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平裝本首發暨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辦

11月27日，“從‘一般思想’到文明對話——《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平裝本首發暨學術研討會”于上海師范大學召開。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商務印書館聯合主辦，會聚三十多位專家學者，從世界史的視角討論如何延續思想史的研究之路，審視中國思想的歷史脈絡與跨文明對話的可能性。上海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陳恒，上海師范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人文學院教授董麗敏，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丹分別主持會議。

《中國思想史》為葛兆光教授學術奠基之作，以個人的觀察角度與理解視野，對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進行研究與描述。《中國思想史·修訂本》是葛教授時隔25年后精心修訂而成的全新版本，葛教授大幅度刪減文字、改訂結構、修訂正文、增加補注、規范注釋，使得這一全新修訂本體現了作者自初版25年來的治學進展，以及21世紀以來思想史方面的新資料、新發現，是為治思想史者必備的著作。

上海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陳恒。

首發式中，上海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陳恒致敬了葛兆光教授歷時25年的學術堅守，指出其著作從“專史”到“通史”的跨越，不僅是對學者綜合能力的挑戰，更承載了歷史敘事、價值觀與時代立場的深刻表達。他強調，通史編纂的意義在于以宏闊視野概括時代精神，其影響力將跨越代際，成為傳承文明的重要載體。同時，他感謝當前的時代對學術研究的推動作用，盡管環境變遷，學者對真理的追求始終通過學術成果得以彰顯。

商務印書館總編輯葉軍。

商務印書館總編輯葉軍表示，《中國思想史》是一位伴隨學人們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老朋友”，更是一位承載著新時代學術使命的“歸來者”。她強調，《中國思想史·修訂本》絕非簡單的再版，展現的是商務印書館一份厚重的文化責任和長久的學術傳承，更是葛兆光教授基于文化使命的深度淬煉與文明對話的再出發。一方面，葛兆光教授融會了新的學術思考與考古發現，對全書進行了精到的“瘦身”與“充實”，是一次思想的“時代淬煉”；另一方面，本書內置了更為開闊的世界史比較維度，踐行了“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學術理路，使得思想史研究成為理解人類文明多樣性與共通性的關鍵路徑，是一種文明對話視野的“自覺開啟”。此外，她預祝《中國思想史·修訂本》能持續參與全球范圍內關于中國思想、關于人類文明的對話，激發更多跨越文明邊界的對話。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以“越境之思”為題發表主旨演講，通過對思想跨界流動與變異的觀察，呼吁中國思想史研究打破傳統歷史疆界的限制，注意全球或區域視野下的思想史。他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闡述。第一，從歷史上看思想的跨界流動。葛教授以1905年德國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景教遺址發現的敘利亞文殘片作為引子，指出近年已經有中國學者指出，這是亞里士多德《范疇篇》，這說明早在9—13世紀，希臘哲學思想已通過景教傳播至高昌（今新疆）。他從這一事例想到，思想文化的跨界交流其實非常多也非常早。其二，葛教授提出，思想傳播與交錯的中心并非固定，而是隨歷史變化而移動的。如中古時代的西域是東西文明交匯的“地中海”，而15世紀后，東部亞洲的思想交流轉移至環東海南海區域。強調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傳統“王朝”或“帝國”，甚至現代國界的框架，關注思想史中心的空間移動與變化。其三，跨界流動中的思想變異。葛教授討論了思想在跨越國界時發生的變異。例如，佛教傳入中國、朝鮮、日本后出現各自的本土特色，摩尼教在福建霞浦的道教文書中傳承，“封建制”與“郡縣制”在中日語境中被賦予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思想的跨界不是簡單復制，跨界移動中的思想常常因為不同身份的人的傳播，加上本土文化背景的解讀而變異。其四，全球史視野下的反思與挑戰。葛教授贊同全球史對“聯系”的強調，但也提醒需注意傳統國家對思想的型塑與限制。他以包容差異的羅馬帝國與追求同一的秦漢帝國為例，指出東亞尤其是古代中國思想變異往往受政治文化的影響，不可以因為強調聯系而忽略國別。最后，他引用美國學者戴維斯《行者詭道》一書中討論的16世紀哈桑·瓦桑的跨界生涯與雙重信仰為例，提出思想史應關注跨界者的思想，關注思想的跨界流動和雙向視角，呼吁中國思想史與世界史學者加強合作，改變“無世界的中國史”與“無中國的世界史”的研究割裂。

