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辦取決于怎么看——年終經濟漫談之一 || 大視野

還有一個月，2025年就要結束，“十五五”就要開始。

最近參加了一些展望“十五五”的研討會，也去看了一些企業，和不少企業家、投資人做了交流。從本期“大視野”開始，我會把和經濟、產業相關的一些新思考和大家分享，也算是我的年終經濟觀察。

從斜杠增長到L型增長與K型分化

我走上新聞工作崗位是1990年，從那時到現在經歷了7個五年。

1991年到1995年，是中國的第八個五年計劃。當時還叫“計劃”，從“十一五”（2006-2010）開始改稱“規劃”。

“八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那五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為11%左右。當時我在廣東工作，經歷過那個高歌猛進的時代，“八五”期間廣東的國民經濟年均增長高達19.62%，1992、1993年更攀上了22.1%和23%的歷史最高點。

對那種向著斜上方快速增長的方式，很多人潛意識里或多或少都有懷念。房地產是斜杠增長的典型，有過幾輪高增長，每一次都是靠高杠桿和更高的預期，驅動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地價房價一年一個新高。直到難以為繼。

2016年，“十三五”開局之年，《人民日報》在5月9日刊登了對權威人士的訪問，指出中國經濟不會呈現U型或V型反彈，而是將維持L型走勢。權威人士強調，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當時不少機構解讀說，L型意味著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后，將在某一增速水平上保持平穩運行。中國經濟增速從兩位數回到個位數，從高個位數回到中個位數乃至中低個位數，是一個長期趨勢。

“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進入了5%的區間，但仍遠超世界平均增速3%的區間。

從“八五”末到“十四五”末，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占比從不到2.5%提升到接近17%，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8.1平方米提升到40平方米以上。2020年到2024年，中國人均GDP從10632美元提升到13445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前列。

也就是說，給定目前的增速，中國在全球增長中仍是優等生、領跑者。我們的L型曲線和日本失落20年的水平線完全不同，日本是長期幾乎不增長，我們是穩定在一個和過去相比較低的增速上，而這一增速放在全球并不慢。

回顧歷史，1995年時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29%，2024年為67%，30年足足增長了38個百分點。今后，城鎮化不可能再有這么強的增長周期。

我們還看到，我們的人口增速已經下來了。“八五”期間的成就之一是“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90年的14.39‰降到1995年的10.55‰”。“十四五”期間人口開始負增長，2021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2022年為-0.60‰，2023年為-1.48‰，2024年為-0.99‰。

L型增長是必然的。與L型增長相伴隨的則是K型分化。總體是L型，但有些產業、企業，尤其是與新質生產力相關的，還在斜杠增長，成為K型向上的部分。也有很多產業、企業維持現狀，甚至向下調整。向下的部分，要么轉型，要么出清。

L型趨勢加上K型的結構性分化，是我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基本判斷。

對約束條件要有清醒認知

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十五五”。

“十五五”“十六五”這10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指標是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綜合多個部門的研判，這個水平應在2萬美元以上。

新華社近日發文指出，按照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變價）的遠景目標倒算，考慮總人口預計到2035年將年均減少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GDP需要年均增長4.17%。

文章稱，統籌考慮要素供給、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各項條件，未來10年我國GDP潛在增速完全有條件支撐年均4.17%的增長。

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按照人均水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5%、4%的增速，對中國來說應該是一種合意的增速。

但我注意到，很多人包括不少經歷了改革開放全過程的經濟學家，對增長都有更高期許，主張增長是硬道理，主張政府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和赤字水平。言外之意，對目前的增速并不滿意。

他們的觀點值得重視。特別是考慮到現在經濟中有一個突出問題，即生產端PPI和消費端CPI均持續低位運行，GDP平減指數連續多個季度處于負值區間，導致居民對經濟的體感偏冷。如果不能打破這種“負向循環”，幫助修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改善居民的現金流量表，其信心就很難真正恢復。

