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失其鹿 庚子政治勢力大角逐

圖為八國聯軍在紫禁城閱兵。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雪珥（澳大利亞籍華裔作家）

　　這幾乎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列強的聯軍直逼首都，而抵抗者幾乎沒有勝算。在帝國的最高領導人倉皇出逃之際，王朝的權杖被遺失在烽煙彌漫的華北大地，所有人都被激發出拾起權杖、進而成為這片遼闊大地新主人的欲望。于是無論權臣、革命家還是改革者，都在這場國破家亡的大動亂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盤。清失其鹿，安可不逐？

　　最長的一日

　　隆隆的艦炮劃破了凌晨的天空。停泊在海河內的俄、德、法、英四國共7艘戰艦，在探照燈（時稱“電光鏡”）的照耀下，向大沽炮臺猛烈轟擊，清軍的克虜伯海岸炮進行了英勇的還擊。駐扎在此的唯一一艘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Monocacy），根據華盛頓的嚴格指示，拒絕參與這場對“友好國家”的軍事進攻，遠遠地避開了戰場。日軍則借口其軍艦引擎故障，沒有參加水上攻擊，卻派出了300人，與另外580人的俄德英部隊組成聯合登陸突擊隊，與炮臺中國守軍短兵相接乃至白刃格斗。

　　這是1900年6月17日，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五月廿一，對很多人來說，這都是漫長的一天。

　　經過6小時的激戰，天蒙蒙亮的時候，日軍敢死隊登上大沽炮臺。沒有人歡呼，因為，更為慘烈的天津攻城戰還在等著他們，他們將在這座古老的城市外，領略中國人的英勇。

　　此時，百里外的紫禁城內，66歲的慈禧太后和30歲的光緒皇帝已經開始辦公，這天下午他們將再度召集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舉行第二次御前會議，討論嚴峻的局勢。45歲的端郡王載漪也已經在軍機處端坐著了，作為“極左”派的領袖和義和團背后的最大支持者，他最關心的就是他的兒子能否及早即位，而最為快捷的辦法，就是讓光緒皇帝立馬下崗。

　　離大沽和紫禁城數千里之遙的廣州城內，78歲的李鴻章也已起身，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即將到訪，他的名字叫孫文，江湖上人稱孫中山。35歲的孫中山此時還在一艘從日本駛往香港的法國客船中，即將靠港。一艘懸掛著黃龍旗的軍艦安瀾號，正從廣州向香港行駛，45歲的劉學洵奉李鴻章之命，去迎接孫中山。

　　在武昌，64歲的張之洞正在起草密電電文，收件人是他的長子張權，如今正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在日本訪問，尋求軍事援助，而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并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代表團的存在。

　　他們都聽不到大沽的炮聲，但他們都清楚地聽到災難降臨的腳步聲，他們也都在竭力調整著自己的腳步……

　一份假情報

　　北京城早已陷入了紅色恐怖，擁入城內的數十萬義和團，在這座帝國都城內掀起一場紅色狂飆，到處都是他們“殺！殺！殺！”和“燒！燒！燒！”的整齊吶喊。在莊王府（今和平里一帶）門前的廣場上，上千顆人頭已經被砍落，因為他們是“二毛子”或疑似“二毛子”。

　　就在昨天（6月16日），前門大柵欄濃煙滾滾、烈焰沖天，義和團縱火焚燒老德記西藥房，但他們的法術顯然失靈，沒能控制住大火向其他商鋪的蔓延，甚至燒過了正陽門城樓，蔓延到城內，繁華的北京CBD在大火中淪為一片廢墟。

　　就在前門的濃煙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于昨天下午召集了第一次御前會議（總共四次），與會者有100多人。這次會議上，“左派”和“右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以端郡王為首的左派們大占上風，太后則依然是左右持平，一方面表示義和團法術雖不足恃，但人心可恃，因此下令在“開導解散”義和團的同時，將其中的“年力精壯者”招募入伍；另一方面也命令榮祿及其部隊，加強對東交民巷使館區的保護，以消除列強進行軍事干預的借口。