新書揭幕（從左往右依次為：陳恒、顧青、韓東育、葛兆光、李劍鳴、梁展、王為松）

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

研討環節中，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以“帶一本書去孤島”喻《中國思想史》“常讀常新”的特質，其“重學不重文”的樸實文風與扎實考據，不加一句浮文和空論，深得讀者喜愛。這次修訂本的出版，兼具學術厚度與影響力度，社聯愿助推當代優秀學術成果的傳播。

商務印書館編審、原總編輯陳小文。

商務印書館編審、原總編輯陳小文認為葛兆光教授確立了“一般知識論的思想史”新范式。該范式突破了傳統思想史專注于精英“奇思妙想”的“獵奇”模式，轉而將一個時代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這一“常規之物”作為研究基礎與核心。此舉宛如讓璀璨的群星有了天空，艷麗的花朵扎根在大地。強調思想解釋必須基于具體歷史“處境”，并能在整體性的歷史進程中展現社會與民族的共同“命運”。這一范式轉換為思想史研究找到了更為可靠的基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梁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梁展表示，葛兆光教授的《中國思想史》以知識、思想和信仰三個關鍵面的描述，照亮了被傳統思想史研究于各個經典思想家之間留下的灰暗地帶，從而呈現出思想史本應有的層次感和整體感。他首先指出從思想史上看，一種文明的自我發現往往是以他者文明的輸入和接觸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只有在“復數”的文明被發現之后，自身文明才能被確認為是多種文明中的一種而已；其二，西方文明觀念的產生背后是啟蒙運動的理想觀念和社會革命意識形態所驅動的，因此其發展道路被看成是理性的、進化論的，相反，中國文明則常常被西方人看成是“停滯的”和“流產的”，如今這種西方中心論的中國文明觀被徹底顛覆了，實際上我們的文明較之于世界上任何一種文明形態具有一種連續性和整體性；其三，從中西文明的不同道路來看，文明本身從一種社會現實逐漸被確立為道德理想，19世紀的西方人進而依據歐洲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文明標準，它成為帝國主義對亞非拉國家實施殖民主義統治的知識工具。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劍鳴。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劍鳴認為，《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呈現了一種思想史的新寫法，不同于我們所熟知的哲學史和觀念史的模式，與歐美學界的“智識史”也不完全一樣。它把思想史與知識史、文化史結合起來，深入探討知識、思想和信仰的交錯而復雜的聯系，盡力平衡“來自下層的歷史”和“來自上層的歷史”，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史敘事下推至普通人，另一方面又從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精英思想，提供了一種復雜、立體、豐滿而非線性的思想史敘事。這本書還展示了復雜紛繁的思想世界是如何轉化為條暢而清晰的思想史的，帶有某種“元史學”的意味。這本書的理念和框架形成于20多年以前，今天讀來依然新意撲面。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學術意義，就是它重新界定了何為“中國思想史”。

東北師范大學東亞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韓東育

東北師范大學東亞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韓東育指出，《中國思想史·修訂本》的核心貢獻在于其提供了清晰的學術之“法”，即系統性的研究方法與規則，為思想史這一艱深的學術領域提供了可循路徑。他特別強調了書中“一般思想史”視角所具有的“人民性”維度，以及跨越文、史、哲的廣博知識結構。韓教授還就中國思想中“道”與“術”的關系、官方思想與民間理解的差異等議題進行了探討，認為葛兆光的著作為理解中國人如何思考問題提供了經典范式。

