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曉榮教授：局部處理的“戰術組合拳” | 直播回顧

整理者：雨過天晴

審核人：董曉榮教授、鷹版

11月是一年一度的“全球肺癌關注月”。在這個旨在提升肺癌防治意識、關愛肺癌患者的特殊時間節點，與癌共舞論壇聯合福建省關癌有家恤病基金會共同推出“智御肺癌·兵器譜新篇”系列科普患教活動，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進行轉播，旨在為公眾系統性科普肺癌治療的最新知識。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肺癌治療已進入“多兵種”協同作戰時代，如何巧妙地組合介入治療、消融技術、手術干預等局部治療手段，形成一套“戰術組合拳”，是提升治療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質量的關鍵。

11月20日，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董曉榮教授在“多兵種協同：局部處理的戰術組合拳”科普活動中，針對各種局部治療手段進行了深入淺出的科普，幫助患者們厘清肺癌綜合治療方向。小編特整理出直播中的精華內容，供讀者參考。

共性問題科普

問：什么是肺癌的局部治療？目前臨床上主要都有哪些類別的局部治療手段？這些治療手段各自的核心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實現互補？

董曉榮教授：肺癌局部治療是針對局限區域腫瘤開展的治療方式，核心目標為根除或最大程度控制可視腫瘤病灶，其作用范圍僅覆蓋治療區域，對區域外潛在微小癌細胞無效。臨床中，該治療的核心手段主要包括外科手術、放射治療及介入消融治療三類，三者各具特色且存在明確互補性。

外科手術是最常見的局部治療手段，核心作用是通過物理切除實現腫瘤根治。在肺癌治療中，需根據病情采取楔形切除、肺葉切除等方式切除腫瘤病灶，同時進行淋巴結清掃，以徹底清除病灶區域腫瘤組織。

放射治療通過高能射線精準照射腫瘤區域，破壞癌細胞DNA使其無法復制進而死亡。隨著技術發展，從早期鐳療到如今X射線、質子重離子、射波刀等設備的應用，放療在提升腫瘤控制效果、實現精準打擊的同時，大幅降低了對正常組織的副反應。

介入消融治療屬于微創手段，在影像設備引導下將特殊針或導管插入腫瘤內部，通過射頻、微波、冷凍等方式實現腫瘤原位滅活，以最小創傷達成腫瘤控制目標。

三類手段臨床應用中可有效互補：手術切除后若存在腫瘤殘留或縱隔淋巴結轉移較多，放療可清除殘留病灶降低復發風險；針對體積較大腫瘤，術前新輔助放療可使腫瘤縮小，降低手術難度、縮小切除范圍，部分患者可達到病理完全緩解，提升手術成功率。

需明確的是，局部治療與全身治療本質不同：前者聚焦消滅肺部原發灶、縱隔轉移淋巴結等“看得見的陣地”，后者則通過靜脈輸注、口服等方式作用全身，針對血液及全身潛在微小癌細胞。

問：什么是肺癌的介入治療？作為一種局部治療手段，可以解決現有治療手段的哪些痛點或不足？

董曉榮教授：肺癌介入治療是在影像設備（如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機、CT等）引導下，通過細導管或穿刺針等器械經血管或皮穿刺直達腫瘤局部的微創治療技術，無需開刀。其主要分為血管介入（以支氣管動脈灌注化療、栓塞為核心）和非血管介入（臨床常用腫瘤消融，即經皮穿刺將消融針送至腫瘤中心，通過熱療或冷凍實現腫瘤原位滅活）兩類。

作為手術、放療的互補手段，介入治療針對性解決了臨床“硬骨頭”問題：一是彌補外科手術創傷大的不足，消融治療僅需局麻，創口僅針眼大小，24小時內即可下床，且無需切除肺組織，對肺功能損傷顯著降低；二是破解放療后復發難題，放療后復發灶因放射損傷無法二次根治放療，而消融作為物理治療無交叉耐受，成為重要挽救手段；三是應對急癥更及時，對于腫瘤侵犯血管引發的大咯血等急癥，支氣管動脈栓塞可快速定位止血，救治效率更高。

