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無線電臺揭秘：張國燾疑心重，懷疑電臺監視他

一個通信戰士的回憶

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

1928年1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在南京辦了個軍事交通技術 學校(下簡稱軍交技校),分四個系：無線電系、有線電系、汽 車駕駛系和機車(即火車)系。

該校于1927年冬到各地招生，我 在武漢考取。入學后，學習無線電通信。

王諍(原名吳人鑒)、 周維(原名鄒維新)是我的同學，后來他們都參加了紅軍。我和 王諍在一個排，渡過了入伍生期。

該校校長李范一，是留學美國學電子管的，北伐時任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那時交通的含意主要是指通信);教 育長朱世明，是美國維斯康新大學畢業的，后來任浙江省保安處 長；總技術教官惲震，是從美國回來的博士；教官、教員大多是 有學問的，他們在當地中央大學任教，被聘請到“軍交技校”兼 課。

這個學校有桂系的背景。白崇禧和張靜江(又名張人杰，當 時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主席，是浙江財閥，蔣介石對他很推崇) 想辦這個學校，搞一個新的交通系。

過去北洋軍閥有個交通系， 掌握無線電、鐵路和航運，很有勢力，當時的交通部長叫王伯 群。白崇禧等企圖搞個新的交通系，就和他發生了矛盾。王伯群 的后臺是何應欽(王是何的大舅子)。何是總參謀長，白是副總參謀長，相互斗爭得很厲害。

后來在北伐戰爭中，何利用蔣介石 到濟南前線由他代總司令的機會和王伯群策劃，把軍事交通技術 學校合并到中央軍官學校(第六期),作為一個交通兵隊，并派 邱偉少將當大隊長。

合并以后，仍住原地，只是新來了一些人。這個學校是培養 軍官的，而我們想的是學點技術，以后有個打不破的橡皮飯碗， 并不愿當國民黨的軍官。因此，我和一部分人就離開了這里。

后 來我們找到校長李范一，由他將我們轉到上海的一個無線電人員 養成所。該所屬國民黨建設委員會領導，頭頭是張靜江(即張人 杰)。他有個無線電管理處，王崇植、惲震都當過這個處的處長。

在中國最早使用無線電通信的是保定軍官學校。趙博生曾在 那里學過通信(火花式，也叫斯巴克),他后來改了行。

隨后使 用無線電(短波)通信的是北伐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李范一 曾委托上海交大培訓了一批無線電員，現在還有一個叫紀煥麟 的，他是交通部上海無線電總臺的報務員，他和陳國棟是我于 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團的介紹人。以后又辦了第二批，也就是我 們這一批。

我到上海無線電人員養成所是1928年8月，到1929年3月畢 業，比王諍早一些，因為他仍在中央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習，還要學一些軍事。

我畢業后，開始到廣州建委會無線電總臺當報務見 習員，待遇是一個月16元。臺長叫鄒茂桐，是蘇州人。在那里工 作了半年，因得肺病請了長假，回到上海我哥哥家中。半年后病 愈，復職到武昌長波(火花式)電臺工作。

我是1930年上半年去 的，當時從德國進口的德律風根電子管電臺還沒有安裝好。后又 因發病，再一次請長假去上海。半年后又復職，被派到宣昌電 臺。

工作半年后，我要求去重慶，到重慶后發生了“九一八” 事變，我又調到漢口總臺。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又調到上 海。到上海不久，便參加了共青團的外圍組織“社會科學研究 會”,并很快加入了共青團，團支部書記是陳國棟。

到中央蘇區工作

1932年底，中央蘇區中央局發電報給上海黨的組織，要求派 人去加強蘇區的通信工作，根據組織上的決定，我和安若恒(后 改名為石痕)一起，于1933年3月初，乘輪船離開上海，途經汕 頭、潮州、大埔、峰市等地，在福建永定縣進入中央蘇區，到達 瑞金。

到瑞金的第二天，我們就到中央組織部報到，組織部長任弼 時同我們談話，問我們有什么要求?

我要求改個名字，把“羅若遐”改為“岳夏”,他同意了。

隨后我被分配到軍委無線電六分 隊當報務員。六分隊這時沒隊長，政委是朱邦英，報務主任是劉 寅。在這里工作了兩個月，又把我調到新聞臺，同在新聞臺的還 有個報務員，叫王××。這是我們黨的第一個專門抄收新聞的電 臺，當時設在一個破廟里。

新聞臺的行政領導歸中央人民政府，業務領導歸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聞臺的任務，主要是抄收國民黨 中央社的電報，抄后送交紅色中華通訊社編成新聞參考資料，供 黨中央、中央軍委參閱。

當時在新聞臺的只有我們兩個人，輪流值班，每天要工作十 一二個小時以上。因為過度疲勞，加上營養不良，身體都很虛 弱，經常發生暈厥現象，但是工作熱情仍然很高，曾多次受到上 級表揚。半年左右以后，因工作需要，組織上又把我調到三局， 新聞臺的工作由黃樂天接替。

