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衛普的漫長告別

安特衛普六君子，這是一個被寫進教科書的、近乎烏托邦式的神話。Marina Yee恰恰是這個神話里最早離場的那個“局外人”。她是最早實踐“Upcycling”的先驅之一，在那個揮霍喧囂的20世紀80年代末，她的理念顯得過于超前，也過于安靜。她似乎從未真正擁抱過這個“六君子”的標簽，也從未真正投身于那個需要廝殺的商業戰場。當Dries Van Noten開始建立自己的帝國時，她卻幾乎是主動地選擇了邊緣。如今她的離開，像是一個被推遲了30年的句點，強行終止了那個關于“六君子”的、仍在勉強延續的集體敘事。她的不合時宜與徹底隱退，仿佛一面鏡子，冷峻地折射出那輛卡車上的另外五個人，以及第七人Martin Margiela，在成名后的30多年里，是如何被時間、商業和野心，塑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模樣。

我們太熟悉“六君子”的敘事了：1986年、集體反叛、比利時概念派的一夜崛起……那輛開往倫敦的卡車，幾乎是時尚史上最著名的路演。六個剛從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畢業不久、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設計師，載著各自的作品闖入倫敦時裝周，就此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頂尖買手和媒體的目光。

安特衛普六君子這個稱號，本身就是一次他者的定義。據說是因為英國媒體根本念不對他們拗口的弗萊明語名字，比如Demeulemeester或Van Beirendonck，索性用他們的出發地——安特衛普——這個城市標簽來打包稱呼他們。與其說這是一個組合，不如說是一個標簽。但這個標簽在當時為何如此具有爆炸性？我們必須拉回到20世紀80年代的語境，那是一個時裝必須奪目的時代：米蘭有Versace的金色浮夸、Armani的權力套裝，巴黎有Thierry Mugler的星際戰甲、Claude Montana的巨大墊肩，倫敦有Vivienne Westwood的朋克狂歡。時裝是關于“更多、更響亮、更搶眼”的，一切都是“表演”，都是“炫耀”。

安特衛普六君子

而安特衛普來的這些年輕人帶來的是什么？是減法、是解構、是情緒、是智性。他們的解構，不同于日本設計師Yohji Yamamoto和Rei Kawakubo那種基于東方哲學的“空”與“破”，而是一種更技術性的拆解——將服裝的結構暴露在外、反轉縫線、探索磨損與未完成的美感。同時，又混合了佛蘭德斯古典繪畫中那種陰郁和克制，甚至帶點“苦”的美學氣質。

他們的衣服是關于人本身，而不是關于場合。Ann Demeulemeester的暗黑詩意、Dries Van Noten對民族印花的癡迷、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童趣與危險……他們的美學在當時是如此不同，如此真誠。而作為“編外第七人”的Martin Margiela，雖然沒有參與那次卡車之旅，但作為“六君子”的同儕，他更是將這種解構推向了極致，影響了之后30年的所有人。他們共同的反叛，就是對那個時代主流審美的不服從。

但這個所謂的集體，從一開始就是暫時的。反叛可以說是他們唯一的共同語言，當商業時裝的大門被那輛卡車戲劇性地撞開，“六君子”這個標簽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是一個序幕，為我們揭開了日后六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

當“獨立”的標簽貼上身后，該如何處理與商業這座大山的關系？在安特衛普六君子中，Dries Van Noten和Ann Demeulemeester無疑是風格最深入人心的兩位。他們都創造了極度忠誠的社群，他們的秀場曾是巴黎時裝周最令人期待的情緒出口。面對如何退場、如何傳承這樣的終極問題，兩位詩人的選擇分別走向了兩個極端。

Dries Van Noten

Dries Van Noten曾是獨立設計師這個詞的終極象征。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他甚少營銷、不依賴爆款手袋、拒絕大集團的橄欖枝，僅僅依靠成衣和印花，建立了一個年收入過億的獨立帝國。他的職業生涯之所以如此備受推崇，也部分因為他將一種生活方式與品牌美學進行了完美綁定。他和伴侶Patrick Vangheluwe在安特衛普郊外的花園Ringenhof，成為了品牌精神的圖騰。他從自己的花園中汲取印花靈感，他的秀場總是充滿了鮮花與詩意。他向世界證明，時裝可以不追隨潮流，可以遠離喧囂，可以是一種緩慢而持久的對于美的經營。

Dries Van Noten

然而，平衡木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2018年，Dries Van Noten宣布將品牌多數股權出售給西班牙香水巨頭Puig集團。這個消息在當時震動了整個行業。事后證明，這可能是一個最體面的選擇。他不是在品牌衰落時被迫出售，而是在其巔峰時主動引援。在這個時代，在LVMH與Kering兩座大山之外，一個獨立品牌想要在美妝、電商和全球擴張上更進一步，獨立本身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天花板。Dries沒有像多數出售自己品牌的創始人那樣立即離場，而是繼續擔任創意總監，用6年時間，幫助品牌平穩過渡。直到2024年6月的男裝秀，他才以一場堪稱完美的、集其生涯大成的告別秀，正式宣布退休。這是一種高明的主動選擇。他用自己的獨立換取了品牌的永續，保全了自己一生的心血不至于流散。他的退休，不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是他個人的完美收官。