該治療適用場景明確，可覆蓋特殊人群及特定分期患者：高齡、心肺功能差或拒絕手術的早期患者，可將其作為替代方案，且Ⅰ期小肺癌消融的長期生存率已接近手術，屬根治性治療；Ⅳ期寡轉移患者（縱隔淋巴結N2以下、全身病灶少于5個），可在全身治療基礎上聯合消融清除病灶。需注意的是，小于3厘米的腫瘤可一次性消融滅活，大于5厘米者不推薦；周圍型肺癌因穿刺路徑短、風險低更適合消融，中央型肺癌因鄰近重要器官易引發并發癥，需謹慎評估。

目前，介入治療（尤其是消融）以微創優勢解決了無法手術的早期小腫瘤、寡轉移等患者的治療難題，多在介入科開展，部分醫院呼吸科也具備資質，可結合就診科室條件選擇。

問：動脈灌注化療在治療肺癌時具體如何操作？它相比靜脈全身化療有哪些優勢？對于一些不耐受全身化療或對靜脈化療耐藥的患者，是否可以作為一種補充治療手段？

董曉榮教授：動脈灌注化療通常由介入科醫生在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手術室完成，患者接受局部麻醉后，醫生以穿刺針穿刺股動脈并插入導管，在DSA實時監測下操控導管逆行穿過主動脈，精準定位為肺部腫瘤供血的血管，經造影確認后灌注化療藥物（必要時聯合栓塞），最后撤出導管并止血。該治療核心邏輯是通過靶向給藥控制局部腫瘤，兼具“阻斷供血”與“局部化療”的雙重作用。

相較于靜脈全身化療，動脈灌注化療的核心優勢在于改變了藥物分布模式：藥物經股動脈直接送達腫瘤局部，可使腫瘤區域藥物濃度顯著升高，同時降低全身藥物暴露量，從而實現“強靶向性、高局部療效、低全身毒副反應”的效果。這種優勢對特定患者群體尤為關鍵：對于高齡、體能較弱或合并基礎疾病，無法耐受標準劑量靜脈化療的患者，其對全身體能及造血功能影響更輕，安全性更高；對于對常規濃度靜脈化療耐藥的患者，高濃度藥物的局部沖擊可突破耐藥屏障，讓已失效的化療方案重新發揮抗腫瘤作用。

基于上述特點，動脈灌注化療可作為不耐受全身化療或靜脈化療耐藥患者的補充治療手段，但存在明確適用邊界,需精準定位腫瘤供血血管，因此更適合孤立性腫瘤、供血豐富的腫瘤，或伴有大咯血等急癥的局部病灶。對于全身廣泛轉移的患者，因無法覆蓋所有病灶，難以實現全身控制，臨床應用需結合病情評估。

問：目前臨床用于肺癌的局部消融治療的技術類型主要包括射頻、微波、氬氦刀等，這些不同的技術類型在療效、創傷程度方面有何差異？哪些肺癌患者是消融治療的受益人群？

董曉榮教授：臨床肺癌局部消融技術主要分為熱消融（射頻、微波）和冷凍消融（氬氦刀），三者均為微創操作，創傷程度相近且輕微，核心差異體現在產熱機制、療效特點上。

射頻消融是應用成熟的熱消融技術，通過高頻電流使腫瘤內離子摩擦生熱（60-100℃）實現凝固性壞死，類似“慢火煎”。其優勢是控溫精準，對3厘米以下外周型腫瘤療效優異；但不足明顯，消融速度慢、范圍小，且受“熱沉降效應”影響大，靠近大血管時易因血流帶走熱量導致消融不徹底，復發風險較高。

