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輟學考上北大，24歲葬八寶山，撒貝寧含淚致悼詞

2003年9月2日，北京八寶山菊廳，一場罕見的學生追悼會讓整個北大陷入沉痛。葬禮上，央視主持人撒貝寧數度哽咽，淚灑現場，北大校方高層也紅著眼圈致悼詞。這不是國家領導人的喪禮，也不是科研泰斗的謝幕，而是送別一位年僅24歲的普通女學生。

她的骨灰被破例安葬于八寶山，這是共和國烈士與杰出貢獻者才有的待遇。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為何擁有如此高規格的告別儀式？她短短24年的人生，又是怎樣一步步走進北大，又一步步走向生命終點的？她是誰？她又做了什么？

1979年10月6日，湖南醴陵，一個靠賣米過活的山村傳來嬰兒啼哭聲。這個女孩叫張培祥，家里窮得叮當響，父親常年生病，母親癱瘓在床，還得照顧剛出生的弟弟。

她5歲就開始干農活，10歲那年第一次輟學。那時父親病情加重，家里實在拿不出學費，只能忍痛讓她退學幫忙種田。她不哭不鬧，第二天就背起鋤頭下地干活。只是，每當看到村里孩子背書包去學校，她總是默默地望著他們，眼神里寫滿不舍。

她的姑姑心疼這個孩子，把她接到家里讀書，靠賣掉家中唯一的大肥豬，供她繼續上小學。這次機會，她牢牢抓住。從此以后，她幾乎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

12歲，她以全校第一考入醴陵一中。這所學校是湖南省重點中學，能進去的都是尖子生。但學費難題又來了，父母東拼西湊供她讀了一學期，實在頂不下去了。她又差點輟學，是堂叔和校長幫她轉學到條件稍差但學費低的醴陵四中。

高二那年，家里再遭重創。父親結石病復發，母親乳腺癌手術，家里入不敷出。她默默離開學校，跟村里人一起去深圳打工。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哪怕是最疼她的老師。

在那家工廠里，她每天干12小時流水線，晚上還會把高中課本拿出來復習。宿舍的女孩嘲笑她裝清高，她不理，只管默默看書。

羅定中校長得知她輟學后，四處打聽，終于4個月后找到了她。他在電話里只說了一句話：“回來讀書，費用我來想辦法。”張培祥抱著電話，沉默了很久，然后坐上了回校的火車。

1997年，她用4個月補回了落下的學業，參加高考，以株洲市文科狀元、湖南省第五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

全村沸騰了。那天她收到錄取通知書，躲進屋里哭得眼睛通紅。她說，這不是悲傷，這是一種終于有出路的釋放。

她帶著全家人湊的1000塊錢北上求學，開始了她人生最光亮的時光。在北大，她成了“飛花”。這不是浪漫的名字，是她的筆名。她寫紅樓夢評論、寫小說，作品在論壇上瘋傳。《賣米》一文更是感動無數人，被選入《當代》雜志，后來還傳出要進小學語文教材。

她不僅寫文，還在電視臺兼職寫劇本，幫湖南臺策劃節目。甚至親自上臺主持，節目播出后全省熱議，大家都說她是下一個撒貝寧。

她沒再向家里要過一分錢，反而每個月都寄錢回家，給母親買藥、給弟弟交學費。她還帶家人第一次坐火車、看電視、用洗衣機。她說：“我再苦，也不能苦爸媽。”

2003年5月，張培祥突然發高燒、流鼻血。校醫懷疑是非典，緊急送醫檢查。結果出來時，所有人都震驚了——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她沒有告訴父母和弟弟。她怕影響弟弟高考，更不想讓父母擔心。她只告訴舅舅，讓他保密。她向所有人微笑，只有夜里一個人躲在醫院的被窩里偷偷擦淚。

即使在病床上，她還在翻書、寫文。她說：“我從小就吃苦，命運沒打敗過我，這次也不會。”醫生說她是他們見過最樂觀的病人。

6月，她寫下最后一篇詩稿：《冷月千年猶有淚，殘芳一笑便成塵》。8月27日晚9點，張培祥停止了呼吸。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24歲。她臨終前留了兩個愿望：一是希望爸媽能帶她坐一次飛機回家；二是她的骨灰能一半留在北京，一半回到家鄉。

北大為她破例，在八寶山菊廳舉行追悼會。撒貝寧在致悼詞時幾度哽咽。曲三強院長親自寫下墓志銘。八寶山，這原本只屬于國家英雄的地方，如今多了一位農家女的名字。

她的父母抱著她的骨灰“坐”上了人生第一趟飛機。飛機降落那一刻，父親哭得不能自已。他親手在山上為她修了一座“懷念亭”，每天都去坐坐，跟她說說家里的事。

她的弟弟考上大學，成了公務員；她的母親還穿著她買的保暖內衣；她的父親每次收到稿費都淚流滿面，說：“她走了，還在養家。”她的作品陸續出版，《大話紅樓》《飛花讀紅筆記》《紅樓十日談》等成為暢銷書。她翻譯的外國作品也被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

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卻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拼出了一個奇跡。沒有人天生強大，中國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的孩子，扛著命運的風雨，只為不辜負讀書的機會。

她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才華不是炫耀，而是默默踏實地走出泥濘。她的堅強，是這個時代最打動人心的力量。她用24年，走完了別人三輩子的路。她的名字，叫張培祥。

張培祥的故事，是一部現實版的《紅樓夢》。沒有富貴命，沒有好運氣，只有不認輸的心和不低頭的韌勁。她用生命告訴我們，只要肯努力，哪怕出身再苦，也能開出最燦爛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