　　但第一次御前會議確定的持平原則，第二天就被拋到了九霄云外。雖然中央還沒得到聯軍在清晨攻占大沽的報告，但慈禧太后卻在會上拋出了一份震撼性的文件：聯軍的最后通牒。這份通牒的主要內容有四點：一、鑒于謠傳光緒皇帝被囚，因此必須指定一座特別的宮殿作為皇上的住處；二、中國各級官員過于腐敗，應準予各國公使幫助中國政府代為征稅，包括海關稅及所有國內稅收；三、中國軍隊過于腐敗，因此必須準予外國人指導中國的軍事改革；四、光緒皇帝必須全面恢復權力。

　　慈禧太后在會上公布了這份最后通牒，但隱瞞了最后一點。根據與會的史官（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惲毓鼎記載，慈禧太后表現得十分憤怒，聲稱:“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 “你們諸大臣均聽見了,我為的是江山社稷,方與洋人開仗;萬一開仗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爾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說是我一人送的天下。”

　　但這卻是一份假照會，軍機處、總理衙門和北洋衙門都沒有收到，而之后詢問各國使節，所有的人都否認曾發過這樣的通牒。根據多種筆記史料記載，這一情報是由江蘇糧道羅嘉杰探聽到后，報告給榮祿或端王的（但現在有嚴謹的史學考據顯示，羅嘉杰與此事完全無關）。

　　究竟是誰偽造了這個激怒慈禧太后的通牒？截止到目前為止的史學發現和推論，指向了三個“嫌疑人”：最大的嫌疑者是端王，這也是史學界普遍公認的，因為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讓光緒早點下崗，而洋人們卻擋著他的道。其次是慈禧太后，她自己偽造了這份通牒，以此加速與洋人的決裂，并為自己今后找個推諉的退路。

　　美國作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極為暢銷的慈禧傳記《龍夫人》中，認為最大的可能是李鴻章偽造此信，以便激怒太后，進而激怒洋人，激發洋人與保守派的沖突，借用洋人的手除去保守派們，為自己返回政治權利的中心鋪平道路，并為自己在甲午戰爭后蒙受的屈辱報仇雪恨。

　　雖然遍查西格雷夫著作的注解，除了他不斷地明示及暗示正是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主導著最為重要的信息傳遞途徑——電報之外，并沒有發現更多有力和直接的證據，但其在動機-行為角度的分析，還是有相當的合理性。當然，從這樣的動機假設來推理，任何可能從洋人、保守派沖突獲利的人，如榮祿等，也都有同樣的嫌疑。　

劉學洵的出場

　　在義和團點燃大柵欄的時候，北京給李鴻章發來了急電，要求他火速北上，解決危機。作為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李鴻章并不著急，他還需要再等一等、看一看。

　　李鴻章帳下主導與推動此事的，是他的幕僚劉學洵。劉學洵本是廣東大儒，考中進士后被分配到了翰林院當了一名“公務員”，并逐漸升到了候補道臺的級別。但他并不滿足于一杯茶、一張報的機關生活，對自己在仕途上的成績相當不滿意。幾年之后，廣東官方大興博彩業，而做“闈姓”賭業（清末盛行于兩廣地區的一種考場上的賭博活動，以猜中考生姓名定贏輸——編者注），最重要的資源便是與“典試官”的關系，作為翰林和著名的筆桿子，劉學洵在老家廣東貢院內有豐富的人脈資源，便辭官下海，成了“闈姓”承包商。

　　賭業利潤果然可觀，劉學洵迅速成為大清帝國先富起來、而且是暴富起來的一批人。他在廣州西關荔灣建起一座劉園，奢華以極，還以杭州胡雪巖為榜樣，娶了12房美妾，甚至在他所選的墓地里都提前為12房小妾預留了墓穴。賭王劉學洵很快便贏得了“劉三國”的綽號：即“文可華國，富可敵國，妾可傾國”。

　　闈姓因為寄生于科舉考場，賭商們為從中舞弊，自然需要干涉考試結果，如將某人炒作中舉，則稱“扛雞”，如將某人強擠出局，便叫“擒蟹”。科舉畢竟是大清國培養后備干部和接班人的主要渠道，如此一來，賭商們實際上便深深地介入到干部人事體制的運作。作為賭王的劉學洵，儼然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地下“組織部長”，權傾一時。

