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因為潘漢年同樣的預判，遭受了一場幾近滅頂的無妄之災

文章轉自網名：文生民創——同人老師

1940年5月，四輛軍用大卡車從延安出發，車上坐著的都是到各地開展秘密工作的中共精英，他們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一路通關過卡，蜿蜿蜒蜒一直開到了陪都重慶，其中一輛卡車又馬不蹄停的開往桂林。

這輛卡車上就有葉鐘英、張志申、侯德華、朱月三、湯綺一行五人，他們受組織派遣，前往上海建立秘密電臺。

他們輾轉桂林、貴陽、重慶、香港等地后，終于在同年11月底來到了上海。

喬犁清代表組織安排他們住進了貝勒路福熙村48號（今黃陂南路710弄衛國新村）。

葉鐘英是湖南長沙人，父親葉江是中共早期黨員，1931年任中共長沙巡視員時被殺害于長沙，母親朱月三帶著葉鐘英姐妹隱姓埋名生活在長沙。

1938年長沙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朱月三帶著葉鐘英姐妹找到了八辦，提出母女三人一同參加革命的要求，得到同意后，母女三人先后被送到延安。

16歲的葉鐘英與姐姐都被選拔到無線電訓練班參加學習。

據《葉鐘英講述潛伏上海兩年半》記述，“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培訓后，我們就分別地被派了出去。我姐姐去了北方某地，我和母親被派到上海。”

葉鐘英化名朱萍芳，擔任電臺的報務員，“我們母女倆住在三樓，男同志（注：即張志申）住在亭子間，二樓住的是一個資本家，他家的兩個保姆晚上都睡在過道上。”湯綺被安排住在底樓，掩護電臺，張志申扮作湯綺的外甥。

侯德華為譯電員，與喬犁青同住在馬當路一家煤球店樓上的亭子間里。

葉鐘英繼續回憶道：“我負責的電臺開始是準備跟延安聯絡的，可是開機后怎么都聯絡不上，為此我急得直哭。心想組織上安排我是跟延安聯絡的，現在一切都安頓好了，電臺也架設好了，可就是聯系不上，這可怎么辦。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能向組織匯報。上級派來了一個叫‘小李’的人，以后我知道他的真實名字叫劉人壽，也是在上海搞這項工作的。

他來檢查試機后得出的結論是功率不夠，當時我使用機器的發射功率是40瓦。經過向組織匯報后，最后組織上決定我這部電臺改方向跟香港聯絡。因為男同志在工作時間就要守在亭子間，過了一個時期組織上就安排這位男同志去學習機務，以后一旦機器出現故障他就能臨時處理，這樣人員的安排就更加合理了。于是每天晚上我就收發電報，第二天白天我母親到復興公園去接頭，送出收到的電報、取回要發的電報。”

母親朱月三在復興公園接頭的人就是交通員喬犁青，喬犁青從朱月三那里取回收到的電文，又將要發的電文交給朱月三。

這部剛建立的電臺不能與延安聯絡，著實愁煞新人劉人壽，但難不倒牛人潘漢年。

于是漢斯·希伯、秋迪·盧森堡（裘爾斯）夫婦家里的電臺再次被借用。

據劉人壽后來回憶（見陳邦本《“全能特工”劉人壽和他的妻子》）：“從1941年5月至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止，我遵照漢年指示，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1288弄1號3樓設專事向延安拍發戰略性重要情報的電臺，我擔任報務員兼譯電員。由住在二樓的國際友人漢斯希伯的夫人裘爾斯做掩護。她在一家外國醫生的診所當護士。”

這些“戰略性重要情報”自然包括上海情報科日籍情報員提供的眾多情報，包括蘇德戰爭爆發時間、日軍采取南進策略而非北進進攻蘇聯等等。

寫到這里，應該要對希伯和秋迪夫婦作一介紹敘述了。

漢斯·希伯、秋迪·盧森堡（裘爾斯）夫婦都是德共黨員、國際主義戰士。

希伯參加過北伐軍，與宋慶齡、巴林、史沫特萊、魏璐詩、耿麗淑、馬海德、路易·艾黎、甘普霖等人在上海一起從事地下工作，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后，他先后到過陜北、皖南、蘇北、山東等根據地，采訪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羅榮桓、陳毅等眾多中共領導人，對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過深入廣泛的報道。

