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虐待”入刑，婚前同居者有了法律新“盾牌”

針對網絡熱議的“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司法機關明確，該認定僅適用于刑法虐待罪等特定情形，旨在打擊親密關系中的暴力行為，不改變婚姻、財產等民事法律關系的既有規則。

這一界定源于最高檢在反家暴日發布會上的表態。

實踐中，類似“馬某某虐待案”（長期精神虐待同居女友致其自殺）及此前備受關注的“牟林翰案”，均將具有實質共同生活、情感經濟依賴且處于談婚論嫁狀態的同居關系，視同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進行懲處。

法律學者指出，此舉主要是為了彌補刑法保護的結構性短板。

故意傷害罪門檻較高（需達到“輕傷二級”），難以規制長期、反復但單次傷害較輕的肉體及精神虐待。而虐待罪的“持續性、經常性”要件則能有效應對此類侵害。

這是一種針對現實危害的司法填補。

核心在于區分刑事與民事。

在財產方面，同居者仍按民法典“一般共有”原則處理，與夫妻共同財產制完全不同。

結婚證所代表的繼承、醫療決策等一整套法定權利義務，不受任何影響。

中國刑法體系中，一直有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卻在無數悲劇中反復顯現的“盲區”。這個盲區，正是此次司法調整最深刻、最現實的驅動力。

它不是學者在書齋里的憑空構想，而是從一樁樁鮮血與淚水浸透的案件中，倒逼出來的生存命題。

我們的刑法，在處理暴力問題上，有一套非常剛性的標準。

其中最核心的一條線，叫做“輕傷二級”。

這是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入門門檻。

聽起來“輕傷”似乎不嚴重，但法律意義上的“輕傷”，和普通人生活中擦破皮、扭了腳的“輕傷”完全不是一回事。

根據國家的《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要達到“輕傷二級”，意味著什么呢？它可能是一側耳朵的聽力永久性顯著下降；可能是兩根或以上的肋骨出現骨折；也可能是四肢任何一個主要關節的功能喪失了百分之十。

換句話說，你必須被打到留下確鑿的、可鑒定的、且達到一定嚴重程度的身體損傷，刑法的大門才會為你打開。

這個標準本身，對于規制街頭斗毆、尋釁滋事等社會面上的暴力，或許有其道理。但一旦把場景切換到門內，切換到親密關系之間，它的殘酷局限性就暴露無遺。

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尤其是精神控制和心理摧殘，極少會以“一次性造成輕傷”的戲劇化方式呈現。

它更像一種凌遲，是經年累月的、細雨濕衣式的折磨：是日復一日的辱罵、貶低、人格踐踏；是持續的經濟控制、社交隔離；是反復的、雖不致命卻充滿羞辱的推搡、巴掌、掐擰。這些行為，單次拿出來看，可能連治安處罰都夠不上，更遑論“輕傷”。

但它組合在一起，形成的心理壓力和絕望感，足以摧毀一個最堅強的人的意志，將其推向抑郁、自殘甚至自殺的深淵。

如之前熱議的牟林翰對包麗的所作所為，正是這種模式的極端典型。

翻看那些聊天記錄，我們看到的是高頻次、高強度的精神虐待：糾結過往、貶低人格、提出以墮胎換心理平衡等極其扭曲的要求。

一些話語像無形的刀子，刀刀不見血，卻刀刀致命。

在傳統的刑法框架下，直到包麗結束生命之前，牟林翰的這些行為，幾乎無法被納入任何一項刑事罪名進行評價。這就是法律的“結構漏洞”，它巍峨的大門只對達到特定傷害結果的“暴行”敞開，卻將對人傷害可能更深、更隱蔽的“慢性毒殺”關在了門外，任其肆虐。

那么，當“故意傷害罪”這扇大門對許多親密暴力關閉時，法律是不是就完全束手無策了呢？

并非如此。

我們的刑法里，還有一個相對“冷門”的罪名，叫做“虐待罪”。

它懲罰的是“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行為。

這個罪名的刑罰看上去沒有故意傷害罪重，但它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構成要件：“持續性、經常性”。這個要件，恰恰擊中了親密關系暴力的核心特征——它不是一次性的爆發，而是一種常態化的壓迫。