　　如果到此為止，劉學洵無非也就是個兼跨紅道、黑道的達人而已，但他在大撈偏門的同時，卻也離奇地在正道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1900年1月李鴻章受命署理兩廣總督，慈禧太后下令，劉學洵交李鴻章“差遣委用”，等于是給李鴻章指定了一個助手。當時廣東地面上治安不靖，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作為地方上黑白兩道的老大，劉學洵成功地協助李鴻章，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就通過“打黑”等專項整治恢復了秩序，深受李鴻章的器重。

　　義和團運動開始后，廣東富豪、孫中山的幕后金主何啟，就與孫的助手陳少白商議，“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孫從日本致信劉學洵，請他幫助策動李鴻章。劉游說李鴻章，聲稱自己能設法令孫中山“來粵聽命”，李欣然同意。

　　此時，李鴻章也希望通過劉學洵的關系，與孫中山合作，刺殺康有為，得到了孫的同意，并已經開始制定行動方案，但終于猶豫未決。而此時被激怒了的保皇黨，也開始以血還血的報復。北京的榮祿、剛毅，廣東的李鴻章和劉學洵均成為暗殺的目標。

　　1900年4月24日，劉學洵從澳門回到廣州，剛一登岸，就被保皇黨刺客用手槍擊中胸部，當即倒地。刺客向空中拋灑銀元，趁人群搶錢混亂之際逃脫。劉學洵被送往醫院，幸有內衣保護，子彈僅入皮肉三分，撿回了一條性命。

　　劉學洵養傷期間，依然積極與革命黨方面推動李、孫會談。孫中山在助手楊衢云和日本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的陪同下，從日本回國，就在聯軍攻占大沽炮臺的同一天（6月17日），他們乘坐的船到達香港。因為孫中山有命案在身，港英當局限制其登陸。李鴻章此時也派遣了軍艦安瀾號前來迎接，但孫忽起疑心，不敢繼續前往廣州，而是改派了宮崎寅藏等三位日本人，登上軍艦到廣州，與劉學洵徹夜商談細節。

兩廣“總統”李鴻章

　　八國聯軍一聲炮響，李鴻章不僅成了孫中山統戰的目標，也成了康有為拉攏的對象。

　　康有為給李鴻章發了兩封信，第一封是勸李鴻章與保皇黨合作“討賊”，勿抓捕其黨人；第二封則是勸李鴻章領袖群雄，平內賊，定外交，以救圣主，“天時不可失，人心不可違，變亂之間，差于毫發，成敗所決，惟公圖之”。這兩封信，后來都公開發表在保皇黨的機關報《知新報》上，估計從未真正投遞給李鴻章本人，成了動員民意的公開信。

　　梁啟超后來為李鴻章寫傳記，認為當時李鴻章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梁啟超事后分析認為，上策“惟有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乃能行之，李鴻章非其人也”。他認為，40年前圍剿太平軍時，李鴻章正當壯年，與戈登商討中國局勢，戈登建議他取清廷而代之，李鴻章不敢應承，那時“尚不敢有破格之舉，況八十老翁安能語此？”而中策則其時廣東實無一兵可用，而且舉兵勤王涉及很大嫌疑，“萬一廷臣與李不相能者，加以稱兵犯厥之名，是騎虎而不能下也”，所以李鴻章最后選擇了下策。

　　同為革命黨、曾經在報紙上公開稱呼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的章太炎，當時也給李鴻章上書，建議他宣布兩廣獨立，“某等所望于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章太炎早在戊戌年就曾經給李鴻章寫過信，希望他“轉旋逆流”， “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

　　至于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不管真心還是假意，也紛紛表態，要求李鴻章出面，挽救危局，他們愿意聽從指揮。一時間，半壁河山一致呼吁，只有李鴻章才能救中國。

　　與中國人一樣，洋人們也盼著李鴻章出面收拾殘局。其中最起勁的，就是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當時，卜力正在為期3個月的休假中，立即放棄假期，趕回香港，為李鴻章和孫中山的聯合牽線搭橋。卜力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將李鴻章留在兩廣，維持社會安定，因為李鴻章一旦北上，廣東的各種會黨幫派就會趁機作亂，不僅廣東，而且香港也會受到影響，而維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才最符合英國在此的巨大商業利益和戰略利益（此時英國在南非陷入布爾戰爭，不愿東方有亂，參閱本系列前幾期）。而且，卜力認為此時正是“由清國分割兩廣成立獨立國的好機會”，如果自己一手推動了這個“兩廣國”的成立，新政權當然會與英國站在同一條戰壕了，孫中山就一眼看出“香港總督之說系擴大英屬領土利益范圍至兩廣之計略”。為此，港英當局向孫中山表態，一旦李鴻章同意，港英當局就撤銷對他的驅逐令。

