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訴訟盾牌”后，企業如何“防身”？

“科研”

ZJUSOM

1984年，美國華盛頓州的一位居民發現某房地產公司存在嚴重稅務欺詐行為，舉報之后，該公司卻以“誹謗”為由對他起訴，索賠10萬美元。類似地，德州一對夫婦因對某寵物托管公司的服務體驗不佳而給出一星評價，拒絕刪評后竟遭到該公司100萬美元的誹謗訴訟索賠。

這就是部分企業在面對公眾的批評與質疑時，會采取一種特殊的“反擊”手段——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簡稱SLAPP）。這類訴訟并非基于真實的法律訴求，而是以“誹謗”“侵權”等名義提起民事訴訟，其最終目的不是勝訴，而是通過高昂的訴訟成本、漫長的法律程序，恐嚇、消耗批評者的精力與資源，最終讓他們“沉默”。

圖片來源：千庫網

SLAPP的泛濫嚴重損害了公眾的言論自由與參與權，為遏制這種濫用司法程序的行為，美國各州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逐步出臺“反 SLAPP法”（Anti-SLAPP Laws），以降低公眾發聲的法律風險。這種制度環境的變化，迫使企業重新審視自身面臨的維權風險——當“壓制批評”的手段失效時，企業該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維權壓力？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吳志巖團隊以美國“反SLAPP法”的實施為天然實驗場景，聚焦“企業如何通過自我監管應對維權風險”這一核心問題，揭示了企業應對維權風險的“事前防御”新路徑：通過主動提升制度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institutional CSP），降低被利益相關者靶向維權的概率。這項研究成果發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UTD24期刊），為理解法律制度如何引導企業行為、企業如何平衡商業目標與社會價值提供了全新視角。

本期【科研】專題，一起走進這項研究，探尋法律變革與企業“向善”背后的深層邏輯。

學者簡介

吳志巖，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研究聚焦于企業戰略管理，擅長運用因果推斷方法。

*Garry Bruton、Ryan Krause同為論文合作者。

風云變幻：企業面臨的非市場風險與新法律環境

在傳統的商業敘事中，企業的主要風險來自市場波動、競爭加劇或技術顛覆。然而，企業面臨的非市場風險（activism risk）正日益凸顯，它指的是來自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如環保組織、消費者權益保護者、社區民眾、社會活動家等）通過抗議、抵制、輿論施壓等方式發起的社會活動風險。這類活動會嚴重損害企業聲譽，影響企業獲取關鍵資源，甚至直接沖擊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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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面對社會批評，一些企業會對批評者提起“SLAPP”訴訟，這面“法律盾牌”一度頗為有效。但“反SLAPP法”的出臺，為正當的公眾批評提供了支持，允許法院快速駁回那些明顯旨在恫嚇而非維護合法權益的SLAPP訴訟。這一法律環境的劇變，相當于卸下了企業用以震懾批評者的甲胄，顯著提高了社會活動家發聲的安全感和能動性。那么，在失去了“訴訟盾牌”之后，企業將如何應對這驟然升高的非市場風險？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維權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事后反應”：即企業已經成為維權目標后，如何通過妥協、溝通、公關等方式降低損失。然而，對大多數企業而言，日常經營的核心并非應對危機，而是提前規避危機。企業作為理性的戰略行動者，理應具備預判風險、主動防御的能力。但現有研究中，關于企業如何“事前預防”維權風險的探討極為有限，缺乏對跨行業、普適性預防策略的探討，也沒有揭示法律制度變革如何系統性影響企業的預防性行為。吳志巖團隊敏銳地捕捉到了美國各州在1991年至2018年間交錯通過“反SLAPP法”這一獨特情境，將法律通過州的企業視為“實驗組”，未通過州的企業作為“對照組”，并整合了多個權威數據庫，構建了一個跨度近三十年、涵蓋3488家美國上市公司的大型面板數據集，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防患未然：當法律為公眾發聲“撐腰”，企業如何“防身”？

核心發現一：“反SLAPP法”的“推力”真實存在

研究發現，相較于“反SLAPP法”未通過州的企業相比，法律通過州企業的“制度性企業社會績效”出現了顯著且持續的提升。這意味著，企業在感知到非市場風險升高后，確實采取了“自我規制”的行動，通過切實改善自身的社會表現，來試圖降低被社會活動家“盯上”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典型的“未雨綢繆”式戰略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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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發現二：“壞孩子”更需要“表現好”

研究進一步證實，“反SLAPP法”的這種“推力”效應并非均勻作用于所有企業。對于那些自身“黑歷史”較多、媒體對其“企業社會失責”行為報道更頻繁、負面新聞更多的企業，在“反SLAPP法”通過后，它們提升社會績效的動機和力度尤為強勁。這說明，那些本就因社會責任問題而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企業，對非市場風險的變化更為敏感。它們更迫切地需要通過積極的自我改善，來修復聲譽、重建合法性，以期在新的、對活動家更友好的制度環境中“安穩生存”。

核心發現三：真提升而非“假作秀”