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雷啟立。

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雷啟立表示，《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在學術上突破了傳統思想史的概念、人物為主體的寫作框架，將社會知識、民間信仰，甚至占卜等材料納入研究范疇，有很大突破。而且葛先生的寫作，文風機智靈動，很多地方既如師生同儕對話，又仿佛是自省自語，如切如磋，引導讀者共同思考。此外，他從思想傳播的視角展開，進一步探討了思想傳播的物質維度——書籍的制作、流通乃至誦讀方式，就是塑造思想力量的關鍵環節。他指出書中精英與民間文化的融合，以及印刷技術變革對思想傳播的影響，體現了對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思考。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向榮。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向榮指出，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突破傳統精英框架，引入年鑒學派視角，將普通人信仰納入考察，實現“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其突出長時段視角，揭示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雙向融合，并重估安史之亂至宋代轉型：文明重心由城市向鄉村沉降，道德秩序自上而下滲透，重塑漢族生活統一性。他認為，這一論述與同期基督教從地中海沿岸城市向西北歐廣大鄉村傳播形成跨文明對照，彰顯了葛教授大視野與方法論創新。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顧云深。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顧云深指出，在當前思想史研究依然充滿活力的背景下，這本《中國思想史》以其宏大的國際視野和對中國傳統學術素材的深刻把握，成功回答了“何為思想史、如何寫思想史”的核心問題。他特別贊賞該書的問題導向與平實流暢的文體，認為其擺脫了以人物生平羅列為主的傳統范式，致力于思想觀念的分析與脈絡梳理，使得著作不僅專業深刻，而且極具可讀性，這是其出版20余年來經久不衰、影響跨越多學科領域的關鍵原因。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洋。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洋指出，20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多個領域出現了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轉向，在中國史和歐洲史領域均是如此。在上古史領域，表現為綜合考古學、古文字與文獻史料重新評估上古歷史；在藝術史領域主要從審美分析轉向將藝術作品作為歷史史料，從中解讀當時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在思想史領域則從以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和經典文本為主要對象轉向追尋這些思想的歷史語境和作為精英思想底色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這種轉向在西方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在中國則以葛老師的《中國思想史》為標志，兩者都致力于書寫真正“具有歷史特征”的思想史，并因此而創造了新的經典。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鄧安慶。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鄧安慶認為，葛兆光教授成功地將中國的一般地方性知識、思想與信仰系統，帶入普遍性思想的進程，實現了黑格爾所贊譽的一個民族的偉大思想是“把本民族帶往世界歷史進程”之大任。尤為關鍵的是，葛教授通過聚焦“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妥善處理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個人思想智識與時代普遍思想意識之間的張力關系，通過把一般“知識”產生中的“思想”（精英思想）與“民間信仰”的相互奠基和促成，展開為真實“思想史”進程，為理解“思想史”區別于“知識史”和“哲學史”提供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清晰的范式，為克服哲學形而上學傳統，在時間性（長時段）的歷史事件進程中開創一種適宜于歷史學的思想史書寫做出了表率。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燕。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燕表示，通史很難寫，但通史不可缺，在文明對話中，這種帶有貫通性的視野尤為重要。同時，《中國思想史》的寫作，也可以看成是作者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變化的學術思想的對話，《修訂本》則又包含了該書出版后25年來作者的持續對話與思考。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宏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宏圖表示，《中國思想史》在學術上具有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通過研究對象的轉換和書寫方式的革新，為“什么是思想史”這一根本問題提供了中國學者的定義，解決了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認同難題；二是成功實現了思想史的“歷史化”轉向，將研究視野從精英文本拓展至一般思想，從而在邏輯化與歷史化之間建立起有效平衡。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郁振華。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郁振華以“作為人文學事業的思想史寫作”為題，對全球范圍內出現的唱衰人文學之勢做出回應。他指出，人文學的根本使命在于開辟一個價值界，并在族類（物種）、社群（特別是國家）和個體三個層面上捍衛人的尊嚴。《中國思想史》直面后現代史學挑戰，以“求真”為基石，貫徹史學邏輯，在精英和經典之外，關注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作者敏感于思想史的“空白處”，重視思想史的研究“減法”，描繪了中國心靈從傳統向現代曲折轉進的恢宏歷史畫卷，彰顯了人類基本價值，展示了批判的鋒芒。出版這樣厚重的思想史著作，是對唱衰人文學時風的有力反駁。