　　在這樣的熱盼中，在北京接連電催下，李鴻章終于在7月17日動身北上，不過，他的第一站卻是香港，先與香港總督卜力進行閉門磋商。和1個月前一樣，孫中山依然興沖沖地從越南的西貢趕到香港，依然不準登陸，只能呆在船艙內，等候消息。

　　在李鴻章與卜力的會談中，根本就沒提及和孫中山合作的事，相反，李鴻章大力勸說卜力，不應該讓香港成為陰謀顛覆大清國的基地。根據英國的史料，雙方討論了遠比李孫合作更為敏感的話題——誰來出任中國的皇帝。李鴻章認為，在義和團的暴行中，如果只有德國公使被殺，“列強就無權決定誰來當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殺，列強才“可以合法地進行干預，并宣布‘我們要立一個皇帝’”，他推測列強將選擇“一個漢族人”。李鴻章再三為慈禧太后辯護，無論慈禧有什么過錯，她“無疑是中國最有能力的統治者”，中國不能少了她的掌舵。李鴻章這番話，被英國人解讀成了他自己對帝位的覬覦。卜力再三挽留李鴻章不要北上，遭到李鴻章拒絕。李鴻章登上坐艦后，孫中山的助手陳少白仍不死心，追上船去，請劉學洵再次勸勸李鴻章，劉學洵很明確地表示，李鴻章已經下定決心，不想卷進這種“南方分離主義的冒險”中去。

　　推舉李鴻章擔任兩廣獨立國“總統”的計劃，至此完全破產。

　　張之洞武昌帝王夢

　　就在李鴻章聽命北上的1個月后，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張之洞鎮壓了一起與革命黨、保皇黨都有關聯的“自立軍”暴動。

　　在公開擁護“東南互保”（即南方各省在朝庭和八國聯軍的沖突中保持“中立”，換取列強對南方的安全承諾）的同時，張之洞暗地里走得更遠。根據日本學者久保田文次、中國學者孔祥吉，前些年對新發現的日本參謀本部情報官員宇都宮太郎的日記進行分析考證，張之洞在此時已向日本人表示，他或許將成立新政府，“目前當務之急乃是厚置兵力”，要求日方派遣軍事顧問，并提供軍事援助。

　　同時，他的長子張權及其重要軍官們組成了一個秘密的軍事代表團，帶著15名留日學生（其中就有后來大名鼎鼎的黃興）訪問日本，他的長孫張厚琨也秘密來到日本學習軍事。張權的代表團在日本活動長達4個多月，直到張之洞探悉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安全逃離北京后才被召回國。在這4個多月中，張之洞頻繁與代表團聯絡，要求日本提供軍援。

　　派出這樣一個涉及軍事的代表團，而且將自己的長子、長孫都送去日本，可見張之洞的重視，但其事先事后居然均沒有報告中央，這對于表面上循規蹈矩的張之洞而言，實在不是個正常舉動，更與其公開高喊擁護中央的口號相違背。在張之洞加緊與日本聯絡的同時，他對“自立軍”的密謀早有察覺，“自立軍”中也有不少張之洞的學生，但他一直不明確表態，擁兵自重、或者擁寇自重的嫌疑十分明顯。

　　“自立軍”暴動于8月9日，張之洞卻直到8月21日才開始抓捕唐才常（“自立軍”首領）等人。這段時間，正是八國聯軍猛攻北京的時候（8月14日北京淪陷），張之洞直到確認太后和皇帝逃離北京，才最后下決心對“自立軍”動手。

　　當八國聯軍控制北京后，日本人曾有計劃由張之洞出面組織中國的新政府。張之洞聞訊后“駭極”，多方制止，發了標明為“千急”的電報，請求中國駐日本公使錢恂“千萬阻止”,“務望托青木（即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諸君設法，迅速婉達伊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此時總以不離鄂為妥，中外有益，千萬要緊。若北上議事，先拋荒鄂事，亦屬萬萬不可，總以在鄂亦得與議為妥。”堅決不肯離開湖廣的根據地北上。