除了證實企業的預防性行為，研究還通過三組精巧的對比分析，有力論證了企業的“向善”是實質性的自我革新，而非象征性的公關作秀。

首先，研究區分了兩種企業社會績效（CSP）：一是服務于直接利益相關者的“技術性CSP”（如員工福利），二是惠及廣大社會的“制度性CSP”（如社區公益）。結果發現，“反SLAPP法”的通過僅顯著提升了制度性CSP，對技術性CSP并沒有明顯影響。這表明，企業的策略極具針對性——只有真正能安撫外部活動家、積累“道德資本”的投入，才被視作有效的“防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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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企業有沒有可能做的是“表面功夫”？它們追求的是“象征性合規”，還是“實質性改善”？研究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論證。一個典型的“象征性”策略是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這類治理結構——它成本低廉，能快速向外傳遞“我們重視責任”的信號，但未必帶來真實績效的提升。研究結果表明，法律并未促使企業去設立更多委員會。也就是說，企業的“向善”不是一場公關秀，而是為了實實在在的績效提升。

研究還發現，即便對于幾乎沒有負面新聞的“清白”企業，法律仍能激勵其提升“制度性CSP”。這排除了企業僅出于“洗白”過去污點的動機，表明該行為是一種普適的、前瞻性的戰略預防。

可見，當法律環境發生變化，企業的回應是高度理性的戰略選擇，它們深知，唯有通過創造真實社會價值的實質性提升，才能從根本上構建起應對非市場風險的免疫力。

理論貢獻：為企業非市場戰略研究開辟了新視角

研究基于“反SLAPP法”這一獨特場景，為企業如何戰略性地管理非市場風險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與理論解釋。

視角的革新：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預判”

以往大量研究關注企業如何在風險爆發后進行危機公關和應對，而本研究則將視角前移，聚焦于企業如何在威脅真正降臨之前，通過戰略性投資進行預防。這體現了企業作為能動主體，對環境風險的敏銳感知和前瞻性布局能力。當預見到“訴訟盾牌”失效后非市場風險的升高，企業選擇通過提升實質性的社會績效來“安撫”潛在的活動家，避免自己成為“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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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深化：當“制度性CSP”成為戰略資源

研究特別強調了“制度性CSP”的作用，而非泛泛而談企業社會責任。這是因為，真正投向社區、環境等外部社會的善意和投入，能夠為企業積累“道德資本”，增強其“規范性合法性”——即社會公眾認為該企業的行為符合普遍價值觀和期望。當企業擁有堅實的道德資本時，活動家很難再將其塑造為“反面典型”并成功動員公眾支持。這為企業如何有效配置社會責任資源提供了精準的指引：投資于產生真實社會價值的領域，才能獲得最有效的風險對沖。

框架的整合：宏觀制度與微觀企業特征的互動

本研究還揭示了環境層面機會結構（反SLAPP法）與企業層面機會結構（媒體CSI報道）的交互作用。它告訴我們，理解企業行為不能孤立地看外部環境或內部條件，而需審視宏觀制度變革如何與企業的特定脆弱性相結合，共同塑造其戰略選擇。這對于管理者評估自身風險敞口、制定差異化策略具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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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啟示：為企業管理、政策制定與學術研究提供指導

吳志巖團隊的這項研究，是一場關于法律影響的實證探索，深刻揭示了企業在復雜社會環境中的生存智慧，其洞察為企業戰略調整、制度優化設計以及學術探索方向提供了切實的參考。

于企業而言，這項研究揭示了一種至關重要的“生存智慧”。在當今時代，利益相關者的聲音愈發強大，依靠壓制或對抗來管理非市場風險已非上策。將社會責任融入核心戰略，進行真實的、前瞻性的自我規制，才是構建企業韌性的關鍵。它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關乎長遠發展的“必需品”，是企業在復雜社會環境中至關重要的戰略“防身術”。懂得通過創造真實價值來積累“道德資本”的企業，才能在未來的挑戰中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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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公眾而言，這項研究展示了“良法善治”的強大引導力。它證明，旨在保障公民權利、促進公眾參與的法律，其積極影響會深刻地溢出到經濟領域，無形中“推動”企業向更負責任的方向發展。這為如何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來引導和塑造更符合社會期望的商業行為，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例證。

于學術研究而言，本研究也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它將對企業行為的理解，從被動的“危機應對”前置到主動的“風險預判”，極大地豐富了關于企業非市場戰略、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交織關系的研究圖景。它鼓勵學者們關注企業“先發制人”的復雜策略，以及宏觀制度與微觀企業特征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決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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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日益復雜，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不斷提升，維權行動的門檻也因技術進步與法律完善而持續降低。吳志巖團隊的這項研究，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嚴謹的方法，捕捉到了這一動態過程中企業戰略適應的精妙之處。它告訴我們，一個對批評更包容的環境，未必是企業的噩夢，反而可能成為推動其提升社會價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催化劑。在商業與社會的共生之路上，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筑墻自固，而在于用“責任”奠定久安。

未來，隨著數字化、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企業面臨的維權風險將更加復雜多樣，法律制度對企業行為的引導作用也將更加凸顯。我們期待，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能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法律、企業與社會關系的理解，推動企業在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平衡中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附：論文摘要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firms attempt to preempt activism before it mobilizes into an active threat. Employ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examine the quasi-exogenous enactments of laws that prevent 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ti-SLAPP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find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enactment of anti-SLAPP laws, firms self-regulate through enhancing their institutional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CSP). This response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greater firm-specific activism risk, as evidenced by greater media coverage on firms'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response to activism risk, firms attempt to keep activists from targeting them by pre-emptively engaging in self-regulatory improvement in their institutional CSP. The preemptive action we document extends research on stakeholder activism.

編輯排版：伍梁永

審核：佟慶、吳志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