據此，有些文章認為希伯還參加了八路軍和新四軍。

裘爾斯協助丈夫開展工作，采購醫藥及醫療器械支援中共，也深入過蘇北、山東等根據地，在日軍即將對山東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時，希伯不肯撤離，而讓妻子裘爾斯提前撤到了上海，這成為他們夫婦的永別。

在慘烈的大青山突圍戰中，“希伯實在跑不動了，在一塊大石頭旁吞了藥就倒下去了……”這是希伯犧牲的真相，他的翻譯也是這樣自我殉難的。

漢斯·希伯成為第一個犧牲在中國抗日戰場上的歐洲人。

后來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曾這樣評價過漢斯·希伯：“他是一名記者，卻是以一名戰士的身份在戰場犧牲；他是一名歐洲人，卻是在中國的抗日戰場上犧牲的。”

希伯犧牲時，裘爾斯正在上海掩護劉人壽發報。

直到希伯犧牲四年之后，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有關部門才與秋迪聯系上，把希伯犧牲的噩耗告訴了她。秋迪悲痛萬分，立即來到大青山，沖著希伯犧牲的地方呼喚著他的名字……離開沂蒙后，她獨自去了德國。”

“18年后，依然獨身的秋迪·盧森堡忍受不住對丈夫的思念，又萬里迢迢重返大青山，為希伯掃墓……1981年，年過六旬的秋迪又來了……她親手采了一束鮮花放在希伯的墓前，含淚告訴丈夫：‘我老了，走不了這么遠的路了，這恐怕是最后一次來看你了。以后不能來看你，你要原諒我！’”

秋迪這次告別沂蒙后，直至92歲高齡逝世，再也沒能回來。

潘漢年的失誤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進入了上海租界，裘爾斯家的電臺即停止了工作，中共在上海的秘密電臺仍有潘漢年系統的葉鐘英臺，劉少文系統的李白臺、鄭執中臺和楊建生臺、中共江蘇省委的李星峰臺、浦東游擊支隊的王光臺在繼續工作。

1942年夏，住在福熙村48號的葉鐘英已感覺到危險的臨近，因為“有時有陌生人來找人，有時是有人來問這里住的是什么人等等。最后日本鬼子的無線電測向車就停在馬路邊的弄堂口了。”

葉鐘英趕緊把這個情況告訴交通員喬犁青，“上級聽了我的匯報就立即叫我撤出，把我和我母親安排到一個傾向共產黨的人家暫住，地址是勞勃生路，即現在的長壽路大自鳴鐘附近。”

葉鐘英母女搬出此處后，電臺由張志申擔任報務員，組織上又安排孟述先、蘇利民夫婦通過正常的房屋轉租手續，住進這里掩護電臺，孟述先特意關照保姆，夜晚未經他的允許不能開門。

除此之外，還在張志申的房間里裝了警鈴，開關是一枚釘在孟述先夫婦房內墻上的釘子，為防注目，特意在釘子上掛了一件衣服。

只要樓下釘子一按，三樓張志申房間的警鈴就會發出警報。

新任報務員張志申是陜西富平人，1938年6月參加八路軍，次年進入延安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雖然他參加革命時間較短，但為人沉著機智，善于應變，警惕性高，他掌管電臺后，在木板夾墻的支柱中挖了一個能隱藏電臺的洞，每天發報完畢即將電臺藏進洞里后再將夾板恢復原樣，這個夾板旁邊又是一個放熱水瓶、水杯的案幾，外人無從察覺。

這些預防保護措施，在后來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拯救了張志申甚至整個密臺小組的生命。

葉鐘英撤離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保姆急切叫醒孟述先，隨之孟述先聽到一陣陣的敲門聲，蘇利民隨即摁下釘子，三樓正在發報的張志申發現警報，迅速熟練地將發報機拆卸后藏進洞里，恢復檔板，擺好水瓶水杯，熄滅電燈，將蒙燈的燈罩和窗前當作厚窗簾的毯子取下，一口氣完成后，躺在床上假寐。

