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復活軍國主義？中俄聯手亮劍，高市向特朗普求救卻被晾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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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然將臺海問題與本國“存亡”綁定，暗示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距臺灣僅110公里的與那國島導彈部署同步推進，43萬億日元五年防衛預算創下歷史新高。

這一系列突破戰后秩序的舉動，究竟是日本重塑地區地位的戰略豪賭，還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危險信號？面對俄羅斯的強硬反制與美國的曖昧態度，日本的激進路線終將引向何方？

突破戰后底線的全方位擴張

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并非孤立行動，而是涵蓋言論、軍事、核政策與歷史認知的系統性冒險。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拋出驚人言論，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將臺海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強行掛鉤，創下戰后三個“首次”：首次將“臺灣有事”與集體自衛權綁定、首次公然表態武力介入臺海、首次對地區局勢發出直接武力威脅。

其核心訴求直指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謀求覆蓋遠程打擊能力，為軍事擴張尋找法理依據。

軍事層面的突破更為直白，11月23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視察與那國島并宣布部署中程導彈，明確將其作為應對“臺灣有事”的“西南轉向”核心支點。

43萬億日元的五年防衛預算（2025財年單年達8.7萬億日元）被精準分配：9390億日元用于采購12式反艦導彈、“戰斧”巡航導彈等遠程武器，2832億日元打造衛星星座提升導彈探測能力，3148億日元建造12艘新型最上級護衛艦，同時采購MQ-9B無人機、推進下一代戰斗機聯合研發，全方位強化進攻性戰力。

更具突破性的是，日本打破戰后武器出口禁令，首次對美返銷“愛國者”導彈，軍事產業鏈的擴張意圖明顯。

核政策與歷史認知的轉向同樣危險，高市早苗政府正探討修改“無核三原則”，計劃刪除“不引進”條款，為美軍核武器進駐日本鋪路，甚至討論引進核潛艇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頻繁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淡化戰爭責任、拒絕反省殖民歷史等行為，持續為軍國主義“招魂”，徹底背離了戰后和平發展的承諾。

這種“軍事擴張+核政策松動+歷史修正”的三位一體操作，將日本推向了地區安全的對立面。

戰略協同下的強硬施壓

面對日本的激進舉動，俄羅斯率先亮出反制底牌，形成多層次、高強度的壓力攻勢。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10天內三次公開亮劍：11月19日痛批高市早苗涉臺言論是對二戰成果的公然挑戰，警告其勿重蹈軍國主義覆轍。

20日直指西南諸島導彈部署嚴重損害地區安全；28日更是明確表態，若日本持續軍事化，俄軍將保留強硬回應權利，這種密集發聲打破了此前的外交克制，傳遞出零容忍的明確信號。

戰略協同動作更具威懾力，俄外交部在官方社交媒體發布日本投降歷史視頻，配文“我們盯著呢”，以歷史警示現實。

中俄年度戰略安全磋商提前舉行，將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列為核心議題；雙方正推進恢復因疫情中斷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計劃將巡航范圍覆蓋日本周邊，形成直接軍事威懾。

俄羅斯的反制并非單純外交表態，而是結合歷史記憶、戰略溝通與軍事威懾的系統性行動，其核心邏輯在于：作為二戰戰勝國，絕不容許戰敗國顛覆戰后國際秩序。

這種強硬姿態背后，是俄羅斯對自身遠東安全環境的戰略考量，日本在西南諸島的導彈部署、與美國的軍事捆綁，直接威脅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安全利益。

通過與相關方的戰略協同，俄羅斯既捍衛了自身利益，也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共同立場，形成了對日本的戰略牽制。

曖昧態度下的同盟困境

與俄羅斯的明確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模糊不清的曖昧態度，美日同盟的裂痕在危機中暴露無遺。

最具標志性的是特朗普的“電話外交”順序：先與相關方通話，24小時后才致電高市早苗，這種刻意安排傳遞出“地區穩定優先級高于美日同盟”的強烈信號。

通話中，特朗普直接警告高市早苗“不要在臺海問題上刺激相關方”，要求日本保持克制，與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積極介入形成鮮明反差。

美國的矛盾心態源于其復雜的戰略算盤：一方面希望日本扮演“亞洲橋頭堡”角色遏制地區影響力擴張，默許其適度擴軍；另一方面又警惕日本過度軍事化脫離控制，尤其擔心被日本的激進政策拖入直接沖突。

美國國會雖表面表態支持日本，但措辭謹慎，始終未明確承諾在沖突中“保衛日本”；特朗普政府更暗中樂見地區對抗升級，既可擴大對日軍售（已批準第二任期首筆相關軍售），又能坐收漁利消耗各方實力，這種“利用+制衡”的雙重邏輯，使得美國的“安全承諾”含金量大幅縮水。

對日本而言，美國的曖昧態度構成了致命誤判。高市早苗政府原本寄望于美日同盟作為后盾，卻忽視了美國戰略重心仍在烏克蘭和中東，不愿為日本“火中取栗”的現實，這種“靠山不穩”的困境，讓日本的軍事擴張失去了關鍵支撐，陷入“孤軍冒進”的危險境地。

懸崖邊緣的三種可能

日本的激進路線已將自身推向戰略懸崖，多重困境交織下，未來面臨三種截然不同的走向，其核心困境集中在三點：國際孤立加劇，俄羅斯的強硬反制與國際社會對軍國主義的警惕，使其外交空間持續收縮。

同盟信任動搖，美國的曖昧態度讓“安全背書”成為空談；國內隱患凸顯，旅游業受挫、民眾不滿上升，經濟與社會壓力持續累積。

第一種可能（30%概率）：懸崖勒馬，日本撤回涉臺錯誤言論，放棄西南諸島導彈部署，凍結防衛預算增長，承諾不修改“無核三原則”。

這一選擇雖能緩解國際壓力，但需付出政治失分、右翼勢力受挫、美日同盟受損的代價，是對高市早苗政府的重大考驗。

第二種可能（50%概率）：沖突有限升級，俄羅斯強化軍事威懾，聯合開展針對性軍演逼近日本周邊。

美國施壓日本部分讓步，但日本保留遠程武器研發、防衛預算增長等核心擴張計劃；地區進入“冷戰式”對抗狀態，局勢長期緊張，日本的國際形象與經濟利益持續受損。

第三種可能（20%概率）：軍事沖突風險，若日本執意完成與那國島導彈部署，或自衛隊與區域力量發生摩擦，可能觸發軍事沖突。

美國被迫在“介入”與“抽身”間艱難抉擇，局勢失控可能演變為區域性戰爭，對全球經濟與安全秩序造成重創。

歷史警鐘下的唯一出路

8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亞洲帶來深重災難；80年后，高市早苗政府的激進路線正重蹈覆轍，將日本與地區推向危險邊緣。

軍事擴張無法帶來真正的安全，歷史修正不能掩蓋侵略罪行，依附外部勢力終將淪為棋子。

對日本而言，唯一的出路在于正視歷史、懸崖勒馬：徹底與軍國主義切割，恪守戰后和平憲法，放棄針對性軍事部署，以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處理地區事務。

否則，等待它的將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懲戒與歷史的公正審判，東亞的和平穩定來之不易，任何挑戰戰后秩序、復活軍國主義的企圖，都終將在歷史潮流與國際共識面前遭遇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