與此對照的，則是Ann Demeulemeester的決絕退場。這位暗黑女王，用哥特式的詩意、黑白與垂墜，定義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脆弱而堅定的女性與男性形象。她的世界是完整的，她的靈感繆斯是Patti Smith，她的社群核心是那些同樣敏感、熱愛詩歌與搖滾樂的“靈魂伴侶”。穿Ann Demeulemeester的人，是可以“認出”彼此的。

Ann Demeulemeester

Ann Demeulemeester 2012 秋冬系列

她比Dries更早地感受到了創意與商業擴張之間的拉扯。2013年，她以一封震驚時尚界的手寫信，宣布離開自己一手創立的同名品牌。沒有告別秀，沒有盛大的儀式，只有一句“我渴望未來”。這是一種近乎精神潔癖式的選擇。Ann的離開，是因為她意識到，品牌若要繼續擴張，必然會稀釋她灌注其中的靈魂。她不愿妥協，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無休止的季前系列和商業款中變得面目全非。所以，她選擇在品牌變味之前，親手殺死了它，或者說，她帶走了品牌的靈魂，只留下一個軀殼。Ann離開后，品牌迅速失去了方向，在不同的設計師手中搖擺不定。盡管近年被意大利新晉零售大亨Claudio Antonioli收購，并試圖通過復刻經典來招魂，比如重新推出Patti Smith穿過的經典馬甲和靴子，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那份屬于Ann的詩意早已蕩然無存。Ann本人呢？她轉向了自己熱愛的陶藝和家居設計，在比利時鄉間過著安靜的生活。

Dries和Ann，代表了獨立設計師的兩種退路：是入世地保全品牌，還是出世地保全自我？

Walter Van Beirendonck和Dirk Bikkembergs則是“六君子”中的“頑童”。他們一個用童趣挑戰禁忌，一個用運動重塑時裝。不難想象，這樣的商業之路往往更加兇險。

Walter Van Beirendonck被戲稱為“麻煩制造者”，他的設計充滿了高飽和度的色彩、卡通形象（比如他著名的角色Puk Puk）、性少數群體的亞文化符號以及直白的政治標語。在那個對艾滋病諱莫如深的年代，他就敢于在秀場上探討安全套議題；他用標語T恤直白地抨擊種族主義。他把秀場當作自己的講臺，用最“丑”的方式，講述最“真”的話。在商業上，他從未真正主流過。其副線品牌W.&L.T（. Wild & Lethal Trash）在1990年代末曾紅極一時，憑借其外星人標識和熒光色系的機能服飾風靡全球亞文化青年，卻也在短暫的輝煌后迅速隕落。

Walter Van Beirendonck

但Walter的偉大，早已不在T臺。他的下半場轉向了幕后——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自2007年起，他進入學院任教，隨后接替了恩師Linda Loppa，成為時裝系的掌門人。他從一個反叛者，變成了傳承者。他用自己激進的美學和不妥協的態度，去澆灌下一代、下下代的反叛者。今天我們談論安特衛普的輝煌，談論Raf Simons、Demna Gvasalia和Glenn Martens，其實談論的都是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遺產。他或許沒有建立一個商業帝國，但他守住了安特衛普精神的火種，成為了比利時時尚界真正的教父。

Dirk Bikkembergs的故事則是“六君子”中最令人唏噓的警示錄。在奢華運動風已成日常的今天，只有一部分人會記得Dirk Bikkembergs才是這一切的鼻祖。

Dirk Bikkembergs

Dirk Bikkembergs 品牌廣告

他是最早將時裝與專業運動結合的設計師，比Prada更早做出機能感的時裝，比Balenciaga更早推出時裝運動鞋。他的理念在當時獨樹一幟，并非單純借鑒運動元素，而是讓職業球員穿著他的設計踢球。他贊助意大利的足球隊，包辦他們的裝備，他設計的“足球釘”運動鞋（Bix）也成為了現象級的爆款。這讓他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在意大利市場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然而，也正是這種成功反噬了品牌。設計師的先鋒性被迅速主流化和商業化，品牌過度依賴logo T恤和運動鞋，讓時裝感被不斷稀釋，最終淪為一個昂貴的運動品牌。2011年，他將品牌出售給一家意大利公司，自己保留少數股份。幾年后，品牌再次被轉售給中資企業。如今的Dirk Bikkembergs，創始人早已出局，品牌也與安特衛普美學不再有關系了。Dirk用自己的職業生涯演繹了先鋒者最殘酷的宿命：當你過于成功地預言了未來，你往往會第一個被未來所拋棄。

