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唯一打三年游擊的師，兩政工干部授上將，原師長變節后為副科

1934年夏天，中央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消息傳來，南方各蘇區形勢驟然開始緊張。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處的湘鄂贛蘇區，北臨長江，地理位置重要，被國民黨軍視為必須拔除的“眼中釘”。1934年6月，國民黨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調集重兵，向湘鄂贛蘇區撲來。

面對嚴峻的局勢，湘鄂贛省委意識到，必須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隊，才能牽制敵軍，配合主力紅軍行動來保衛蘇區。因此1934年8月，在湖南瀏陽的深山中，以原紅十六師余部為基礎，補充平江、瀏陽等地的獨立團、營，正式組建新紅十六師。由徐彥剛擔任師長，陳壽昌擔任政委。從成立之日起，這支部隊就明白，自己這支孤軍即將面對極為艱苦的奮戰。

時間回到1934年1月，湘鄂贛省委機關所在地萬載小源失守。小源的丟失意味著紅軍沒有了穩固的后方，游擊活動更加艱難。到了6月，更大的危機來到了。

此時湘鄂贛省級機關和紅十六師主力約二千人向修水、銅鼓方向轉移。當隊伍來到到宜豐、奉新兩縣交界處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三個多師的包圍。這就是史稱“六七月事件”。這場戰斗異常慘烈，紅軍被沖散，最后僅剩約一個營的兵力。

負責指揮的師長高詠生率部向平江黃金洞方向突圍。6月14日被俘后逃脫，跌入修水桃樹港腳魚潭犧牲，年僅26歲。這一仗，紅十六師損失超過三分之二的兵力，僅有的一部電臺也損毀，他們從此與中央完全失去聯系。

時任湘鄂贛省委副書記傅秋濤帶領剩下的人員撤到平江縣黃金洞的深山里，但退入深山不等于放棄。紅十六師現在的困難是與上級失聯，部隊損失大半，士氣受挫，山外還有敵軍重重設防。省委書記陳壽昌和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召集剩余人員，冷靜商量著下一步行動。

他們此時明白在敵軍的四面包圍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是蘇區群眾。而經歷過秋收起義和平江起義的湘鄂贛邊區群眾基礎較深，陳壽昌和徐彥剛帶領干部翻山越嶺，走村串戶，動員青年參軍，保衛分得的土地。當地群眾也積極響應。

到1934年11月，情況徹底改變。新組建的紅十六師不僅恢復了元氣，人數更是猛增到五千多人，重新編滿了三個團。

同月，紅十六師在湖北通山一帶主動出擊，殲滅國民黨軍兩個營。然而在不久后的一場戰斗中，政委陳壽昌親臨一線指揮時，不幸中彈犧牲。

紅十六師在壯大之后，馬上引來敵軍猛烈的圍堵。1935年初，國民黨南昌行營調集兵力，由湯恩伯指揮，對湘鄂贛蘇區發動新一輪“清剿”。

這次湯恩伯改變策略，派出大批兵力沿山路和村鎮修筑密集的碉堡，計劃用層層封鎖的辦法切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系。把紅軍困死、餓死在山區。

為打破包圍，1935年6月，紅十六師兩個主力團約三千人，在師長徐彥剛率領下，向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鄂東南方向突圍。當部隊來到湖北通城麥市一帶時，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阻攔。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勢危急。

紅十六師決定趁夜色強渡修水河。但渡河過程變成一場慘烈犧牲。在敵軍密集火力下，很多戰士倒在冰冷的河水中。盡管部分官兵游到對岸脫險，但傷亡很是慘重。

徐彥剛帶著這支受損嚴重的隊伍在贛北山區轉戰。這次突圍失敗，紅十六師主力再次損失過半，陷入第二次低谷，但山區群眾的心依然向著紅軍。不久之后，徐彥剛在永修縣一處山村養傷時，被謀財害命的歹徒殺害。

時間來到1937年，這是三年游擊戰爭中最黑暗的時期。敵軍除了軍事上反復“清剿”，還在各處設立“招撫公署”，用各種方式勸降。長期在深山中與世隔絕的艱苦，開始消磨一些人的意志。這個時期，精神上的考驗有時比槍林彈雨更加嚴峻。