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歷史學系教授孟鐘捷。

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歷史學系教授孟鐘捷結合自身研究，分享了重讀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的體會。他表示該著作展現了卓越的平衡感，即同時關注精英與一般思想、中心與邊緣觀念、新生思想與被遺忘的內容，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路徑。他還談到正參與的全球思想史編撰工作，認為葛兆光的方法在分析概念跨國流轉、語義轉化與本土化等議題上擁有廣闊的推進空間。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章益國。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章益國圍繞思想史表達了三點感受：首先，“思想史是人文學科的皇冠”，思想史在中國具有“有界無邊”的特點，雖難以明確定義，卻因其宏闊視野而居于中心地位；其次，《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堂廡特大，提供了豐富歷史細節；最后，他強調思想的價值往往需經“隔代較量”方能彰顯，期待《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可以成為后代常讀常新的經典。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范鑫。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范鑫指出，該書的核心方法論——“脈絡”思維，是理解中國思想特質并向世界闡釋的關鍵。他認為，葛兆光教授通過追尋思想“前后相續的脈絡”，真正觸及了思想的動態傳承。他將此方法與西方思想史主流范式進行比較，認為“脈絡”說有效避免了概念史的“碎片化”和劍橋學派“進得去出不來”的困境。《中國思想史》所揭示的中國思想在連續性、斷裂中的延續性以及對外部沖擊的創造性轉化這三個特點，為思考如何在全球視野下把握思想流動、書寫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范式。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指出，《中國思想史》以“一般常識事件”切入，讓理與氣、格物致知等抽象命題下沉到古人日常經驗，把蕓蕓眾生接入思想史，用向下的視角重建思想的發生邏輯。本書文學性與作者性兼具，使思想史首次成為“有體溫的平民史詩”。此外，她也期待作者徹底卸下精英包袱，推墻翻土，用“思想史小紅書”締結大眾空白，為中國學術再創范式。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岳秀坤。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岳秀坤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在清華園課堂上聽葛兆光教授講課時的情景，并表達了閱讀本書的感想。他認為本書研究對象實際上囊括了“終極依據”“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精英思想”三個層次，歷史連續性借由三者互動關系的展開而得以證實。此外，他認為本書以戰國、宋代、晚清為節點，在1895年收束十分恰當，完整回答了傳統中國思想的特性這一大問題。接下來如轉入現代中國思想特質的探討，則可能需要上溯至明代中葉，這已是另一個議題了。

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研究員翟墨。

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研究員翟墨結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出，文學研究常聚焦于文體、流派等內部范式，易忽視文學對外部時代核心議題的回應。《中國思想史》將類書、蒙書、小說、唱詞等納入思想史資料，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此外，作為年輕學人，翟墨特別贊賞了該書的精美設計與卓越工藝，如不透墨的紙張、可平攤的裝訂等細節，認為優雅的載體與深刻的思想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閱讀體驗。

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期刊社社長洪慶明。

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期刊社社長洪慶明指出，傳統的思想史僅注重對名家及其經典文本進行哲學或美學式的解讀，使得一部思想史猶如一座“萬神殿”。《中國思想史》突破這種精英譜系，體現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降從傳統的思想史向“思想的社會史”演進的最前沿趨勢。它引入了社會史視角，將經典文本與大眾氛圍、時代環境并置，關注的是“時代思想氣候”，實現了材料與關懷雙重擴容；同時獨創“思想時機”敘事，以五德—天道—全球化三時段揭示中國時間感知遞變，并把蒙元以后議題納入全球史，為跨文化比較提供新范式。他呼吁繼續推進普及，讓精英與大眾文化相互滲流連接。

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向教授姚云帆。

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向教授姚云帆分享了研讀《中國思想史》的三點學習心得，闡述了《中國思想史》包含了三個思想時機，主導了全書的分期邏輯。通過時間感知模式的不同，葛兆光先生將本書分為“氣運”為中心的中國思想形成期，“天道”為中心的思想演化穩定性，和后天道時代全球思想和中國思想交融期，最終形成一條針對整個中國思想發展歷程的時間脈絡，展現出一種“歷史的先驗性”；這種寫法不同于西方思想史以“言說”和“話語”為中心的書寫模式，繼續了司馬光“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時間意識，對于從全球視野研究思想史具有啟發性。

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

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在最后總結中介紹道，《中國思想史·修訂本》的印刷和用紙對標國際領先技術和標準，精裝和平裝并行，以優質的印制工藝凸顯學術的價值，旨在讓“中國學者也享有一本精美的書”。顧青強調，出版方將持續推進多版本、多形態傳播，并期待葛老師未來再次修訂，使經典隨時代常新。

上海師范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人文學院教授董麗敏。

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丹。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