　　范文瀾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認為張之洞在庚子年的算盤是，“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擁護，組織傀儡政府；如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滿清統治決不崩潰，則拒絕擁護。”當張之洞發現“帝后同存”后，只能“先發制人，乘唐才常等未及起事，即搜捕得二十余人，仍不敢白日行刑，二更后押到僻靜處斬首，香濤老謀深算，自必有此一著”。

　　“擁戴”賭王稱帝

　　“自立軍”兵敗不久，革命黨終于在惠州暴動成功（10月8日），孫中山在臺灣遙控指揮，要求暴動者東進閩南。但不到一周，日本內閣改組，穩健派伊藤博文執政，一改此前山縣有朋的鷹派作風，嚴禁日本軍人卷入中國暴動，并禁止孫中山在臺灣活動。失去日援，暴動不久就被清軍鎮壓。

　　當日本的援助無法兌現時，孫中山又將希望寄托在既有錢、又有野心，同時還有黑白兩道關系的劉學洵身上。劉學洵陪同李鴻章北上，此時停留在上海，孫中山派遣日本人平山周持密函至上海見劉學洵。根據國民黨的黨史（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孫中山在這封落款為高野長雄（孫中山的別號）的密函中，介紹了他在廣州下一步即將進行的暴動，表示將擁立劉學洵“主持內局，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

　　當然，他在信中強調，“兵政一人弟自當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請公等來會也”，外交方面的人選，他也“自能擇之”。需要劉學洵做的，“第一要著為厚雄資財”，“故求足下及楊、李同志等，即速代籌資百萬交周君匯帶弟處，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華也”，否則革命就會失敗，“玉石俱焚，生靈涂炭，列強瓜剖，華夏陸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難逃奇禍”。

　　記錄此事的馮自由在書中解釋道，孫中山“知劉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許之，而自攬兵政，其用意無非欲得其資助巨款而已”，但劉學洵顯然也不是好忽悠的，雖然平山周“備述總理（孫中山）推戴之意”，但劉學洵虛與委蛇，平山周沒辦法，只好電告孫中山。而此時已在臺灣無法立足的孫中山，竟然在收到電報的當日即乘坐日本輪船趕到上海，約劉學洵到船上相見。劉學洵托故不往，經平山周再三請求，才與孫中山見了一面，兩人“會談數時，終無結果，自后劉學洵與革命黨人遂不再發生關系”。

　　沒人知道孫中山、劉學洵二人在船上究竟談了什么，但劉學洵從此對政治心灰意冷。

　　爐火上的群雄

　　這年冬天，劉學洵在杭州西湖邊圈地，大建豪宅，此即著名的劉莊。國民黨黨史權威馮自由指稱，劉學洵是向達官行賄后獲得的建房特權。民國后，劉莊果然被新政府封禁充公，歷經折騰。

　　孫中山則回到日本，總結經驗教訓，“對日本朋友和他們的援助大感失望”(《大阪每日新聞》1901年1月30日)，此時的日本軍隊，正竭力在北京營建其新形象，積極準備與沙俄之間不可避免的總決戰，不想因為支持革命黨而惹惱大清政府。

　　張之洞依然在武漢，使勁給慈禧太后寫報告，大表忠心。畢竟，慈禧太后于他，還算有“知遇”之恩。1863年，張之洞參加“高考”，金榜題名時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筆將他改為一甲第三名。欽點“探花”，那比狀元和榜眼都更為風光。

　　李鴻章在京津的嚴寒中，與列強周旋，討價還價。按照美國學者西格雷夫的說法，李鴻章利用洋人的手，將自己的政敵們都收拾了，成功地返回了政治核心。次年，心力交瘁的李鴻章就在大口吐血后，累死在工作崗位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給他頒發的謚號，就是“文忠”，表彰他的耿耿忠心。

　　一千多年前，割據江東的孫權曾經給曹操上書稱臣，曹操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一千多年后，清失其鹿，這爐火便燒得更為通紅，群雄們各有一番精彩表演。嚴復曾在為李鴻章寫的挽聯中慨嘆：

　　使當時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