微波消融同樣為熱消融，通過微波使組織水分高速旋轉產熱（超100℃），呈“大火爆炒”式殺滅腫瘤。相較射頻消融，其消融速度更快、范圍更均勻，且不易受熱沉降效應干擾，能有效處理3-5厘米腫瘤及血管旁病灶，手術效率高、時間短，是目前臨床應用最廣的熱消融技術。

氬氦刀屬冷凍消融，通過氬氣降溫（針尖-140℃以下形成冰球）和氦氣升溫的“凍融循環”破壞腫瘤細胞，核心機制為冰晶致滲透壓改變及微血管損傷。其突出優勢是冰球在CT下邊界清晰，醫生可實時監控范圍，精準覆蓋腫瘤的同時保護周圍結構；且低溫具鎮痛作用，患者痛感輕于熱消融，對膠原纖維損傷小，用于靠近大血管、氣管壁的中央型肺癌時安全性更高，但消融速度相對較慢。

綜合來看，三類技術效率排序為：微波消融＞射頻消融＞氬氦刀，而中央型肺癌治療安全性上，氬氦刀優勢顯著。結合療效特點，消融治療核心受益人群包括四類：一是無法手術（高齡、心肺功能差）、不耐受手術或主觀拒絕手術的早期患者；二是肺癌寡轉移（全身病灶少于5個）或寡進展患者；三是晚期肺癌患者；四是局部復發且無法再次手術或放療的患者。

問：患者在進行消融治療前需要做哪些精準評估？如何通過術前規劃確保消融范圍完全覆蓋病灶且不損傷周圍正常組織？治療時需要全麻還是局部麻醉，治療過程時長約為多久？

董曉榮教授：消融治療前需圍繞病灶、全身狀況及治療意愿開展精準評估，同時明確并發癥與預期。病灶評估先通過活檢確診性質，再以高分辨CT明確腫瘤三維坐標、大小及與血管、氣管、神經等周圍結構的關系，PET-CT則排查淋巴結及遠處轉移。全身評估聚焦心肺功能、凝血功能、肝腎功能等，排除感染、出血傾向等禁忌。

術前規劃是“作戰地圖”，需在腫瘤外圍預留0.5-1厘米安全邊界以徹底滅癌。通過將薄層CT數據導入3D重建軟件，重建腫瘤及周圍結構，醫生可虛擬穿刺規劃路徑、選擇消融針類型及數量，并模擬覆蓋范圍。針對危險區域，熱消融需調整功率，冷消融更安全；靠近氣管等部位可注入人工氣胸制造“隔熱墊”，同時充分與患者溝通方案。

麻醉以局麻為主（多采用利多卡因），僅因患者焦慮、特殊部位病灶、多病灶或無法保持體位等情況需全麻。治療全程約30分鐘至1.5小時（疑難病例更長），穿刺定位耗時常多于消融本身，整體屬精細微創操作。

問：年齡較大、肺功能差等無法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消融能否替代手術成為根治性的治療手段？其五年生存率等關鍵數據與手術相比，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董曉榮教授：對于因高齡、心肺功能差或合并其他嚴重疾病，無法耐受外科手術或根治性放療的Ⅰ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微波、射頻等熱消融治療已被美國NCCN指南及中國專家共識推薦為替代性治療手段。

從五年生存率來看，接受手術的患者多為身體狀況良好、心肺功能正常的早期肺癌人群，胸外科手術（尤其是肺葉切除）的五年生存率可達70%-90%。而接受消融治療的患者均為無法耐受手術的群體，普遍高齡（70-80歲及以上），且常合并心肺功能不全、心臟病、肺氣腫等基礎疾病，其五年生存率約為54%-56%。

消融治療的五年生存率低于手術，核心原因在于患者基礎身體狀況的差異。這類患者本身因老年病、心梗、中風、肺功能差、間質性肺炎等疾病已存在較高死亡風險，若強行實施手術，手術死亡率及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會顯著升高，反而可能導致更低的五年生存率，這也違背臨床治療原則。若聚焦癌癥特異性生存率（排除基礎疾病影響），則能更精準體現消融對腫瘤的控制能力。

