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北京的吊燈劇烈搖晃,李先念被震醒后急忙披衣出門。唐山地震的消息像冷水一樣兜頭潑下,他顧不上心臟隱隱作痛,直奔國務院臨時會議廳。救人要緊,但他腦子里同時蹦出另一件事:在這動蕩的時刻,留在北京的意義遠不止抗震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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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里燈火通明,華國鋒、陳錫聯等人已經趕到。匯報結束后,眾人散去,李先念被華國鋒叫住。兩人無聲對視幾秒,彼此心照不宣——對付“四人幫”的時刻越來越近,只是時機、方式仍需推敲。就在這間掛滿裂痕的屋子里,他們再次確認:必須留在北京,不能走。
時間往回撥一年。七五年十二月,接連兩份“請外出療養”的醫院報告擺到毛澤東案頭。一份寫著“李先念”,一份寫著“葉劍英”。建議都被批準,可兩位當事人誰也沒動身。病是實情,但局勢更要緊。李先念悄悄給葉劍英打電話,言簡意賅:不走、不見、少通話。電話那頭只回了一聲“好”。自此,“約法三章”成了兩位元帥與副總理之間的默契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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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照面并非生分,而是種自保。那段時間,“四人幫”盯得緊,誰去誰來都可能被做文章。李先念心里門兒清:只要自己和葉帥留在京城,再配合已獲毛澤東信任的華國鋒,就能為將來反制留下一枚關鍵砝碼。于是,病房成了他的“指揮所”,文件往來、外賓接待照舊,只是刻意保持低調。
周恩來逝世后,“四人幫”動手更狠。李先念硬撐著跑去全國計劃會議,提國民經濟、提抓生產,實則給沉悶的政治空氣塞進一口活氧。“四人幫”想找茬,卻拿不出把柄。李先念面上是病休,暗里卻在各線串聯:和陳錫聯北海偶遇閑聊、與華國鋒碰頭商議、探望朱德借機摸底。每一步都在積蓄力量。
九月九日凌晨,毛澤東逝世。守靈期間,政治局氣壓低得嚇人。江青言辭凌厲,王洪文陰晴不定,連走廊都透著燥熱。一次短暫的休息間隙,陳錫聯擠到廁所門口低聲問李先念:“怎么辦?”李先念只吐出兩個字:“等等。”看似拖延,實則等華國鋒最后的決心。
九月十一日,華國鋒借“體檢”走進李先念辦公室。門關上,他直截了當:“現在不能再拖,你同意代表我去見葉帥嗎?”李先念點頭:“可以,但得快。”華國鋒起身離去,前后不到十分鐘。短促,卻足夠。
三天后,李先念讓司機把車開往香山。車到山腳,他才通知警衛:去見葉帥。葉劍英得知來訪,心里一緊。客廳落座后,他直問:“你是奉命公事,還是老交情來看我?”一句話,點破尷尬,更顯警惕。李先念笑答:“都算。”隨即擰開收音機,把音量調到最大。
噪聲掩住交談,兩位老將改用紙筆。短句、勾線、再燒毀。李先念寫:“斗爭不可避免。”葉劍英回:“你死我活。”又問:“陳錫聯可信?”李先念畫圈,添上“完全可靠”。默契達成,剩下的只是執行。
李先念離開香山,當晚便在保密電話里向華國鋒匯報。三人約定:會議廳隨時碰頭,每晚用明白話通電話。與此同時,汪東興負責穩住中南海警衛,確保突然行動能一擊即中。
十月初,聯絡、部署、名單、口令一件件敲定。表面上是例行政務,暗地里卻兵分幾路。有人盯著廣播總臺,有人守著中央警衛局,更有人計算“四人幫”出入鐘點。六日清晨,北京一切如常,午后風向卻變。傍晚,王張江姚被隔離審查,行動干凈利落。
粉碎“四人幫”后,李先念才真正回到病榻。政治壓力驟減,心臟反倒不再頻繁報警。有意思的是,那個“約法三章”從未正式解除,可它的歷史使命已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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