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必然依賴于內部與外部的具體條件，尊重客觀規律是正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今天中國面臨的內外部發展條件，都不再支持過去那樣的粗放式、外延式投資拉動的高增長模式。

我通讀了“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規劃建議。從外部條件看，“十三五”規劃建議的提法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十四五”的提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十五五”的提法是，“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顯然，我們面臨的外部條件，約束面是在增加的。

從內部看，我國的基本面、優勢面依然很強，很有韌性，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在這部分內容中，和“十四五”規劃建議相比，“十五五”增加了“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存在卡點堵點”“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壓力較大”等新提法。

顯然，我們的內部條件中，也有新的約束壓力。

在我看來，這些制約條件，加上前面提到的城鎮化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因素，決定了未來10年中國經濟保持在5%上下增速，是較為合理的。

站在全球角度看制約

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視野和更長的時間來看，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制約其實來自全球。一句話，世界就這么大，這就是制約。

把中國增長放在全球來看，有如下幾個突出特征：

首先，過去幾十年，中國是全世界極為罕見的，上上下下都在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國家。“十五五”規劃中仍然明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種勁頭和一致性，決定了我們一定會比別的任何地方跑得都快，增長期都長。

但是增長到一定階段，隨著安全、環保、共同富裕等更多主題的展開，不可能再增速至上。經濟體量發展到一定地步，慢下來也很自然。

其次，過去幾十年，中國也是世界極為罕見的，把“未來之力”更多地用到今天促進增長的國家。這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持續的大規模土地出讓，以及以土地為質押向銀行貸款，相當于把未來幾十年的“錢”提前拿出來，搞基礎建設，搞環境營造，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

特朗普早在2017年、2018年就多次表示，美國的基礎設施過于陳舊，如同第三世界國家。去年8月13日他在和馬斯克的一對一對話直播中，對中國高鐵又是一頓猛夸，用了兩個“unbelievable”，說“沒有任何缺點”，最后說“美國沒有任何類似的東西”。

中國的這些“unbelievable”不可能從天而降，是拿著“未來錢”實實在在干出來的。但這也有一個限度，因為“未來錢”的本質是債務，而假如一個城市的債務增速已經幾倍于經濟增速，這種增長不可維持，因為連利息支付都會越來越難。坦率說，這樣的城市在中國不是少數。就算它們還能繼續擴張債務，形成資產，但有有效需求和現金流嗎？

第三，我們知道GDP代表的是經濟產出，有產出就一定需要消費端去匹配。中國產出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外貿出口，滿足世界的需求。而我們又知道，過去幾十年全世界的發展都沒有中國快，這就造成從全球需求增長的角度，是跟不上以制造業為經濟主體的中國的產能提升速度的。

這些年，外部環境變亂交織，對于中國的出口，有的地方在壓，有的地方在堵，有的地方在怕。然而，中國出口還是在增長。去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為9922億美元，今年前十個月為9648億美元，充分證明了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在有些方面用“碾壓式”來形容并不過分。

但是，當我們到了如此的體量和優勢，而外部的需求跟不上，那我們也會遇到增長的制約，和外部的摩擦也會增多。你沒有做錯什么，就是太快了，太大了，太強了。為什么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搞“一帶一路”？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世界發展不起來，中國要下好全球這盤棋，也難。

最后還有一個制約因素，就是工業化、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能力的增速，遠遠高于勞動者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的速度。對我們這樣的制造業第一大國來說，也會構成制約。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提出，由于資本回報率總是傾向于高于經濟增長率，所以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現象。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

生產能力的增速和勞動報酬與消費支出的關系，也有類似規律。機器可以24小時不停生產，越來越先進，效率越來越高，但勞動者的收入增速很慢，其工作甚至可能被機器、AI替代。人的消費也有限度，不可能同時睡兩張床，一天吃五頓飯。