于是，一個很現實，甚至帶有些許無奈的法律適用思路，便呼之欲出了。

既然專門規制暴力的“大門”（故意傷害罪）門檻太高，許多受害者擠不進去，那我們能不能把旁邊這扇原本為“家庭成員”設計的小門（虐待罪）開得大一些，讓那些身處事實家庭、遭受長期虐待的人，也能有一個尋求正義的入口？

這就是勞東燕教授所指出的，通過法律解釋進行的“補位”。

它不是一個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一種基于現實緊迫性的“適配”。

司法機關發現，虐待罪這個“舊瓶子”，其實非常適合裝進“親密關系長期迫害”這種“新酒”。因為兩者在行為模式上高度契合：都是發生在存在緊密依賴關系的人群中，行為都具有反復性、長期性，后果都表現為對被害人身心的系統性摧毀。

將那些具有共同生活實質、形成穩定依賴和控制的婚前或離婚后同居關系，解釋為虐待罪意義上的“家庭成員”，本質上是在現有法律工具箱里，找到了一件最趁手、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去修補那個顯而易見的法律保護缺口。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有漏洞，為什么不直接修改法律，設立“親密伴侶暴力罪”或者降低故意傷害罪的門檻呢？

這是一個理想的路徑，但法律的修改是龐大而緩慢的系統工程，需要漫長的論證、審議和博弈。而受害者的痛苦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司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悲劇因法律工具的缺失而重復上演。

因此，在修法之前，通過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布典型案例，指導下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對“家庭成員”等法律概念作出符合社會發展現狀和懲惡揚善目的的擴大解釋，就成為了一種最務實、最及時的選擇。

這體現了司法體系的一種能動性，一種在不突破法律框架前提下的“微創新”。

它就像給一套運行多年的復雜機器進行現場調試和部件優化，以確保它在新的社會環境下，依然能輸出正義的結果。

這種“補位”突出的是中國法律體系運行中的一個現實邏輯：在理想化的、體系完備的立法藍圖，與復雜多變、問題頻發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一片廣闊的“實踐地帶”。

司法實踐，尤其是最高司法機關的案例指導，就在這片地帶扮演著關鍵的“橋梁”和“緩沖器”角色。

它用一個個鮮活的判決告訴社會：法律條文是靜止的，但法律精神是活的；法律的定義可能有邊界，但保護公民免受欺凌和迫害的責任沒有邊界。

當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模式（如長期婚前同居）產生了與傳統婚姻家庭同質的傷害風險時，法律的目光就不能只停留在那張結婚證上，而必須穿透形式，看到背后“共同生活、經濟交織、情感依賴、權力控制”的實質內核。

更重要的是，這種司法補位，實際上是在用一種迂回的方式，倒逼整個社會更深入地思考暴力與關系的本質。

的危害性，不取決于它發生在哪里，也不取決于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間有一張什么樣的法律關系證明。暴力的危害性，只取決于它本身對人的身體自主權、精神完整性和人格尊嚴的侵害程度。

無論是在神圣的婚姻殿堂內，還是在沒有承諾的同居屋檐下，對一個人進行長期的、旨在摧毀其意志的折磨，其罪惡的本質是一樣的，社會和法律對此的譴責與制裁，也應當是同等的。

當我們理解了這背后的“結構性漏洞”與“司法補位”邏輯，我們就能超越“這是否削弱婚姻”的淺層焦慮，看到一個更核心的進步，那便是中國的法律正在學習用一種更精細、更人性化的眼光，去識別和保護那些身處各種親密關系形式中的弱勢個體。

從單純注重形式合法性，轉向更加注重實質正義的分配，也就意味著，我們的司法體系正在變得更加敏銳，更有能力去傾聽那些在傳統法律框架下可能被忽略的哭泣，去照亮那些曾經處于法律陰影之中的角落。

這固然是出于彌補漏洞的無奈之舉，但更是法律體系面對社會變遷時，所展現出的一種難能可貴的自我修復能力和與時俱進的生命力。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2025 東針商略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同意，禁止任何形式的轉載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