因此，對于無法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這一特定人群，無需糾結消融與手術的療效差異，在手術不可行的前提下，消融治療是更合適的治療選擇之一。

問：經過消融治療后，如有病灶殘留或再次出現復發，后續是否還可以再次消融？還是優先選擇手術或放療等其他局部手段？

董曉榮教授：消融、手術、放療同屬局部治療手段，可互為補充。消融治療后若出現病灶殘留或復發，可考慮二次消融，但需經多學科團隊評估后確定方案。

若殘留或復發病灶體積小、數量少、邊界清晰，且患者身體基礎狀況良好，能夠耐受麻醉及消融過程，二次消融是有效的治療選擇。對于局灶性殘留或新發小病灶，經評估確認治療安全性及病灶控制可行性后，即可實施二次消融。

若不滿足二次消融條件，或殘留、復發情況更復雜（如病灶并非局限于原部位，已出現多部位轉移），則消融及其他局部治療均不再適用，需聯合全身治療等方案。總體而言，二次消融具有可行性，關鍵在于明確治療目的并評估適配性，超出適用范圍則不建議采用。

問：消融能否與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全身治療聯合使用？聯用順序應消融優先，還是靶向/免疫誘導后消融，又或是二者同步使用？

董曉榮教授：消融與靶向、免疫等全身治療的聯合需結合病情分析，核心遵循“優先控制全身、按需干預局部”原則。對晚期多發轉移患者，需先以靶向、化療聯合免疫等全身治療控制病情，再輔以消融處理特殊病灶或緩解癥狀，單純局部消融意義有限。而無法手術的早期患者，可直接以消融為主要局部治療手段。

特殊急癥情況需優先局部干預，如小細胞肺癌合并嚴重上腔靜脈壓迫引發呼吸困難等癥狀時，可通過消融等局部手段縮小腫瘤、緩解癥狀，待患者耐受后再啟動全身治療。

聯合模式中，消融與免疫治療協同作用明確：消融破壞腫瘤釋放抗原，如“原位疫苗”般激活T細胞觸發全身免疫反應，助力攻擊遠處微小轉移灶（“遠隔效應”）。消融聯合靶向治療則是EGFR、ALK等驅動基因突變患者的成熟方案，可在全身靶向治療基礎上優化療效。此外，局晚期患者無法耐受放化療時，消融也可作為備選。

多數轉移性患者（尤其是寡轉移、寡進展且有局部干預需求者），先全身治療控病再局部消融；僅癥狀嚴重需緊急緩解時，才優先局部治療，后續再行全身治療。目前，全身聯合局部的綜合模式已成為臨床主流思路。

問：放療在肺癌早、中、晚期的各階段分別承擔著怎樣的角色？判斷根治性治療、輔助性治療還是姑息性治療的依據是什么？

董曉榮教授：放療作為肺癌治療中應用廣泛的局部治療手段，在早、中、晚不同分期中均承擔著重要角色：

在早期（Ⅰ-Ⅱ期）肺癌中，放療的角色需結合患者手術可行性區分。對于無法手術（如合并嚴重基礎疾病、身體狀況差）或拒絕手術的患者，立體定向放療（SBRT）是核心根治性治療手段，其局部治愈率已接近手術，但遠期生存率略低于手術，因此手術仍是可耐受患者的首選方案。對于可手術切除的早期患者，放療通常不作為初始治療選擇；僅當術后病理提示存在鏡下殘留或肉眼殘留時，放療需作為輔助治療手段開展，目的是降低局部復發風險。