三局是1933年底成立的(三局，即通信聯絡局，開始稱四局，后改稱三局),由王諍任局長，第一任政委是翁瑛，第二任 政委是伍云甫。

三局下有三個科：

一科(負責通信組織),我任 科長；

二科(負責簡易通信),篪錦柱任科長；

三科(負責器 材),涂作潮任科長。

1934年8月，為了準備突破敵軍重圍，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中央軍委決定在三局下成立一個通信團，由三局局長王諍、 政委伍云甫分別兼任通信團的團長和政委。

通信團下轄無線電營、有線電大隊和通信教導大隊。

無線電營下轄第一(15瓦臺)、 第五(100瓦臺)、第六(15瓦臺)、第二十九(5瓦臺)、第三 十(5瓦臺)分隊，由我擔任無線電營營長兼第一分隊隊長。

通 信教導大隊由原通信學校改編而成，原校長劉光甫、政委曾三分 別任教導大隊大隊長和政治委員。

無線電營的第一、第六、第二 十九、第三十分隊擔任軍委、司令部同紅軍一、三、五、八、九 軍團，二、六軍團，四方面軍以及軍委縱隊二個縱隊之間的通信 聯絡任務；

第五分隊擔任同上海地下黨電臺的聯絡，并通過上海 地下黨電臺同莫斯科共產國際電臺聯絡。

1934年底，中央紅軍搶渡湘江之后，由于部隊大量減員，中 央軍委不得不下令把無線電第五分隊笨重的發電機、蓄電池埋在地下。從此，黨中央同上海黨地下電臺的聯絡就中斷了。一直到 1936年1月，黨中央領導機關在瓦窯堡時，才恢復了和共產國際 電臺的聯絡。

為了使軍委同下屬各軍團、主力師之間不致因日夜行軍而中 斷聯絡，我們把無線電第一、第六兩個分隊分成兩個梯隊，第六 分隊為第一梯隊，每天隨同中央軍委縱隊出發；第一分隊為第二 梯隊，由我率領，留在原來的宿營地繼續收發電報。

當第一分隊 的電臺得到了第六分隊在新宿營地發出的信號，或第一分隊在電 話中請示毛主席的隨從參謀后，才拆收天線，向新的宿營地前 進。由于采取這種工作方法，從而可靠地保證了通信聯絡的不間 斷。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在部隊大量減員的情況下(從江西 瑞金出發時的近10萬人減到3.5萬人),為了利于機動作戰，黨 中央、中央軍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精減指揮機構，充實戰斗部 隊，把一些因戰斗減員的師整編為團。這時，取消了通信團的編制，無線電營、有線電大隊、通信教導大隊都隨之取消。無線電第一、第六、第二十九、第三十分隊由軍委三局直接指揮。此時， 我專任無線電第一分隊隊長，曾三任政委。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進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戰役。無線電 一 、六分隊密切配合，同各軍團保持了不間斷的無線電聯絡，在 戰役期間，及時收發了300多份電報，其中由朱總司令親自簽發 的電報就達200份以上，可靠地保障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對部隊 的調動和指揮，為粉碎敵軍的圍追堵截，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后，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金沙江谷深 流急，地勢險要，數萬紅軍如不能迅速過江，被尾追之敵趕上，那就要背水作戰而沒有回旋余地。渡江前，三局對電臺人員進行 了充實調整，加強了技術力量，目的是保證通信聯絡順暢無阻。

我記得，我們分隊是在5月5日晚，由伍云甫政委率領，隨軍委 縱隊渡過金沙江的，過江后在岸邊的一個石洞里架機工作。毛主 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就在附近的石洞里指揮紅軍過江。我們 在軍委首長身邊工作，既感到幸福、驕傲，又感到責任重大，都決心搞好聯絡，保障首長指揮。

渡江前，軍委曾指示一軍團在龍街渡渡江，三軍團在洪門渡 渡江，五軍團隨軍委縱隊在皎平渡渡江。皎平渡有6只木船，每 日夜可渡1萬人，因此，軍委縱隊便很順利地渡過江來，而龍街 渡、洪門渡兩段江面，江寬流急，敵機又不斷偵察騷擾，無法架 橋，又無船只，渡江困難。

由于我們同各軍團聯絡順暢，軍委及 時發電讓一、三軍團趕到皎平渡過了江，隨后又指揮擔任后衛掩 護任務的五軍團也順利地過了江。

在此同時，還發電給執行牽制 任務的九軍團，從樹節、鹽井坪地區過了江。

從5月5日到9日， 數萬紅軍集中在一個渡口，憑借6只小船，就安然渡過金沙江。 幾天之后，當敵人趕到金沙江時，我們早已遠走高飛，無影無蹤 了，敵人除了拾得一些破草鞋，什么也沒有撈到。

奉命到紅四方面軍

渡過金沙江后，6月間，迎來了一、四方面軍懋功(今小金 縣)會師。會師后，中央軍委派我帶領無線電一分隊到四方面軍 去工作，任務是把一方面軍通信工作的經驗和保密規定介紹給四 方面軍，同時也向四方面軍學習。

