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張學良囑托王冀幫忙：希望楊尚昆或鄧小平能寫一封邀請函

1990年11月的臺北陰雨不斷，一輛老舊黑色克萊斯勒緩緩駛?cè)胧苛滞怆p溪。車門打開，九十歲的張學良借著拐杖走向客廳，他剛剛獲得全面自由，卻顯得心事重重。

暮色里，張學良摸出一本褪色的筆記本，封面上寫著“回家”二字。這兩個字，他已默念半個世紀。自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他和故土之間，被一條越來越寬的海峽隔斷。如今人身自由歸來，時間卻仿佛更緊迫——他知曉自己的身體狀況。

第二天清晨，張學良拿起電話，撥向萬里之外的華盛頓。他對王冀只說了一句：“老弟，速來，有急事。”王冀放下聽筒時，已猜到八成。張、王兩家交情深厚，王冀的父親王樹常早年在奉天便隨張作霖左右，張學良一直視王冀為晚輩又當謀士。

四十八小時后，王冀抵達臺北。客廳里，張學良攤開地圖，手掌微抖地指向北京與沈陽，聲音壓得很低：“我要回去，但必須拿到一封邀請函，最好是小平或尚昆同志署名。”不到三十字，卻重若千鈞。

王冀?jīng)]有立即回答，他清楚對岸的政治氣候已大為轉(zhuǎn)變。1987年臺灣宣布“解嚴”，但老將軍要赴大陸，終究繞不開重重關卡。張學良選擇先尋求大陸邀請，暗示出他的策略：先拿誠意，后談放行。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此時并不急于與臺北當局攤牌。他對王冀說：“等信來了，我自會給他們看；沒憑據(jù)，只是口頭稟報，徒增阻力。”短短一句，透出多年被軟禁練出的審慎。

王冀離臺北后直飛北京。時值1991年元旦前夕，首都空氣里透著寒意，他在中信辦安排下，同相關部門數(shù)次會面。大陸方面態(tài)度明確：歡迎張學良隨時探親，并愿意提供政治上的體面。過程中，一份草擬的邀請函在部委里幾經(jīng)潤色，落款人空著——留下給最高層定奪。

此刻的沈陽，也在悄悄做準備。遼寧省檔案館緊急調(diào)出張氏舊照，大帥府修葺工程提前收尾，地方干部交頭接耳：老帥真要回來了？一種復雜的期待在民間蔓延。

王冀完成初步溝通后赴舊金山，同在那里養(yǎng)病的張學良碰面。聽完匯報，張學良按捺不住，掐指細算路線：先北京兩日，再沈陽兩日。“四天必須夠。”他說得斬釘截鐵，像在部署一次久違的行軍。

遺憾的是，臺北風向并未如他所料順暢。消息被提前走漏，行政部門通知張學良前往“談話”。桌面上擺著那封尚未簽發(fā)、卻已讓當局警覺的邀請草函。負責官員語氣平靜：“將軍，可否解釋？”張學良沉默良久，僅輕聲回了一句：“我仍是中國人，回家有何過？”這句簡短對話，后來成了里外雙方津津樂道的“士林問答”。

由于立場敏感，計劃隨之擱淺。北京等待最終回音，電報往返多次，終未換來許可。時任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呂正操奉命赴美探望張學良，兩位西安事變舊識在曼哈頓銀行高層辦公室相握良久。呂正操遞上鄧穎超的親筆信——毛筆小楷，言語誠懇，句句提及老友之情。張學良湊近紙面仔細辨認，他的眼睛早已患疾，卻堅持不用放大鏡。

信讀完，他長嘆一聲，對呂正操說：“此情此景，銘心刻骨。”隨后提筆回函，只寫十五個字：“云天翹首，機緣一到，必踏故土。”紙短情長，仍不失軍人利落。

1992年海基會與海協(xié)會在香港首次會談，學界看作兩岸破冰重要一步。外界揣測張學良或許借此圓夢，但隨李登輝對兩岸定位的表述愈發(fā)保守，老帥的通行證再次擱在抽屜里。此后數(shù)年，他先后往返夏威夷、加州等地療養(yǎng)，始終帶著那份邀請草函，卻再沒機會遞交。

2001年10月15日凌晨，夏威夷檀香山的醫(yī)院燈光微弱，張學良心率突然下降。醫(yī)生搶救時，床頭柜上依舊擺著那本寫著“回家”的筆記本。幾個小時后，他停止呼吸，享年一百零一歲。筆記本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寫著三個字：未終局。

身后事簡單。按照遺愿，他不留骨灰，墓地也選在檀香山。當?shù)孛襟w報道時，用“永遠的張漢卿”稱他。大陸官方悼念電文只一句：“張學良先生，民族功臣。”

2004年張閭琳返沈，代父親為張作霖墓獻花。此后張氏后人陸續(xù)回鄉(xiāng)祭祖，大帥府里寫下“學良魂歸”留言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社會學者解讀，這既是家族記憶的延續(xù)，也是民間對抗日歷史的重新認知。

環(huán)顧兩岸，這封未寄出的邀請函依舊被學者反復提起。它像一枚被擱置的郵票，凝固了1991年的可能性。有人說張學良若真能回到沈陽，也許會對當時的兩岸氛圍產(chǎn)生微妙影響；也有人認為歷史沒有假設，老帥一生的選擇，最終沉淀為一種象征——執(zhí)念未必帶來結(jié)果，卻讓人看見初心的重量。

張學良留下的，是半生求自由的堅持，也是對東北那片黑土地不變的牽掛。邀請函寫沒寫成，終究只是一紙文書；而“回家”二字，是他在漫長幽禁與漂泊中，反復書寫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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