在中期（Ⅲ期）肺癌中，放療的角色因腫瘤可切除性存在差異。對于不可切除的Ⅲ期患者，放療是標準治療方案的核心組成部分，臨床常規采用“放化療聯合”模式，后續再根據患者基因狀態聯合靶向治療或免疫治療，以實現病情控制。對于可手術切除的Ⅲ期患者，術后放療的應用存在爭議：僅在多站淋巴結均發生轉移等高危場景下可能考慮，單站淋巴結轉移等情況中，術后放療的獲益有限，臨床應用需謹慎評估。

在晚期（Ⅳ期）肺癌中，放療以姑息性治療為主，核心目標是緩解癥狀、改善生活質量并延長生存。針對腦轉移患者，放療可縮小病灶、減輕占位效應，有效緩解頭痛、惡心嘔吐、肢體活動障礙等癥狀；對于腦膜轉移患者，質子全腦全中樞放療較傳統放療能更顯著地提高生存率。針對骨轉移患者，放療可作為“局部補量”手段，通過30Gy/10次的常規方案，使70%-80%患者的疼痛得到緩解，并有效降低骨折等骨相關事件的發生風險。

總體而言，放療在肺癌各分期中均有明確應用場景，臨床實踐中需遵循“全身治療為基礎、局部治療為補充”的原則，結合患者具體病情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

問：如果后續出現寡轉移（如孤立腦轉移、孤立骨轉移），立體定向放療與手術、消融等局部處理手段相比，適應證如何劃分？針對寡轉移病灶，哪種手段更能兼顧療效和生活質量？

董曉榮教授：肺癌患者出現寡轉移（如孤立腦轉移、孤立骨轉移）時，立體定向放療、手術、消融等局部手段均適用，積極局部治療可顯著改善生存。三者適應證需結合病灶部位、功能需求劃分，以兩類常見寡轉移為例：

孤立腦轉移治療核心是平衡腫瘤清除與認知保護。立體定向放療（如伽馬刀）是標準方案，適用于病灶＜3cm、位于腦深部/功能區（手術易致功能損傷）或體質差、拒開顱者；手術適用于病灶＞3cm、放療控制不佳或有明顯占位效應需緊急減壓者；消融（如激光間質熱療）多為替補，用于腦深部、手術難及且放療后復發的病灶。

孤立骨轉移治療重點是維持骨骼穩定與控痛，兼顧防骨折、防脊髓壓迫。立體定向放療是主流，能有效控瘤鎮痛；手術可立即恢復骨骼穩定性、解除壓迫，適用于脊柱不穩/瀕臨骨折、有脊髓壓迫或需椎體成形術者；消融常聯合骨水泥，適用于劇痛且放療無效者，骨水泥可增強椎體穩定性。

兼顧療效與生活質量，多數寡轉移場景下立體定向放療為優選；手術在需緊急改善解剖異常時不可替代；消融則作為放療和手術無法開展時的有效替補。

問：惡性胸水的治療手段主要可分為哪幾大類？不同手段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董曉榮教授：惡性胸水多由胸膜轉移引發，臨床診斷以穿刺抽液發現癌細胞為依據，其治療需遵循“局部干預與全身治療結合”的原則，核心目標是控制胸水生成、緩解癥狀并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各類手段的作用與目的如下：

第一類是胸腔引流排液，為基礎且最常用的局部治療手段，包括胸腔穿刺抽液、中心靜脈導管留置引流（可連接引流袋按需放液）等方式。該手段的核心作用是快速排出胸腔內積液，減輕肺部及胸膜壓迫，有效緩解呼吸困難、無法平臥等癥狀，同時避免大量積液長期滯留引發感染，為后續局部藥物灌注或全身治療創造有利條件。需注意的是，即使患者主觀抗拒抽液，對于大量積液也需積極引流，以防病情惡化。

第二類是胸腔內藥物灌注，通常在引流排液后實施，通過局部用藥增強胸水控制效果，常用藥物包括三類：一是免疫調節劑；二是抗血管生成藥物（如貝伐珠單抗、恩度），其療效已獲專家共識推薦；三是化療藥物（如順鉑），多用于胸水反復難以控制的情況。該手段的目的是通過局部藥物作用抑制胸膜轉移灶活性，減少胸水生成，降低復發頻率，進一步鞏固引流治療效果。