我們隨即到理番縣雜谷腦四方 面軍總指揮部報到。張國燾作賊心虛，我們一到，他就懷疑我這 個臺是中央派來監視他的，對我們很不放心，把我們無線電第一 分隊改為無線電第十臺，配給川陜省委，省委書記是周純全。

后來，組成左、右路軍時，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率領該軍九十一師擔任右路軍后衛，我們電臺又調歸詹才芳指揮。

長征到了馬塘(當時馬塘只有幾間破爛的房屋),我們在那里過了一個夏天。

由于周圍山頂常年積雪，氣候寒冷，只有穿上棉軍裝、皮大衣才 能御寒。當地藏族同胞因受反動宣傳，對紅軍堅壁清野，糧食顆 粒不見，人畜逃之一空。我們糧食不夠，缺油無鹽，只得采蘑 菇、摘野果、挖野菜甚至殺騾馬充饑。

1935年秋，我們突然收到張國燾發來的密電，說毛、周、張、 博是右傾逃跑，命令已全部過了草地的右路軍，重新返回草地南 下。

我們電臺的同志都是從一方面軍調來的，都不相信張國燾的 鬼話。當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受到張國燾的欺騙，被迫重過 草地南下后，我們電臺又調到總司令部工作，這時張國燾仍然懷 疑我。

不久，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錯誤路線指導下，翻過夾金 山，進攻有重兵據守的成都，結果，我軍傷亡慘重，不得不再度 翻越夾金山，重新進入藏民地區。

1935年底，我臺隨總司令部進駐雅安附近。

一天，領導上找 我談話，拿份電報給我，懷疑我私自同陜北黨中央通報。

我說沒 有，他還不相信。我接過電報仔細一看，發現電報是6組字碼一 行，而正常的電報格式是5組字碼或10組字碼一行，這明明是假的。

最后，伍云甫為我解脫，才停止了對我的逼供。

但到第二天， 就把發報機收繳了，讓我專門抄收新聞。接著又讓我跟著保衛局 行動，實際上是受監視。

我抄收新聞，開始時只抄陜北黨中央紅 色中華通訊社的和國民黨中央社的，以后又抄收蘇聯塔斯社和東 京、西貢、柏林電臺播發的英語、日語、法語和德語新聞。

抄收 的新聞，一律送保衛局，由監禁在那里的三個人翻譯。以后我才知 道這三個人是廖承志(化名何柳華)、羅世文和朱光。

廖承志不 僅會譯中文電碼，還能譯英語、日語、法語和德語，我對他十分 欽佩。有幾次想找他接近、攀談，他每次都含笑不語。

到1936年 9月第二次過草地后，廖承志才告訴我，以前不同我交談，是怕連累了我。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會師后，黨中 央、毛主席向張國燾要人，廖、羅、朱三同志這才脫離張國燾的 魔掌，回到黨中央的懷抱。

1936年春，我們第二次進駐懋功。原一方面軍的張令彬、楊梅生兩同志也同我一起遭受張國燾的迫害。他們經常來新聞臺同 我聊天，接觸多一些。

一天傍晚，天色昏暗，劉少文單身來訪，輕聲地對我說：岳夏，你和張令彬、楊梅生已上了張國燾的黑名 單了，你們要趕快停止交往，否則……

我立即把這事告訴了張、 楊，并約定以后盡量少接觸。這樣，我們才得以免受張國燾的進一步迫害。

1936年7月，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前，張國燾施 展詭計，將他分裂黨和紅軍的文件材料，送給賀龍、任弼時、關 向應、王震等同志，要求分發給二方面軍部隊閱讀。二方面軍負 責同志在此之前已從黨中央的通報中得知張國燾的罪惡行徑，立 即將送來的文件材料付之一炬。會師后，張國燾又妄圖欺騙拉攏 二方面軍領導反對黨中央，遭到堅決抵制。在黨中央再三督促 下，并經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的堅決 斗爭，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北上，同黨中央會合。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會師。這時，我還在新聞臺，不久，調到二十四分隊。

10月下旬，我們到達保安。12 月30日，張學良把延安讓出來，我們便從保安搬到延安。

1937年3月，組織上派我帶一部電臺到山西太原，歸當時黨派到閻錫 山部隊里當代表的彭雪楓領導，建立同延安黨中央的直接聯絡。這個臺，我任臺長，報務員有李建華，譯電員鐘金輝。

一直到1937 年“七 ·七”事變，我們才奉命從地下轉為公開，重新穿上軍 裝，建立了以彭雪楓為處長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

這時我任彭雪 楓的秘書兼臺長，電臺由原來的5瓦改為15瓦。辦事處建立時， 我經手從閻錫山第二長官司令部那里領了二三十部電臺，都有手 搖馬達，發給了部隊。

后來黨中央又從延安派來熊夢飛和胡燦傳。太原失守后，我們到了臨汾，我就不當臺長，臺長由熊夢飛 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