信被寄往北京。
再說回1956年的北京。鮑君甫在協和醫院裝了整口假牙,換上呢子軍大衣,照相時還欠好意思地笑——幾十年來第一次吃硬花生米沒磕牙。隨后,他在工作人員陪同下游故宮,看軍事博物館。離別那天,陳賡拍拍他的肩膀:“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老人只回答四個字:“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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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南京公安局固定給鮑君甫每月補貼一百五十元。陳賡每次過江東去南京,都要順道坐一會兒,聊不了大事,只問菜價、問孫子識字沒。1961年秋,陳賡在上海病重彌留,身邊人聽見他輕輕提到鮑君甫的名字。那年冬天,鮑君甫在南京的冷巷里點了一柱香,拄杖站了一小時。
1969年12月,68歲的鮑君甫病逝。臨終前,他叮囑子女:“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只做過自己該做的事。”周恩來獲悉后立即批示:“其家屬生活要顧。”簡單一句,延續了舊情。
二十世紀中國的隱蔽戰線曲折復雜,檔案上的數字冰冷,卻掩不住人情溫度。鮑君甫既不是典型烈士,也談不上完美無瑕,他的抉擇更多來自樸素善念。陳賡、陳養山乃至周恩來對他的關注,同樣源于一句話——答應過的,就要做到。凡此種種,正構成了那段歷史中最不顯眼卻最有力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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