最后，是最低調的Dirk Van Saene和Marina Yee。

Dirk Van Saene是“六君子”中的隱士。他很早就從時裝的商業體系中抽身，選擇了一種反全球化的在地堅守，拒絕了規模化的誘惑。他如今的身份，更接近于一個純粹的藝術家或工匠，專注于陶瓷與繪畫創作，專注于一種更可控、更個人化的創作生活。

Dirk Van Saene

Dirk Van Saene 1999 秋冬系列

Marina Yee的姿態更為瀟灑，在那個鼓勵“制造”與“消費”的年代，她卻在反思“浪費”，在出道后不久便主動隱退，與時尚圈隔絕了近20年。如果說Dirk Van Saene的局外選擇，是一種小而美的堅持，那么Marina Yee選擇的路，就是自知不合時宜、卻又不愿妥協的徹底退場。

Marina Yee

Marina Yee 設計作品

當“六君子”的故事走向終章，今天再談論安特衛普精神，到底在談論什么？顯然，焦點已不再是那六個“品牌”，它甚至也不再是限于某種“風格”。曾幾何時，安特衛普代表著解構、前衛、概念性。看看今天，這些風格早已被主流時尚吸收、消化，甚至收編。

Walter的學生Demna Gvasalia，把解構主義帶進了Balenciaga的殿堂；Ann的暗黑美學，被Rick Owens發揚光大，并被無數快時尚品牌稀釋；Dries的印花與民族風，也早已成為主流時裝的常規詞匯。

Demna Gvasalia

Rick Owens

那么今天的“安特衛普精神”是什么？答案或許不在T臺，而在教室。這種精神的真正載體，已經從品牌轉向了教育體系。它的遺產，扎根在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是那個被戲稱為時尚界最殘酷熔爐的篩選機制。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強調個人視野、概念完整性以及不妥協的創作過程。它是一個不斷向外輸出“反叛者”的人才庫。

從“六君子”，到Martin Margiela，再到Raf Simons、Demna和Glenn Martens……安特衛普學派的火種，以一種學徒制的方式在代際間傳遞。但這又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安特衛普神話在當下最大的悖論：在今天這個被巨頭壟斷的行業里，這個熔爐還是在培養“反叛者”嗎？還是說，它只是在為這個商業系統培養更高級、更具概念的“打工人”？看看安特衛普學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們的軌跡完美印證了這種“收編”。Raf Simons，作為Walter的學生，他從自己極度個人化、情緒化的同名男裝品牌出發，一路“打怪升級”，從Jil Sander、Dior到Calvin Klein，直到成為Prada的聯合創意總監。他將安特衛普的智性與青年文化元素帶入了最高級別的時裝屋，但他也不得不在這些職位上，一次次地用自己的美學去服務品牌的DNA和商業目標。他在Dior的經歷，更被拍成了紀錄片《Dior and I》，生動地展現了創意被系統和時間擠壓的殘酷過程。

Martin Margiela

Raf Simons

這像是一種進化，安特衛普精神在21世紀的唯一存活方式，就是“寄生”于大集團。它不再那么反叛，而是成為了大型系統里的文化資本。集團需要這種先鋒姿態來制造話題、保持酷感，而設計師則利用集團的資源和財力，將自己的概念放大到全球規模。這是一種雙贏，但也是一種妥協。當安特衛普的畢業生們在成名后背負起百億歐元的業績目標時，當年的“卡車精神”是否還存在？這恐怕已是無解的問題。

Marina Yee

Marina Yee的離開，象征著那個集體反叛的烏托邦神話徹底落幕了。“六君子”的故事，最迷人的不在于他們于1986年的集體亮相，而在于他們之后各自的選擇。他們留給時尚界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安特衛普風格”，而是六種關于“如何做自己”的答案。在今天這個追求標準答案，追求世俗成功的時代，安特衛普六君子用他們各自的生涯提醒我們：人生沒有模板，有選擇的權利和自由，可能就是最奢侈的。

當下這個時代，是一個設計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身不由己的時代。社交媒體的即時反饋、時尚博主的帶貨壓力、短視頻的碎片化傳播、集團CEO對爆款的渴求……這一切都在壓縮創意發酵的機會。設計師不再被允許緩慢地摸索、建立自己的美學世界，就像Dries和Ann當年所做的那樣。創意總監的平均任期越來越短，設計師更像是職業經理人，在不同品牌間輪換，執行著差不多的爆款策略。

回看“六君子”的選擇，更像是一曲“前數字時代”的挽歌。而Marina Yee的“不合時宜”，在今天看來，反而充滿了先知般的警示。她對可持續時尚的堅持、她對商業擴張的警惕、她對邊緣的主動選擇——這不正是整個行業在經歷過度消費和環境危機的當下，所拼命尋找的“答案”嗎？她和她的安特衛普同儕提出的問題——“時裝，到底為何？”——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被重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