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上海為官，1952年被撤職，1980年恢復名譽

上海弄堂里傳過一陣清脆的算盤聲，兩只手兩把算盤，嘴里還招呼客人，賬不差，人不得罪，這是十六歲的顧準。弄堂口的老茶客說，這娃將來要么把銀行買下來，要么被銀行趕出去，兩種都說中了，只是中間隔了四十年。

潘序倫的會計事務所當年招學徒，圖的是廉價勞動力，沒想到撿到一個能把復式記賬玩成花活的腦袋。顧準把洋人的借貸平衡表拆成中國掌柜聽得懂的“進出水銀賬”，再拼回去，一分不差。1935年，上海銀行公會請他給七家銀行做統一會計制度，他順手把“應收賬款”細分成“電匯”“信匯”“票匯”，讓跑街先生再也藏不了壞賬，一時驚動外灘。有人背后嚼舌：毛頭小子動老先生的奶酪，遲早吃虧。顧準沒聽見，聽見了也當耳旁風，他正忙著把算盤珠子撥成戰前上海的脈搏。

算盤聲停在日本人的轟炸里。1937年，他賬簿一合，加入新四軍，管后勤賬，也管槍炮賬。戰友回憶，部隊打欠條買糧食，他能把“借小米一百斤”寫成“今欠群眾粗糧一擔，息零”，既不讓老鄉吃虧，也不給敵人留把柄。槍炮聲里，他順手給共產黨練出一套“戰時供給會計”，后來華東野戰軍打進上海，接管大城市的錢袋子，用的就是他的表格。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炮聲剛歇，顧準穿著舊軍裝踏進外灘23號——原中國銀行大樓，掛牌“上海市財政局”。沒人比他更熟悉上海的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租界銀行留下的洋賬、青幫控制的銀樓、小市民藏在床底下的金圓券，全得歸攏到人民政府的賬本上。他三天睡十個小時，起草《上海市稅收暫行條例》，把“苛捐雜稅”砍成九種，留下“工商稅”“所得稅”“印花稅”，再按行業大小分等級，小攤販交一塊，大紗廠交一萬，條文本子送到陳毅市長桌上，陳老總拍板：就按這個來，上海不能死，也不能亂。那年上海財政收入比上年翻一番，物價沒蹦高，顧準的名字在華東局內部通報里出現一行：財經工作最得力的干部。

可好日子只到1952年。三反五反，打老虎，顧準成了老虎。檔案里寫得隱晦：“堅持稅收中性，忽視階級斗爭”，翻譯過來就是：他主張做生意就該交稅，不管老板是地主還是工人。會上有人喊“顧準用財政手段保護資產階級”，他回一句“稅是國家的，不是哪個階級的”，當場被擼掉烏紗帽。此后二十二年，洛陽水泥廠、贊皇土高爐、商城干校，一路往南貶，算盤換成鋤頭，賬本換成檢討書。

最苦的時候，他偷偷在煙盒背面畫表格：橫軸是時間，縱軸是物價，一條曲線偷偷往上爬，像野草頂開石板。1962年，他在商城牛棚里寫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手稿用糨糊粘住，塞進《資本論》硬殼里。文章說，只要還得用鈔票買鹽，商品經濟就繞不開，社會主義也得講成本、講利潤。那年頭，講利潤就是講資本主義，他偏要講，還講得頭頭是道。后來于光遠回憶，1975年他在社科院地下倉庫翻到這本“毒草”，拍桌子：這人比咱們早覺悟十年！

1974年12月，北京朝陽醫院病房，顧準咳得直不起腰，枕邊還攤著《希臘城邦制度》的校樣。護士偷偷給他帶了一小罐蜂蜜，他舍不得吃，用塑料皮封住，托人帶給妹妹：“我欠她一塊糖。”死后整理遺物，內衣口袋掉出一張紙條，鉛筆寫的：“怕什么？真理最大。”沒有抬頭，沒有落款，像給自己壯膽，也像給后來的人遞火。

1980年，平反通知書送到陳楓手里，薄薄一張，蓋著財政部公章。陳楓沒哭，只說了句：“我哥早就不需要這張紙了。”確實，顧準的思想已經提前溜出體制，在安徽小崗村的紅手印里，在深圳蛇口的第一聲炮響里，悄悄發芽。2015年，吳敬璉、厲以寧、周其仁聯名倡議設立“顧準經濟學獎”，頒獎詞寫得克制：“紀念一位在黑暗中仍守住燈火的人。”

今天翻開上海舊檔案，還能找到1949年那份《稅收暫行條例》的復本，紙張發黃，字跡清晰。條文背后，那個兩手打算盤、一心想給城市找條活路的年輕人，好像還在外灘的晨霧里噼啪撥珠。只是黃浦江水換了幾茬，江面不再飄金圓券，飄的是自貿區的新文件。偶爾有老銀行退休職工跟孫子吹牛：當年上海灘最會做賬的，姓顧，可惜命不好。孫子刷著手機，頭也不抬：命不好？人家把賬算到幾十年后了，誰活得長，誰才是贏家。