日軍的便衣偵探在翻譯的帶領下，層層搜查，忙亂了半天，除了扯掉室外一根天線外，什么也沒有找到。

這種天線，當時有收音機的住戶幾乎都會裝一根。

如此驚險的一幕，張志申自然向喬犁青匯報，黃景荷得知后，趕到馬當路侯德華的住處，通知他緊急撤離。

侯德華二話不說，隨即收拾一下便撤離了住處，跟黃景荷轉乘公共汽車，來到康梯路（今建國東路）一個居民家中隱蔽起來。

他這一隱蔽就隱蔽了半年，直到有天大雪紛飛，“門口突然出現一個穿著入時、寬大的頭巾包得只露出眼睛的少婦，直往屋里走來”為止。

喬犁青通知張志申在原地再堅持幾天，張志申表示：“堅決服從決定，寧可犧牲自己也絕不損害組織。”

這個通知來自于潘漢年的決定，他認為從敵人搜查了附近好幾處房子這一情況看，敵人尚未鎖定電臺的準確位置，認為如果立即撤出，反而會暴露目標并累及擔任掩護任務的地下黨員，所以主張再觀察幾天再說。

從這幾天的觀望中，我們再次領略到張志申的機敏，葉鐘英繼續講述道：“有一天，我想去找那位男同志了解一下情況，走到杜美路，現在叫東湖路，看到他從對面走過來。當他走近我身邊的時候，朝我使了個眼色。我看到他使眼色，就估計有問題了。

我也沒吱聲，沒跟他打招呼，目光也沒有朝他看，而是掃了一下他的身后，看到有人跟著他。于是我就徑直走去，跟他擦肩而過，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到底怎么樣了，就站在杜美大戲院即現在的東湖電影院外面看海報。他可能也猜到我想知道情況，就又從我身后走過，輕聲地說：‘昨天晚上來了，你別說話。’聽了他這句話，我就慢慢地離開了那里，以后他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從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出，張志申在知道自己被跟蹤盯梢的情況下，至少做對了三件事：

一是使眼色示警，二是明白自己的同志想要了解情況，三是告知情況后不忘提醒對方不要開口。

鑒于張志申被跟蹤盯梢這一情況，電臺自然停止工作，喬犁青、張志申不久后即撤離上海，轉移到華中根據地，設在福熙村的電臺也就此終止。

這次的僥幸脫險，全賴張志申的巧藏電臺、被跟蹤盯梢時的機敏應變和孟述先的防護措施，而非潘漢年的判斷正確。

而上海情報科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因為潘漢年同樣的預判，遭受了一場幾近滅頂的無妄之災：佐爾格的東京拉姆扎小組被破獲后，東京警視廳后來發現了尾崎秀實與中西功等人有關聯的線索，于是順藤摸瓜，于1942年6月16日同時在上海和南京抓捕了中西功和西里龍夫，21天后，其他日籍情報員被捕。

在此緊急情況下，錢明三次向組織報警，但潘漢年、吳成方仍沒讓上海情報科的中方人員緊急撤離（哪怕是搬搬家），在僥幸心理的支配下，坐失了長達43天的撤退良機。

中西功、西里龍夫在被捕43天后，終于扛不住酷刑，招供了上海情報科的中方人員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是令人痛心的場面，除少數幾人得以幸免脫身外，大部分成員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被集中逮捕。

日本方面將此案命名為“中共諜報團案”。

鄭文道（程和生）為實現自己誓死保護組織和中西功的誓言，在被捕時跳警車，在審訊時跳高樓，英勇犧牲。

西里龍夫后來訪問中國時，特意到鄭文道跳樓殉難之地憑吊哀思。

葉鐘英在回憶她的撤離時說“1942年8月，組織上安排我和我母親坐輪船去新四軍根據地……（新四軍）北撤的時候……我是去山東的。以后就是跟著第三野戰軍一路打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