總結來說，過去幾十年我們已經用了不能再大的力氣搞經濟，搞建設，搞制造業，而世界就這么大，我們產出了這么多，必然遇到約束。所以會有內卷和外卷。即使企業的產能很先進，但過剩也會生災，日子也不好過。

認知并理解這些深層次的制約，真正認同從資產負債表擴張到生產性創新的大邏輯，我們才能有平常心，并加快轉型。不是我們不努力，干得不好，而是過去那條路太早就干到了天花板。

難不是錯誤，是邁向未來的必經路

2022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行行都在卷，處處都作難，人人都在熬，但彼此無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堅持干、創新干、團結起來一起干。

肯定是難的，苦的，不容易的。問題在于，這種難，這種苦，這種不容易，換來的是什么？是不是更值得追求的價值？

我看到的是，中國制造和中國科創的全球競爭力，一步步在提高，全方位在提高。我們有“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立地頂天，水滴石穿”的產業體系，各種創新此起彼伏不斷涌現。這是在今天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更重要、更堅實的立國之本。

當然，也有不少難，并非內外部條件制約所致，而帶有人為因素，是各種不作為、亂作為、欺上瞞下的結果。這是亟待校正和改變的。

在最近和企業家、投資者的溝通中，我經常說這樣兩個觀點。

1. 我們難，別人更難。

近年來為了調研中企出海，我去過二三十個國家。可以說，哪里都難，各有各難。2000年我在洛杉磯做過一年訪問學者，今年9月去，城市的變化很小，但氣味變化不小，一是空氣沒有25年前好，因為車子更多了；二是一些地方的大麻味很濃。

相比而言，在經濟增速、社會治安、公共服務的及時性和普惠性等方面，中國的表現已不亞于很多發達國家。比起外面的世界，我們不少的難，其實算不上難。

2. 難未必是錯，關鍵要看，是不是在做難而正確的事

很多市場主體都覺得，現在付出比過去兩倍的勁，收成還比過去少，所以說經濟不好。

這主要是因為，過去基礎薄，基數低，賺錢相對容易，加上處于資產負債表大擴張的周期，easy money很多。就像大海里浮力強，怎么著都不容易沉下去。但這并不等于企業的泳技都很高，經濟很健康、可持續。

而現在，在“L型+內卷”階段，浮力弱了，競爭加劇了，當然要付出更大努力才能劈波斬浪。寧德時代夠牛了，我去過，對他們要把電池做到十億分之一缺陷率而打造的極限制造體系有所了解，但我看曾毓群在2025世界儲能大會致辭時指出，當前行業面臨五方面挑戰，一是安全隱患突出，二是價格競爭激烈，三是產品參數虛標嚴重，四是技術同質化顯現，五是行業無序擴張。雖然他們的能力一直在提升，但置身產業大環境之中，也覺得難。

過去很多房地產商的產品，有不少缺陷，賣得很好，賺錢很多。現在，即使是產品無缺陷的優秀制造業企業，也沒有哪個覺得輕松的。那到底哪個時代對中國經濟的長治久安更好呢？

我們經常說，要做難而正確的事。如果方向正確，難，就有價值。難，也自有一份欣慰在其中。畢竟，天道酬勤，有因總有果。

所以，難未必是錯，可能也是邁向未來的必經路。把難想得更充分一些，才有韌性去直面挑戰。這么難，我們不屈不撓，堅韌不拔，一定是能過去的。一定會有新天。

也有不少難，通過體制改革、法治建設和營商環境改善，就能解決；而市場主體的切身之難，更應主動關心和幫助。這方面一定要有緊迫感。因為如果困難面在擴大，終端需求就會繼續減弱，就算在做正確的事，正確的成果也可能因為缺乏終端的有力支持，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有一位軍事理論家，叫蔣百里。1937年，他出版了一本書《國防論》，扉頁上寫著——“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我們絕不可回避問題，但也一定要相信，是有辦法的。

下周接著談。

No.6649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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