第三類是全身治療，作為惡性胸水治療的重要基礎，因胸水本質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現，需通過靶向治療、免疫治療、化療等全身方案控制原發腫瘤及胸膜轉移灶。部分患者（如驅動基因突變者）接受靶向治療后，胸水可隨病情控制自然減少；約80%的患者經全身治療后胸水可得到有效控制，僅20%左右的患者全身治療效果不佳，需聯合局部引流或藥物灌注。

第四類是胸腔熱灌注治療，屬于局部強化治療手段，目前臨床應用因設備限制逐漸減少。其操作方式為通過物理裝置將化療藥加熱至42-45℃，在胸腔內持續灌注60-90分鐘，利用“藥物殺傷+熱效應”的雙重作用抑制腫瘤細胞，增強局部治療效果。該手段需專用設備支持，僅在部分具備條件的醫院開展。

最后還有外科手術治療，作為難治性胸水的終末治療選擇，以胸腔鏡手術為主。適用于經上述多種手段治療后仍反復復發的頑固胸水，手術核心是在直視下打通胸腔內分隔，噴灑滑石粉或藥物進行徹底胸膜固定，通過破壞胸膜分泌功能從根本上阻止胸水生成，實現長期控制目標。

個性化答疑

問：ALK陽性患者，使用阿來替尼一年左右進展，出現MET擴增，改為使用阿來替尼+卡馬替尼9個月后，CA199持續上升，多發腦轉、骨轉、肺轉、左側鎖骨處淋巴結轉移，是否可以在當前影像學沒有進展的情況下，針對轉移位置使用質子治療處理？還是等影像學進展后，再針對進展的部分單獨處理？

董曉榮教授：結合“EGFR突變患者全身控制良好時可聯合局部治療”的臨床理念，此時可考慮針對特定轉移灶開展局部治療。臨床數據表明，此類情況下聯合局部治療，可能提高總生存期或延緩耐藥時間。

但從治療部位選擇來看，需重點關注ALK抑制劑與放療聯合的安全性風險，從克唑替尼到布格替尼、阿來替尼、洛拉替尼，ALK抑制劑很少與放療聯用，因其存在較高的間質性肺炎風險，與胸部放療聯用時，放射性肺炎風險會進一步升高，因此需嚴格規避胸部相關病灶的放療。具體而言：腦轉移灶、骨轉移灶及左側鎖骨處淋巴結轉移灶的放療可安全開展，能有效控制局部病灶；而肺轉移灶因位于胸部，若進行放療需承擔較高的肺炎風險，不建議實施。

需特別注意，部分ALK抑制劑（如布格替尼）需通過劑量遞增才能到穩定期，目的就是為了降低肺炎風險，因此胸部放療與ALK抑制劑的聯合應用需絕對謹慎，臨床實踐中一般不推薦該組合方案。

問：肺腺癌晚期患者，伴有胸膜轉移，無其他轉移，驅動基因與免疫表達陰性，未匹配到靶向藥。醫生推薦兩個方案，第一個是依沃西單抗+培美曲塞，第二個是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兩種方案應該如何選擇？

董曉榮教授：兩個方案基本類似。從循證醫學角度，IMpower150研究證實，免疫聯合抗血管藥物聯合化療的治療模式可延長一線治療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總生存期；而IMpower151研究因納入過多耐藥后患者未得到陽性結果，不適用該患者的一線治療場景。依沃西單抗（AK112）聯合化療本質上與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的治療模式一致，僅是將免疫與抗血管作用整合為單一藥物，目前尚無頭對頭研究對比兩種方案的優劣。