1937年1月，在湖北通城與崇陽交界的大山里，紅十六師內部發生激烈討論。時任師長方步舟主張集中兵力打出去，而傅秋濤則認為應繼續分散打游擊，雙方為此爭執不下。當時傅秋濤作為湘鄂贛省委代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是方步舟的直接上級。他隨后在省委會議上對方步舟進行了批評、撤職決定。導致了兩人關系的破裂。

幾天后，方步舟做出了改變很多人命運的決定。他竟帶著妻子、警衛等十幾個人趁著夜色下山，向山下的國民黨駐軍投降。他的這次變節給紅十六師帶來嚴重打擊，紅軍的活動規律、隱蔽地點、人員關系全部暴露。國民黨軍立刻讓他帶路，直撲紅軍常駐山區。緊接著，新任師長馮育云也動搖后叛變。

內部接連出事，敵軍步步緊逼，省委機關和剩余部隊的活動范圍被壓縮到極限，紅十六師經常一天轉移多個地點，焦慮和迷茫的氣氛在隊伍中迅速蔓延。

面對士氣低落的隊伍，省委代書記兼軍區政委傅秋濤和軍區政治部主任鐘期光挺身而出。在方步舟變節后，傅秋濤把剩下的主要干部和戰斗骨干召集到湖北通山一處叫徐家洞的山坳里開會。

當時會場氣氛沉重。身材高大的傅秋濤站在一塊石頭上，聲音不高卻字字有力。他說，現在我們很難，難到了極點。但大家想想，我們為什么在這里？如果我們退縮，那些送糧送信、甚至不惜生命的鄉親怎么辦？那些已經犧牲的同志，他們的血就白流了嗎？

他停頓片刻，語氣更加堅定：就算打到只剩最后一個人、一條槍，湘鄂贛的黨組織也不能散，這面紅旗絕不能倒！鐘期光緊接著逐個與干部談心，了解他們的實際困難。

隨后部隊被重新整編，組成若干精悍的游擊小隊，像泉水一樣滲進茫茫大山中。正是這種絕不低頭的精神，把一支站在懸崖邊的隊伍硬生生拉了回來。

紅十六師堅持在南方山林間打游擊的代價是不斷失去優秀同志。在殘酷的環境中，高級干部犧牲很多。在高詠生、陳壽昌、徐彥剛這些師長政委犧牲后，接任湘鄂贛軍區司令員的嚴圖閣因長期征戰、積勞成疾后于1936年冬天病逝。

而紅十六師參謀長一職，先后由魏平、郭子明擔任，兩人均相繼犧牲。政治部主任林瑞笙、黎申庚也先后犧牲在前線。鐘期光后來回憶，最困難時他一人承擔多項工作，偵察、籌糧、思想工作都要管，幾天幾夜不睡覺是常事。

國民黨軍的戰報曾多次宣稱已“肅清殘匪”，但過不了多久，紅軍的傳單又會在集鎮悄悄出現，游擊小組的槍聲依然在山谷中回響。那點星火，看上去很微弱，卻在凜冽寒風中始終燃燒，從未熄滅。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兩黨開始談判合作抗日。這個消息通過各種渠道，歷經艱難傳入了湘鄂贛深山。

秋天，中央派出的聯絡員歷盡艱辛找到了他們。根據國共達成的協議，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將改編為新四軍。這意味著南方紅軍將從土地革命轉向全民抗戰。

1938年1月，傅秋濤和鐘期光在平江縣嘉義鎮把堅持下來的游擊隊員集中起來。此時戰士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眼中卻透出百煉成鋼的堅毅。這支九百多人的隊伍被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傅秋濤任第一支隊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鐘期光任團政治處主任。這批歷經最殘酷考驗的骨干力量，告別戰斗三年的深山，開赴抗日前線，踏上救國新征程。

1955年，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傅秋濤和鐘期光均被授予上將軍銜。而當年變節的原師長方步舟，后來在國民黨軍中沒有受到重用，在解放戰爭后期，他率部起義。考慮到他復雜的經歷和后來的表現，組織決定不予追究，安排他到南京一家民政單位擔任副科長。

提及紅十六師那三年，中央領導后來曾說：他們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堅持斗爭，保存了力量，是很有成績的。這平實的一句話，為那段用生命與忠誠寫就的艱難歲月，作了深沉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