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勸國內某些法律專家學者，不要神化歐美的法律！

法律東方主義的迷霧中，國內一些學者將歐美法律體系奉為圭臬，卻對自己悠久的法律傳統視而不見，這種觀念的自我矮化正阻礙著中國法治建設的自主思考。

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這個被西方奉為司法審查制度奠基石的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運用法律技巧，一方面確認了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另一方面又以“無權審理”為由將案件推得一干二凈。

這種“借殼上市”式的法律操作，卻成為不少國內學者心中法治精神的完美體現。

01 法律神話的解構

歐美法律體系常被描繪成理性與正義的化身，然而真實情況遠非如此完美。以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為例，這一被視為現代法治基石的制度，其確立過程充滿偶然與權謀。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法官馬歇爾并未真正解決案件糾紛，而是借此機會“確認了憲法并無明確條文規定的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這種操作手法被形容為“借殼上市”，與清代紹興刑名師爺斷案的技巧有異曲同工之妙。

歐洲國際私法的法典化被描述為“建構理性”的體現，強調確定性和可預見性；而美國則通過沖突法重述的方式，體現“演進理性”和實用主義哲學。這兩種不同路徑反映了各自的法哲學基礎，但都不應被簡單奉為普世標準。

普通法系內部也存在顯著差異。英國法更具形式性，堅持嚴格遵循先例；美國法則更具實質性，法官享有更大裁量權。這種差異源于不同的法律觀念：美國人持實用主義法律觀，英國人則持有高度形式化的法律觀念。

02 盲目崇拜的現象與根源

在國內法學界，部分學者對歐美法律的崇拜已形成一種“自我東方主義”傾向。他們“以西方中心主義優越論的立場來看待和認識中國傳統法”，導致“觀念上的自我矮化”和“體系上的全盤西化”。

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法律東方主義”——歐美社會想象與誤讀中國法的結果，表現為歐美學者以西方法治標準來理解和檢驗中國法。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西方視角已內化為部分中國學者的思維方式。

他們“在西方價值體系的背景下，看待自身法律傳統時，在文獻當中無法找到直接對應的描述和制度、知識信息，從而遺忘了先人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遺忘使他們在面對中國法律問題時，習慣性地轉向西方尋求答案。

法律信仰方面，國內一些學者盲目引用伯爾曼“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名言，卻忽略其產生的特定宗教文化背景。在中國缺乏宗教傳統的語境下，這種呼吁往往流于形式，無法真正深入人心。

03 中國法律傳統的獨特價值

被部分學者忽視的是，中國擁有悠久而獨特的法律傳統。早在漢代以前，中國就出現了法觀念，無論是儒家的禮，還是法家的法，都是人們行為的范式。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具有鮮明特色：禮、法、刑的淵源存在于自然之中；法律由公共權威演變為行為規范的公共力量；法的目的是指導人們行為，創造和諧的社會秩序。

中國傳統的“天命”、“天志”、“天道”等概念，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式的自然法觀念。這些觀念融入了“忠”、“孝”等基本原則，表達了尋求最高和永恒法律淵源的愿望。

中國傳統法律中的“例”（先例）與“律”（成文法）并行，類似于英國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間的關系。這種制度設計展示了中國古人在法律適用上的智慧。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傳統的村社自治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同責任概念之上，如北魏時期的“三長”制、明代地方自治的鄉約、社學等功能。這些傳統資源對當代基層治理仍有借鑒價值。

04 理性借鑒與自主發展

面對歐美法律體系，我們需要的是祛魅而非神化，是理性借鑒而非盲目照搬。“西方法治觀念也需‘祛魅’”，還原其可以合理解釋而毋須盲目崇拜的尋常面目。

在學習外國法律時，應當注意“規則先行的‘形式理性’只是一個神話或借口”，西方法律制度“看起來很美”，但“法律的職業性和規則性在西方也有例外和紈漏”。

我們應當摒棄那種“利用現代西方法律知識體系來理解和描述中國傳統法的方式”，因為這種做法的“潛在的價值預設，即西方法律知識的話語和概念體系是一個普世的永恒真理”，而這一預設值得質疑。

法律發展應當立足本國實際。正如中國學者反思的：“中國法學面臨的現實問題與美國有所不同，各自的司法背景也迥異”。對中國而言，“吸納判例教義學體系的精髓才是學習美國法的優先選項”，而非簡單移植后殖民法學理論。

在法律信仰建設上，需要認識到“法律信仰非因神圣品質而因實用理性”。在中國語境下，與其強調法律的“神圣性”，不如培養基于社會共同需要的法律尊重。

當那些膜拜歐美法律的學者翻開《唐律疏議》，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公元7世紀的中國法典早已確立了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對故意與過失犯罪作了明確區分，其精細程度不亞于任何一部19世紀的歐洲法典。

而如今中國基層廣泛運用的人民調解制度，正閃爍著傳統“無訟”思想與現代治理智慧結合的光芒。在東部某市的調解中心，去年成功化解的糾紛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借鑒了傳統鄉約中的和解原則。

這些本土資源的價值，遠勝于對遙遠異邦法律神話的盲目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