治療方案的選擇可重點考量兩方面因素：一是醫保與價格，當前一線化療聯合免疫、化療聯合抗血管藥物均已納入醫保，而AK112一線聯合化療方案暫未進入醫保，若其明年納入醫保可作為后續考量；二是患者全身狀況與治療偏好，若追求治療方案簡潔性，可選擇依沃西單抗聯合培美曲塞，若接受多藥聯合的治療形式，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也可選擇。

需注意的是，即便患者PD-L1表達陰性，化療聯合免疫仍具備治療有效性，疊加抗血管藥物后，療效還可進一步提升，因此兩種方案均能為患者帶來治療獲益。

問：患者降期手術前的治療方案為靶向藥聯合4-6次化療，目前已完成1次化療，對于同側非同葉的肺內轉移、胸膜多處轉移的患者，與手術相比，是否更適合消融或放療？

董曉榮教授：出現胸膜轉移，意味該患者腫瘤分期已為Ⅳ 期，此類情況下通過靶向聯合化療實現降期并滿足手術條件的可能性極低。臨床中即便PET-CT未檢出胸膜轉移，外科手術中仍可能發現胸膜存在隱匿性轉移灶；而該患者已明確存在胸膜轉移，因此不推薦采取手術治療，優先選擇全身治療更具臨床合理性。

全身治療方案方面，單純靶向治療或靶向聯合化療均有相關臨床數據支持，均可作為可選方案。若經全身治療后局部病灶得到控制，可考慮局部治療手段，但放療實施難度較高，消融治療可作為局部治療的考量方向，而手術并非該患者的適宜選擇。

問：肺腺癌Ⅳ期伴肝轉移，EGFR 19突變，服用奧希替尼5個月，化療一次因不耐受（骨髓抑制、嘔吐嚴重）停止，現在復查原發灶縮小，轉移灶增大變多，腎功能不全。請問是否需要重新肝穿？還是做肝部介入消融或放療？

董曉榮教授：首先需明確是否達到疾病進展的臨床標準，若判定為疾病進展，需通過肝穿刺活檢明確耐藥機制，以此為依據更換治療方案；若僅為局部進展，則可在繼續服用奧希替尼的基礎上，聯合局部放療或消融治療。核心判斷要點在于轉移灶進展的范圍。若為廣泛進展，需立即更換治療方案并通過穿刺明確耐藥機制；若為局限性進展，可延續靶向治療并輔以局部治療。

針對肝轉移灶進展的情況，優先建議行肝穿刺活檢，明確耐藥機制后評估是否存在新靶點或新的聯合治療可能；若未檢測到新靶點且無適宜聯合方案，可結合臨床特征，繼續使用奧希替尼并聯合肝部消融或放療均可以。

結束語

在直播最后，董曉蓉教授總結道：今天重點探討了肺癌局部治療，其涵蓋介入、消融、放療等多種方式，這些局部治療手段在不同臨床場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診療實施來看，局部治療的開展涉及多科室協作。這種多科室參與的模式，充分體現了當前肺癌治療的精細化發展趨勢，尤其是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全身治療的基礎上，合理聯合放療、介入、射頻消融等局部治療手段，能夠更大程度提升整體治療效果。

基于此，多學科團隊（MDT）討論的重要性愈發凸顯。無論是放療、介入等局部治療，還是全身治療，甚至手術，都需要通過多學科會診評估最優方案。因此，建議患者遵醫囑接受治療，對于病情復雜的病例，可由醫生發起MDT會診，結合患者具體情況制定最適宜的局部治療策略。

董曉榮 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

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

腫瘤中心胸部腫瘤科 主任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 理事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小細胞肺癌專家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中國抗癌協會非小細胞肺癌專業委員會 常委

中國抗癌協會免疫治療專業委員會 常委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非小細胞肺癌專家委員會 常委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免疫專業委員會 常委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腫瘤生物標志物專家委員會 常委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血管靶向專家委員會 常委

湖北省抗癌協會腫瘤免疫治療專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湖北省女醫師協會精準醫療專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湖北省醫學生物免疫學會腫瘤專委會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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